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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的内核
作者：格雷厄姆·格林
内容简介
 《命运的内核》是格林对命运的探讨，穷尽了一个人在命运中会经历的一切考验：爱情、 婚姻、家庭、事业、责任、怜悯、信仰。人性中那些美好的部分，又是如何毁灭一个人的 。 二战期间，英属西非殖民地善良正直的警察副专员斯考比，为送妻子去南非度假，被迫向一名叙利亚奸商借债。在妻子离去之后，出于怜悯，他和从海难中生还的女子发展出一段恋情。在商人威胁利诱，以及责任和信仰等情感的折磨下，最终导致斯考比一步步走向了不可挽回的结局。 《命运的内核》是我写得最好的作品。这部小说有着某种腐蚀性的东西，因为它过多触动了读者内心薄弱的部分。格雷厄姆格林 

第一卷 第一部 第一章
<h4>一</h4>    威尔逊坐在贝德福德旅馆的阳台上，裸露出来的白里泛红的膝盖顶着铁栏杆。这是一个星期日，大教堂的钟声叮叮当当地响着，招呼人们去做晨祷。在邦德街的另一边，穿着深蓝色运动罩衫的年轻的黑人姑娘们坐在中学临街的窗边，正在进行一项似乎永远也做不完的工作：想个法子把她们的金属线般刚硬的头发卷起来。威尔逊捋着他前不久才蓄起来的上须，一边等着自己要的杜松子酒，一边梦想着。  他对着邦德街坐着，脸侧向一边，望着大海。从他白皙的皮肤可以看出，他从大海那边来到这个港口该是多么新近的事，他对街对面的女学生缺乏兴趣同样也说明这一点。他好像晴雨计上的一只落在后面的指针，在它的同伴早已移向“风暴”之后，自己却仍然指着“晴朗”。阳台下面的街道上，一些黑人职员正向教堂走去，但是他们穿着湛蓝和鲜红色的亮丽夺目的午后礼服的妻子们一点也没有引起威尔逊的兴趣。阳台上，除了一个留着大胡子、裹着头巾、向威尔逊招揽给他算命的印度人以外，就只有威尔逊一个人：这不是白人到旅馆来的时刻——他们现在都在五英里外的海滩上，但是威尔逊还没有汽车。他感到自己几乎无法忍受孤寂。学校两边的铁皮屋顶都向大海一边倾斜着，当一只秃鹫落下来，威尔逊头顶上的波纹铁皮就发出一阵哐啷哐啷的响声。  从停泊在港口的一支商船队里走下三个高级船员，沿着码头踱了过来，立刻有一群戴着学生帽的小男孩把他们围住。小孩们像唱儿歌似的反复喊着一句话，隐隐约约地传进威尔逊的耳朵里：“船长要基格基格[1]吗？我姐姐是漂亮的中学女教员。船长要基格基格吗？”大胡子印度人望着写在信封背面的几个计算式紧皱着眉头——是占星术的公式还是计算花销的数字？当威尔逊低头再向大街望去的时候，几个船员已经从孩子们的包围中冲出来了，可是，这群小学生又把一个没有结伴的水手簇拥起来。他们像打了胜仗似的领着他向警察局附近的一家妓院走去，好像是在送他去托儿所。  一个黑人仆役拿来了威尔逊要的杜松子酒，威尔逊一口一口地慢慢呷着，因为他没有别的事可做，除非回到他那间肮脏、闷热的房间里去读小说——或者读一首诗。威尔逊很喜欢诗，但是他只是暗地里啜饮着，仿佛在服一剂什么药水。不论走到什么地方，他总是随身带着《黄金诗库》[2]，不过只有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才一小口一小口地品尝——饮一口朗费罗，再喝一口麦考莱和曼甘[3]:“继续诉说吧，如何才华虚掷，被出卖的友情，爱情中遭尽戏弄……”威尔逊欣赏的是浪漫主义的诗篇。为了装点门面，他手边总有一本华莱士[4]的作品。他热切地希望自己在表面上没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他蓄着胡须就像系着某个俱乐部的领带一样——这是表示他是一个普通人的最好的标志，但是他的一双眼睛却泄露了秘密——一双棕色的小狗似的眼睛，一只雪达犬的眼睛，这双眼睛这时正忧郁地凝视着邦德街。  “对不起，”一个声音说，“你是威尔逊吗？”  他抬起头来，看见一个中年人。他穿着人人必穿的卡其短裤，生着干草颜色的长睑。  “是的，我就是。”  “我能坐在你这张桌子吗？我是哈里斯。”  “欢迎你，哈里斯先生。”  “你是非洲联合公司新派来的会计吗？”  “是的。喝一杯酒吗？"  “我想喝一杯柠檬汁，如果你不介意的话。中午我不能喝酒。”  印度人从他的桌子边站起来，满怀敬意地走过来说：“您记得我，哈里斯先生。也许您愿意同您的朋友讲讲我的才能，哈里斯先生。也许您这位朋友愿意看看我的这些介绍信……”一沓肮脏的信封始终攥在他的手里，“都是来自社会名流。”  “走开。快滚，你这老骗子。”哈里斯说。  “你怎么会知道我姓什么？”威尔逊问。  “在一份电报上看到的。我是电报检查员，”哈里斯说，“这个鬼工作！这个鬼地方！”  “我在这里就看得出来，哈里斯先生，您已经交了好运了。如果您肯同我一起到浴室里待一小会儿……”  “滚开，甘加丁[5]。”  “为什么要到浴室？”威尔逊问。  “他总是在那里给人算命。我想也许那是唯一没人打扰的地方。我从来没想到问他这个。”  “在这里待了很久了吗？”  “待了他妈的十八个月了。”  “很快就该回家了吧？”  哈里斯越过铁皮屋顶凝望着港口。他说：“船去的方向都不对头。但是只要我一回到家，你就再也不会在这里看到我了。”他把声音压低，一边喝柠檬汁一边恶狠狠地说，“我恨透了这个地方。恨透了这里的人。恨透了这些讨厌的黑鬼。不能这么叫他们，你知道。”  “我的佣人似乎还过得去。”  “谁的佣人都过得去。那些人是真正的黑人。可是这些人，你看，你看下边那个戴羽毛披巾的人，他们连真正的黑人也算不上，都是些西印度群岛人，海岸一带都被他们霸占了。商店的职员也好，市议员也好，文职官员也好，律师也好——我的上帝。在保护领地倒没有什么。我对真正的黑人没有任何意见。上帝给了我们不同的肤色。可是这些人——噢，我的上帝！政府害怕他们。警察局害怕他们。你看看下边那个人，”哈里斯说，“看看斯考比。”  一只秃鹫扇动着翅膀，在铁皮屋顶上走动了两步；威尔逊的目光投向斯考比。他顺着这个陌生人的指点，不怎么感兴趣地望过去，他觉得这个单独走在邦德街上的身材粗矮、头发灰白的人并没有特别引人注意的地方。他不知道这是一个人永远也不可能忘记的时刻之一：记忆已被刻上一个小小的伤疤，只要几件事情同时出现，这伤口就要发疼——中午杜松子酒的酒味、阳台下的花香、波纹铁皮屋顶的叮当响声，一只丑陋的大鸟拍着翅膀移到另一个栖息的地方。  “他非常喜欢他们，”哈里斯说，“还跟他们睡觉呢。”  “那是警察制服吗？”  “是。我们的警察大军多么伟大！‘失去了他们就永远无法找到’[6]——知道这句诗吗？”  “我不读诗。”威尔逊说。他的目光随着斯考比在这条沉浸在阳光里的街道上移动着。斯考比停下来同一个戴白色巴拿马草帽的黑人谈了几句话；一个黑人警察从他身边走过，非常洒脱地给他敬了一个礼。斯考比继续走下去。  “说不定他还接受叙利亚人的贿赂，要是能知道实情的话。”  “叙利亚人？”  “这里是个地道的巴别塔[7]，”哈里斯说，“西印度人、非洲人、真正的印度人、叙利亚人、英国人，在市政建设局工作的苏格兰人，还有爱尔兰传教士、法国传教士、阿尔萨斯的传教士。”  “叙利亚人在这里干什么？”  “赚钱。内地的所有商店都是他们开的，这里的商店大部分也都是他们开的。他们还做钻石生意。”  “我想这里钻石很多吧。”  “德国人出的价钱很高。”  “他的妻子不在这里吗？”  “谁？噢，你是说斯考比。当然了，就在这里。如果我有这么一个老婆，说不定我也要去跟黑人睡觉。你不久就会见到她。她是这里的知识分子，喜欢艺术、诗歌，还为船只失事的海员举办过艺术展览。你知道这类东西——飞行员写的充满异国情调的诗啊，轮船司炉画的水彩画啊，教会学校学生的烙画啊，等等。可怜的老斯考比。还要喝一杯杜松子酒吗？”  “再喝一杯吧。”威尔逊说。  <h4>二</h4>    斯考比走过市政厅，拐进了詹姆斯街。市政厅这所建筑连同它长长的阳台总是使他想到医院。十五年来他看见一个又一个的“病人”走了进去，一年半之后，一部分“病人”被遣送回国，个个面色苍黄、神经紧张，另外一些人则填补上他们的空缺——殖民厅厅长、农业厅厅长、财政厅职员、市政建设主任。他一个不漏地观察着这些人的体温记录表——第一次毫无道理地发脾气，酗酒，一年来一直宽容默许而突然间又坚持起原则来。黑人职员们来往于各个办公室，好像医生在伺候病人，即使挨了骂也总是赔着笑脸、恭顺有礼。病人总归是有理的。  转过墙角，在一株老木棉树前面——最早的殖民者在登上这块不友好的海岸后第一天就聚集在这里——矗立着法庭同警察局的楼房，一幢像一个软弱无力的人在虚张声势的庞大的石头建筑物。在这个硕大无朋的空壳子里，人们像干果核一样在走廊里发出哗啦哗啦的声音。没有谁能够适应这样一种卖弄夸张的设计构思，但是幸而这种构思只有一间屋子的进深。在后面的狭窄、阴暗的过道里，在审讯室和牢房里，斯考比总是觉察到人类的粗俗和不公正——散发出一股动物园的气味：锯末、粪便、氨水的气味，而且缺乏自由。这所房子的地板每天擦洗，但是这种气味却永远也去不掉。犯人也好、警察也好，衣服上都带着这种气味，就像吸烟的人身上总有一股烟味一样。  斯考比走上宽大的台阶，转身向右，沿着室外的遮阳走廊进了自己的办公室：一张桌子，两把硬靠背椅，一个柜橱，几副已经生锈的手铐像旧帽子似的挂在墙上，一个公文柜。在陌生人的眼睛里，这是一间空荡的、极不舒适的屋子，但是对斯考比来说，这却是一个家。别的人都是通过积累而建立“家”这一概念的——新购置的一幅画、越来越多的书籍、一个形状奇特的镇纸、不记得在哪个休假日为了什么原因买的一个烟灰缸；斯考比却通过逐渐减少而建立起自己的家来。十五年前他刚刚在这里安身的时候，什物用品要比现在多得多。这间屋子曾经摆过他妻子的照片、从市场买来的发亮的皮靠垫、一把安乐椅，墙上还曾挂着一张这个港口的彩色大地图。地图后来被年轻的同事借去了：反正他也不需要了；就是闭上眼睛，这块属地的整个滨海地区也能清清楚楚地浮现在他的脑子里：从库发海湾到梅德利镇是他经常巡逻的路线。至于靠垫同安乐椅，他买来不久就发现，在这个闷不透风的地方，这类舒适品只意味着增加热度。只要身体的某一部分接触到其他东西或者被遮盖起来，汗珠马上就淌出来。最后，因为他的妻子已经来到身边，照片也变得不必要了。在谣传战争要开始的头一年她就到了他这里，现在她想走也走不掉了；潜水艇击沉船只的危险把她也变成跟墙上挂着的手铐相同的一件固定的装置了。此外，这是她很早以前的照片，他已经不愿意再回忆起她当时那张尚不成熟的脸、懵然无知的温顺和恬静的神情，以及听从摄影师摆布张着嘴憨笑的样子了。十五年的时光使人的面孔定了型，温顺随着阅历渐深而消退，他一直非常清楚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领路的人是他自己：她的生活道路是他亲自为她选择的。是他塑造了她今天的面貌。  他在自己的一张空无一物的桌子旁边坐下，几乎与此同时，他的门德族[8]巡佐就在门口咔嚓一声立正行了个礼。“长官！”  “有事要报告吗？”  “专员要见您，长官。”  “案件记录里有什么事吗？”  “有两个黑人在市场上斗殴，长官。”  “因为争风吃醋？”  “是的，长官。”  “还有别的吗？”  “威尔贝弗斯小姐想要见您，长官。我告诉她您在教堂，叫她过一会儿再来，可是她不走。她说她就要待在这儿。”  “是哪个威尔贝弗斯小姐，巡佐？”  “我不知道，长官。她是从沙尔普镇来的，长官。”  “好吧，等我见完了专员再同她谈。但是我不想再见别的人了，知道吗？”  “好的，长官。”  斯考比穿过过道走向专员办公室的时候，看见这个黑人姑娘一个人坐在一张长凳上，倚着墙。他只望了一眼：他只模模糊糊地看到一张年轻的非洲人的黑色的脸，一件颜色鲜艳的棉布衫，接着她就完全从他的头脑里消失了。他拿不定主意自己该同专员说什么。整个一星期，他的心里一直想着这件事。  “坐下吧，斯考比。”专员是一位五十三岁的老人——年纪是根据一个人在殖民地工作的年限计算的。专员有二十二年的资历，是这里年纪最老的人，就像总督虽然已经六十岁，可是同任何一个在殖民地工作了五年的地方官员相比仍然算个小伙子一样。  “这次任期满了，斯考比，”专员说，“我就要退休了。”  “我知道。”  “我想谁都知道了。”  “我听见别人谈论过这件事。”  “但是你是第二个我直接告诉这件事的人。他们说没说谁来接替我的职位？”  斯考比说：“他们知道谁不能接替你。”  “这非常不公平。”专员说，“我已经尽了我最大的努力了，斯考比。你在树敌方面有惊人的本领，就同正直的阿里斯蒂德[9]一模一样。”  “我不认为我能像他那么正直。”  “问题是，你想要怎么做？他们就要从冈比亚派一个名叫贝克尔的人来。他比你年纪轻。你是想辞职、退休，还是调到别的地方去，斯考比？”  “我想待在这里。”斯考比说。  “你的妻子不会高兴你这样做的。”  “我在这里待的时间太长了，再也离不开了。”他心里想：可怜的露易丝，如果我一开始就让她拿主意的话，现在我们该是在什么地方呢？他马上就承认他们一定不是在这里——一定在一个比这里好得多的地方，更好的气候，更高的薪金，更优越的职位。她会利用每一个改善处境的机会，她会灵活地顺着梯子爬上去，远远地躲开这些卑鄙龌龊的人。是我使她陷到这个地方的，他想，心头又泛起一种奇怪的、预感似的内疚，仿佛对一件自己还无法预见的、即将发生的事要负责任似的。他大声说：“你知道我喜爱这个地方。”  “我相信你喜爱。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喜爱。”  “黄昏的时候这里很美。”斯考比含混地回答。  “你知道市政厅里那些人最近在讲什么故事攻击你吗？”  “是不是说叙利亚人用钱收买我？”  “他们还没有到这个地步，那是下一阶段的事。不，他们是说你同黑人姑娘睡觉。你知道这是为什么，斯考比，你应该同他们中的哪个人的老婆调调情。你没有这样做，他们感到受了侮辱。”  “也许我倒真该同一个黑人姑娘睡睡觉。这样，他们就用不着去捏造什么了。”  “你的前任同几十个女人睡过觉，”专员说，“但是谁也没有认为这是什么不得了的事。他们给他编造的是另外的事。他们说他偷偷地喝酒，这样他们自己就可以厚着脸皮公开酗酒了。这是一群怎样的混账东西啊，斯考比。”  “殖民厅副厅长人并不坏。”  “是的，这个人还可以。”专员笑了起来，“你是个可怕的人物，斯考比，正直者斯考比。”  斯考比又从过道走回去。那个黑人姑娘坐在一个幽暗的地方，光着两只脚丫儿，两只脚并排摆着，好像博物馆里陈列着的模压品，同她的漂亮的棉布衫一点儿也不相配。“你是威尔贝弗斯小姐吗？”斯考比问道。  “是的，长官。”  “你不住在这里，是不是？”  “不，我住在沙尔普镇，长官。”  “好，你进来吧。”他带着她走进自己的办公室，在桌子旁边坐下。桌子上没有铅笔，他拉开了抽屉。抽屉里积累了不少物件：信件、橡皮、一串断了线的念珠——但是找不到铅笔。“你遇到什么麻烦的事了，威尔贝弗斯小姐？”他的眼睛看到一群穿着游泳衣的人在梅得里海滨拍的照片：他自己的妻子，殖民厅厅长的妻子，教育厅主任举着一个看上去像是死鱼的东西，殖民厅会计的妻子。这些人裸露出来的大片白肉，使他们看上去像一群白化病患者，所有的人都咧着大嘴乐呵呵地笑着。  那个女孩子说：“我的女房东——她昨天晚上闯进我的房子。她在天黑的时候走进来，把所有的隔断都拆了，还把我的箱子连同里面的东西都偷走了。”  “你那儿有许多房客吗？”  “只有三个，长官。”  他完全清楚这是怎么一回事：一个房客每周出五先令租下一间木板房，安上几扇隔断，再把隔开的所谓住屋分租出去，一间收半克朗[10]的房租，这样他自己就成了二房东。每间小屋都摆着一个盒子，装着哪个房东给的或者从房东那里偷来的一小件瓷器和玻璃杯。此外，屋子里还有一张用旧包装箱搭的简易床和一盏煤油灯，这种灯的玻璃罩寿命不长，没有灯罩的小火焰随时都可能把溢出来的煤油点着，火舌卷到三合板隔断上，引起一场又一场的火灾。有的时候女房东会闯进她租出的房子里来，把这些危险的隔断拆掉；有的时候她还会把她房客的煤油灯偷偷拿走，于是这一小小的涟漪便扩散开，引起越来越多的偷窃煤油灯案件，最后也波及到白人居住区去，成为白人在俱乐部里谈论的话题。“你就是把看家的本领使出来也看不住一盏煤油灯。”  “你的女房东，”斯考比用呵斥的语调说，“她说你总是惹麻烦，你的房客太多，煤油灯太多。”  “不是的，长官。不是为了煤油灯的事。”  “女人的事，嗯？你是个坏女人？”  “不是的，长官。”  “你为什么到这儿来？为什么不去找沙尔普镇的拉敏纳班长去？”  “他是我房东的兄弟，长官。”  “你房东的兄弟，是吗？同父同母的？”  “不，长官。同父的。”  这场谈话就像神父同助祭者之间进行的一套宗教仪式。他知道得很清楚，当他派手下哪个人去调查这件事的时候，会是什么结果。房东会说她早就同房客说了，要把所有的隔断拆掉，因为她说了话没用，所以只好亲自出马。她还会咬定说，屋子里从来没有什么装瓷器的盒子。班长将会证实她的话。而班长本人，人们还会发现，并不是女房东的兄弟，但是同她还是沾一点儿亲——或许是某种不太体面的亲属关系。贿赂——人们客气地称之为腰包——将传过来、递过去，于是一时煞有介事的愤慨和怒气都逐渐平息下去。隔断又重新搭起来了，盒子的事也没有人再提，有几个警察手头会多了一两个先令。斯考比刚刚到警察局的时候，曾经不遗余力地投入这种调查工作，而且发现自己一次又一次地偏袒一方。他总是维护他相信是贫穷的、无辜的房客，反对有钱的、违法的房产主。但是不久他就发现，犯罪也好，无辜也好，同财富一样，都是相对的。受害的房客结果被发现也是阔绰的资本家，租一间屋子，不但自己分文不出，而且一个星期还能赚取五先令的利润。从此以后，他总是设法从源头杜绝这类案件。他尽力说服原告，向她指出审理这个案件不会有什么结果，但无疑要花费她的时间与金钱，有时候他甚至干脆拒绝受理这种案件。他这种不作为的态度招致的后果是，汽车窗户被人投掷石块，轮胎被割破，并且得到了一个“坏家伙”的绰号，在一次愁惨的长途巡查中，走到哪里被人叫到哪里。在潮湿、燠热的煎熬里，他一直为这件事苦恼着。他不能淡然处之。这时他已经开始期望得到这些人的信任和感情了。就在那一年，他患了黑水热病，几乎使他不得不退职。  那个女孩子耐心地等着他作出决定。在需要耐心的时候，这些人具有无限的忍耐力——正像一旦急躁能给他们带来好处时，他们也会急躁得把一切礼规抛在脑后一样。他们会在一个白人的后院里静静地坐一整天，为了向他要一个他无权给予的东西。他们也会尖叫、谩骂，甚至动武，为了在商店里抢在自己的邻居前边购买什么。他心里想：她是多么美啊！想起来也真奇怪，如果在十五年前他就不会注意到她的美丽——小小的高耸的乳房、纤细的手腕、显示青春的翘起的臀部，在她的同族人中间她一点儿也没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一个黑人女孩而已。在那些日子里他认为他的妻子很美丽。白色的皮肤那时候还没有让他联想到白化病患者。可怜的露易丝。他说：“把这个字条拿给坐在办公桌前的巡佐。”  “谢谢您，长官。”  “不用谢了。”他脸上浮起了笑容，“你要把真实情况告诉他。”  他望着她走出自己的昏暗的办公室，好像望着白白浪费掉的十五年生命。  <h4>三</h4>    在争夺住房的无尽无休的战斗中，斯考比因为失算打了一个败仗。在他最后一次休假期间，他在欧洲人住宅区开普区的一栋房子被一个姓菲娄威斯的高级卫生督察占去；休假回来，他发现自己的家被搬到山下平地上，原来为一个叙利亚商人盖的一栋四四方方的两层楼住房里。这块地原来是沼泽，只要雨季开始，就又变成一片汪洋。从窗户里，越过一排克里奥尔人[11]的住家，可以望到大海；在公路的那边，大卡车在运输部队的停车场里一刻不停地来回倒车，秃鹫像饲养驯熟的火鸡似的在团队的垃圾堆上悠闲踱步。在他住房后面的小山冈上，开普区的一栋栋单层住房笼罩在低垂的云层里。这些住房里的柜橱需要终日点着煤油灯，靴子很快就发了霉；尽管如此，这些房子还是斯考比这一等级的人的住宅。女人们在很大程度上依靠骄傲自夸而生活，夸耀自己，夸耀自己的丈夫，夸耀住房环境，但是，在斯考比看来，她们很少为一些看不到的事情感到骄傲。  “露易丝，”他喊道，“露易丝。”本来没有什么理由要喊她，如果不在起居间，除了卧室她就没有别的地方好去了（厨房只是后院里对着后门搭起的一间棚子），但是回家后喊她的名字是他的习惯，是他过去在充满思念和爱情的日子里养成的习惯。他越不需要露易丝，就越加感到有责任关心她的幸福。他喊她的名字时，就像克努特[12]不想让潮水到来而喊叫一样——斯考比惧怕的潮水是露易丝的忧郁和失望。  在过去的日子里，露易丝总是回应他，但是她同他不一样，并不执着于习惯——也不爱装假，他有时这样对自己说道。她从不叫怜悯与体贴支配自己，如果没有这样一种感情，她从不假装有这种感情。而且，她同那些小动物一样，偶然有点儿什么病痛，就会痛苦得受不了，但是她也同小动物一样，会一下子又突然好转过来。当斯考比发现她躺在卧室里蚊帐下面的时候，他想到的是一只小狗或小猫，看起来，她好像就剩一口气儿没断了。她的头发乱成一团，眼睛紧闭着。他像一个到了外国领土上的间谍一样，动也不动地站在那里，他现在确实是站在异国的领域里。如果家对斯考比意味着各种什物逐渐减少，直到剩下少得不能再少的几件牢固、熟悉、不再改变的什物，那么家对露易丝就意味着永远不停的积累。化妆台上摆满了各种瓶瓶罐罐和照片——他穿着上次大战军官制服的一张年轻时的照片——现在看起来已经很不顺眼了；露易丝当时认作是自己好友的高等法院法官的妻子；他们三年前在英国一所学校里死去的独生女儿——一个披着第一次领圣体的白纱衣的九岁小女孩的虔敬的小脸。此外就是露易丝本人的数不过来的照片了：同一群群女护士合拍的、在梅德利海滨参加欢迎舰队司令集会的、在约克郡荒原同泰德·布罗姆利夫妇的合照……看来她好像正在积累证据，证明她也同别人一样，有无数朋友。斯考比透过蚊帐望着她。她的脸泛着阿的平[13]药片的黄象牙颜色；她那一度像罐装蜂蜜般的黄头发，因为汗水浸沤，已经变得粗硬、乌暗。这是她以自己的丑陋引起他爱怜的时刻，每到这样的时刻，他对她的怜悯和责任感，就激化升为爱情。他转身离开这间屋子，这同样也是受怜悯的驱使：即使是一个积怨最深的人，他也不愿意把他从睡梦中惊醒，更不用说露易丝了。他蹑手蹑脚地走下楼去（在这座到处是单层住房的市镇里，除了市政厅外，只有他们一家的楼房有室内楼梯；露易丝在上面铺上地毯，沿墙挂着许多画，尽一切力量把楼梯装点成一笔值得骄傲的财富）。起居间里有一个摆满露易丝藏书的书架、几块铺在地板上的小地毯、一个尼日利亚土著人的面具和更多的照片。书架上的书需要每天拂拭一遍才不长霉。一个食品橱为了防止蚂蚁爬上来，四脚浸在装满水的搪瓷碗里；露易丝用花帘子把食品橱挡起来，可是遮掩得不很成功。男仆正在摆一个人用餐的餐具。  这个仆人身体矮壮，生着一张丑陋却讨人喜欢的扁阔的面孔。他光着脚在地板上走动，两只脚丫儿啪啦啪啦的像两只空手套。  “太太怎么了？”斯考比问。  “肚子痛。”阿里说。  斯考比从书架上取出一本门德语语法书。这本书塞在书架的最下一层，只有在这里，它老旧的、不很干净的封面才不显眼。书架上面几层，一排排摆着露易丝心爱作家的小薄册子——那些已经不很年轻的现代诗人和弗吉尼亚·伍尔夫[14]的小说。斯考比的精神无法集中；天气太热，他的妻子不在跟前给他一种感觉，仿佛屋子里有一个人正在不停地唠叨他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一把叉子落到地板上，他看着阿里偷偷地在袖口上擦了擦；他望着阿里，心头涌起一股深情。他同阿里已经相处了十五年——比他婚后的日子还多一年——使用一个仆人这么久是很少见的。开始的时候，阿里还是一个小厮，以后在斯考比使唤四个仆人的日子里阿里是副管家，现在他当了管家，可却是个光杆司令了。每一次斯考比休假归来，阿里总是带着三四个破衣烂衫的搬运夫在码头上等着料理他的行李。在他度假期间许多人都想把阿里抢走，但是哪次阿里都到码头上等着他——只有一次没有能来，那是他被关到监狱里去了。这里的人不认为坐牢是什么丢脸的事，也不能永远逃避这一关。  “蒂奇。”他听到一个带着哭腔的喊声，马上站了起来。“蒂奇。”斯考比跑上楼去。  他的妻子已经在蚊帐里坐起来，有那么短暂的一刻，他觉得自己看到的是纱罩下的一大块带骨头的肉，但是这个残忍的形象只在他的脑子里一闪就被怜悯的感情驱走了。“你觉得好一些了吗，亲爱的？”  露易丝说：“卡索尔太太刚才到家里来了。”  “难怪你要生病了。”斯考比说。  “她同我谈了你的事。”  “我的什么事？”他假意摆出一副乐呵呵的笑脸，生活中很多事都是把不愉快推延到下一次，拖延从不会使人受到任何损失。斯考比的一种模模糊糊的想法是，如果尽量把事情往后推，也许死亡最终会把一切都从你的手里承接过去。  “她说专员就要退休了，他们把你甩开了。”  “她丈夫说梦话说得太多了。”  “真有这种事吗？”  “是的，我已经知道了好几个星期了。这没有什么，亲爱的，真的没有什么。”  露易丝说：“我再也没有脸在俱乐部露面了。”  “不至于糟到这个地步吧！这种事是免不了的，你知道。”  “你会要求辞职，是不是，蒂奇？”  “我觉得我不能这么做，亲爱的。”  “卡索尔太太站在咱们这一边儿。她气坏了。她说人们都在谈论这件事，都在说一些无中生有的事。亲爱的，你没有接受叙利亚商人的贿赂吧？”  “没有，亲爱的。”  “我心里乱成一团，没等弥撒完我就出来了。这些人太卑鄙了，蒂奇。你不能让他们这么欺侮你。你得想到我啊。”  “是的，我是想到你。总是想到你。”他靠着床沿坐下来，把手从蚊帐里伸进去，摸到她的手。两个人皮肤接触的地方开始冒出小汗珠。他说：“我真的一直想着你，亲爱的。但是我在这个地方已经待了十五年了，随便再换哪个地方我都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即使说他们再给我换一个工作的话。你知道，这次我被甩开，并不是个很好的推荐信。”  “咱们可以退休。”  “退休金是不够过日子的。”  “我相信我可以靠写作赚点儿钱。卡索尔太太说我应该当个职业作家，有这么多生活经验。”露易丝说，她的眼睛透过蚊帐凝视着远处的化妆台，化妆台上另一个披着白纱的面孔也向她这边望过来。露易丝把头扭过去，她说：“如果我们能到南非去就好了。这里的人我实在受不了。”  “也许我能替你安排一个舱位。这条航线最近没有多少沉船的事。你应该度一次假。”  “有一段日子你也曾经想过要退休。你还计算时间，安排计划——为咱们两个人。”  “唉，一个人的心思总是在变化啊！”他说。  露易丝一点儿也不留情地说：“你那个时候一点儿也不怕跟我单独在一起。”  他用自己的流着汗的手捏了捏她的手说：“你胡说些什么，亲爱的？你一定得起来吃点儿东西……”  “除了你自己，你还爱别的人吗，蒂奇？”  “不爱，我就爱我自己，谁我都不爱。还爱阿里。我把阿里忘了。我当然也爱他，但是我不爱你。”他继续背诵这一套已经说了无数次、脱口而出的打趣话，一边抚摸着她的手，笑着，抚慰着……  “还有阿里的妹妹呢？”  “他有妹妹吗？”  “他们不是都有姐妹吗？你今天为什么不去参加弥撒？”  “今天早上是我值班，亲爱的，这你知道。”  “你可以同别人换换班啊。你的信仰并不多，是不是，蒂奇？”  “你一个人的信仰对咱们两个人也足够了，亲爱的。起来吃点儿东西吧。”  “蒂奇，有时候我想，你皈依天主教只是为了同我结婚。信不信教对你是无所谓的事，对不对？”  “你听我说，亲爱的，你必须下楼吃一点儿什么。以后你还须坐汽车沿着海边兜兜风，呼吸一点儿新鲜空气。”  “如果你回家来对我说：‘亲爱的，我要当专员了。’”她怔怔地望着帐子外面说，“这一天情况会多么不同啊！”  斯考比慢条斯理地说：“你知道，亲爱的，在这样一个地方，又是战时——一个重要的港口——维希政府的法国人就在边界那边——这么多从保护领地往外偷运钻石的案件，他们需要的是一个年轻人。”他对自己说的这套话一个字也不相信。  “我没有想到这个。”  “这是唯一的原因。你不能怪罪任何一个人。都是因为战争。”  “战争真是把什么都毁了，不是吗？”  “战争给了年轻人一个机会。”  “亲爱的，也许我该下去吃一点儿东西，只吃一点点儿冷肉。”  “这就对了，亲爱的。”他把手撤回来，手上的汗珠滴滴答答地往下滴，“我去告诉阿里一下。”  到了楼下，他向后门外面喊叫阿里。  “老爷。”  “摆两份餐具。太太好些了。”  从海上吹来一天中的第一阵微风，它从岸边的矮树丛顶端和克里奥尔人的棚屋空隙里吹过来。一只秃鹫沉重地扑扇着翅膀从铁皮屋顶上飞起，落在旁边的一个院子里。斯考比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他虽然精疲力尽，却有一种胜利之感：他已经劝服了露易丝吃一点儿冷肉。使他所爱的人幸福快乐从来就是他的责任。他现在没有危险了，再也不会有什么危险了；另一个人正在起身，准备下来吃午饭呢。  <h4>四</h4>    每逢黄昏，港口会变得非常美丽，这种美丽大约持续五分钟之久。白天显得那么污浊、丑陋的公路呈现出像娇嫩的花朵般的淡红色。这是一个令人感到心满意足的时刻；一些永远离开这个港口的人，在伦敦的某一个灰暗潮湿的傍晚有时候会记起这种转瞬即逝的辉煌绚烂来，他们会感到奇怪，为什么自己过去这么厌恶这个海滨，他们甚至在把一杯酒灌到肚子以前，渴望回到这里来。  斯考比在爬山公路的一个大环道上把自己的莫里斯汽车停住，向后边望去。他刚好迟了一会儿：市镇上空开放的花朵刚刚凋谢，砌在陡峭的小山边缘上的白色石块在薄暮里有如点点的烛光。  “我怀疑会不会有人去那里，蒂奇。”  “当然有人去，今天晚上是出借图书的日子。”  “快点儿走吧，亲爱的。坐在汽车里热死了。我真希望雨季快一点儿来。”  “是吗？”  “如果雨能接着下一两个月再停就好了。”  斯考比总能正确地回答露易丝的问话。当他的妻子说话的时候，他从来不需要用心听，只要她用平板的语调不住口地讲话，他就能一股劲地干事；一旦她奏出了一个凄苦的音调，他马上就会发觉，他像一个面前摊开一本小说的无线电接线员一样，除了轮船发出的信号和SOS以外，对别的信号一概不加理会。他在她讲话的时候甚至比在她沉默不语的时候能够工作得更好，因为只要他的耳鼓收听着那些平静的音响——俱乐部里的流言蜚语啊，对兰克神父布道词的议论啊，一本新小说的情节啊，甚至对天气的抱怨——他准知道一切都平安无事。只有寂静无声才能使他停止手头的工作。在寂静无声中他就可能抬头一望，看到她眼中那专等着他注目而滚滚下落的泪珠。  “人们都在传说，上星期有一船冰箱都沉到大海里去了。”  当她这样谈着话的时候，他思索的是明天早晨拦港铁索开启后一艘葡萄牙轮船就要入港的事，他在想那时他要做些什么。每两星期有一艘中立国家的轮船进入这个港口，这给下级警官提供了一次休闲的机会：改变一下伙食，喝几杯好酒，甚至还可以在船上的小卖部给女友买一两件小装饰品。他们需要做的只不过是帮助外勤警察查验一下有嫌疑的旅客的房舱。一切费力又不讨好的事，像到货舱里从一袋又一袋的大米里搜寻商品钻石，在闷热的厨房里把手伸进猪油罐头里，剥开填好的火鸡的内脏——都是外勤警察干的活儿。想在一艘一万五千吨的客船上搜寻出几颗钻石是一件荒谬透顶的事，即使童话故事里恶毒的暴君也没给牧鹅姑娘安排过比这更不可能的任务。但是尽管如此，随着每一艘轮船进港，总会拍来一封密码电报：“头等舱旅客某某人有偷运钻石嫌疑。下列船员疑有……”从来没有人搜查出任何违禁品来。斯考比想：该轮到哈里斯上船了，弗莱塞尔可以同他一起去。我年纪太大了，不能干这种事了。让年轻人开心去吧。  “上一次寄来的书有一半都损坏了。”  “是吗？”  从汽车的数目上判断，他在想，到俱乐部来的人还不很多。他把车灯关上，等着露易丝挪动身体，但是她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仪表盘上的灯光映照出她的一只紧握的拳头。“好了，亲爱的，咱们到了。”他用一种外人听来会认为他是个傻瓜的热切的语调说。露易丝说：“你想这时候他们都已经知道了吧？”  “知道什么了？”  “知道你被甩开了。”  “我亲爱的，我还以为这件事已经告一段落了呢。你看看那些将军，有多少人自从1940年以后就被甩开了啊。人们谁也不关心一个副专员的事。”  她说：“可是他们不喜欢我。”  可怜的露易丝，他想，不被人喜欢真是一件可怕的事，他的思想又回到自己早年外出巡逻的一段经历：黑人把他的汽车轮胎割了口子，在车上涂写一些谩骂的话。“亲爱的，你真是太糊涂了。我从来不知道有谁能像你这样，有这么多朋友。”他没有什么说服力地说下去，“哈里法克斯太太，卡索尔太太……”说到这里，他决定最好还是别数这些了。  “他们都在这儿等着呢，”她说，“就等着我走进去……我今天根本不想到俱乐部来。咱们回家去吧。”  “咱们回不去了。卡索尔太太的车开来了。”他干笑了一声，“我们被困住了，露易丝。”他看到她的拳头一会儿松开、一会儿又握紧，不起作用的、已经潮湿的香粉像融雪似的铺在冈峦似的关节骨上。“噢，蒂奇，蒂奇，”她说，“你永远也不会离开我，是吗？我一个朋友也没有——自从汤姆·巴尔洛一家人走了就再也没有了。”他举起这只潮湿的手来，吻了吻它的手掌。正是她这种令人心酸的毫无动人之处，才牢牢地把他束缚住。  他俩并排走进俱乐部的大客厅，像是两个值勤的警察。哈里法克斯太太正在这里向外借书。任何事都很少像人所担心的那样坏：看不出他们正在被人议论的任何迹象。“太好了，太好了，”哈里法克斯太太招呼他们道，“克莱门斯·戴恩[15]的新书来了。”哈里法克斯太太是这里一位最不伤害人的女人，她的长头发总是梳不整齐，在图书馆借出的书箱里面常常可以找到她标记页数的发卡。斯考比感到把自己的妻子交给她做伴再安全不过了，因为哈里法克斯太太既没有害人的心肠又没有搬弄是非的本领。她的记忆力糟得要命，任何东西在她的头脑里都待不长：同一本小说她能读了一遍又一遍，自己根本发觉不了。  斯考比走到阳台上的一伙人中间去。卫生督察菲娄威斯正用激烈的言词同殖民厅第一副秘书瑞兹和一个名叫布里格斯托克的海军军官大发议论。“不管怎么说，这是个俱乐部，”他说道，“不是火车站餐馆。”自从菲娄威斯抢走了他的房子那一天起，斯考比就尽一切力量试图喜欢这个人——输了东西不能输人，这是他的一条生活准则，但是有的时候他发现要喜欢这个人也真是困难。暑气逼人的傍晚弄得他的样子非常难看：一头湿淋淋、稀疏的赤黄色头发，一撮刺刺扎扎的小胡子，一对醋栗似的眼睛，赤红的脸颊，系着一条老蓝星公学俱乐部的领带。“一点儿不错。”布里格斯托克轻轻摆动着身躯说。  “怎么回事？”斯考比问道。  瑞兹说：“他认为我们这里人太混杂了。”他的语气中带有一种自鸣得意的讥讽味道，看来这个人当初是非常孤高的，事实上也是如此，他过去在保护领地的时候，总是独自一人霸占着一张孤零零的餐桌，绝不允许别人和他同座。菲娄威斯气愤地说：“总应该有个界限吧。”他一边说一边摸弄着脖子上的蓝星领带，仿佛想从中汲取信心似的。  “是这样的。”布里格斯托克应声道。  “我早就知道会落得这样的结果，”菲娄威斯说，“从我们答应这里的每个军官都可以当俱乐部的名誉会员那天起，我就猜到了。迟早这些人要把一些不受欢迎的人带进来。我不是势利眼，可是像这样的地方总该划条线儿——为了太太们也该这样做。这里同家里的情形可不一样。”  “到底是怎么回事？”斯考比又问。  “名誉会员，”菲娄威斯说，“就不应该准许把客人带进来。前两天还有人把一个士兵带进来。军队如果愿意讲民主就让他们讲去吧，可是别拉我们垫背。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即使没有这些外客，我们这里的酒就已经不够喝的了。”  “这话说得有理。”布里格斯托克说，身体比刚才摇晃得更厉害了。  “我真希望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斯考比说。  “第四十九联队的牙医官带来一个叫威尔逊的文职人员，这个威尔逊提出要参加咱们的俱乐部，弄得大家都非常尴尬。”  “这个人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吗？”  “他是非洲联合公司的一个小职员。他可以参加沙尔普镇的俱乐部。他到这里来想干什么？”  “那个俱乐部已经停办了。”瑞兹说。  “那是他们的过错，是不是？”从卫生督察的肩膀上面，斯考比可以看到一幅广阔的夜景：萤火虫在小山脚下像信号灯似的往返移动，海湾里闪烁着点点灯火，看得出来，航行着的巡逻艇的灯光比较明亮、稳定。“开始灯火管制了，”瑞兹说，“咱们还是进去吧。”  “哪个是威尔逊？”斯考比问他道。  “那边的那个就是。这个可怜的家伙看上去很孤独。他到咱们这个地方来才不过几天。”  威尔逊孤零零一个人站在一大片扶手椅中间，正在假装看墙上的地图。一张苍白的面孔不断往外冒汗珠，就像灰泥墙上滴答着水珠一样。他身上穿的一套热带服装——一件带着古怪条纹的猪肝色的衣服，显然是从办理托运的商人手里买的：这种没人要的货色只有遇到威尔逊这样初来的人才能脱手。“你是威尔逊吧？”瑞兹问道，“我今天在殖民厅厅长的户口册里看到你的名字了。”  “是的，我就是。”威尔逊说。  “我叫瑞兹，我是殖民厅第一副秘书。这位是副专员斯考比。”  “我今天早晨看见你路过贝德福德旅馆，先生。”威尔逊说。斯考比觉得这个人的整个言谈举止给人一种毫无防范能力的感觉；他站在那里等着别人对他做出友好的或不友好的表示，而他自己则似乎没有期待任何一种反应。他很像一只小狗。还没有人在他脸上刻画上那种成人具备的线条。  “喝一杯酒吧，威尔逊。”  “可以的，先生。”  “这是我的妻子。”斯考比说：“露易丝，这是威尔逊先生。”  “我已经听到不少人在谈论威尔逊先生了。”露易丝矜持地说。  “你看，你已经出名了，威尔逊。”斯考比说，“你住在市区，可是今天晚上你闯进我们的开普区俱乐部里来了。”  “我没有想到我不该来，是库珀少校医官邀请我来的。”  “你倒提醒了我一件事，”瑞兹说，“我得跟库珀约定个时间。我觉得我得了脓肿了。”说着，他悄无声息地溜走了。  “库珀告诉我这里有个图书馆，”威尔逊说，“我想也许我能……”  “你喜欢看书吗？”露易丝问。斯考比意识到她会好好看待这个可怜虫，不觉放了心。露易丝的态度总是让人捉摸不定，就像扔硬币猜正反一样，有的时候她也可能成为开普区的最势利的一个。斯考比猜想，或许她认为现在已经没有资格看不起别人了，不禁心里又一阵发酸。任何一张不“知情”的面孔对她来说都是个救星。  “嗯，”威尔逊一边吞吞吐吐地说，一边拼命揪自己稀疏的小胡子，“嗯……”看起来他好像正在鼓足勇气准备坦白一件隐私，或者是回避一件大事。  “侦探小说？”露易丝问。  “侦探小说我也看，”威尔逊局促不安地说，“某一类侦探小说。”  “就我个人来说，”露易丝说，“我喜欢的是诗。”  “诗，”威尔逊说，“是的。”他不太情愿地把手指从胡须上撤回来。从他那像小狗似的流露着感激和希望的神色里，斯考比看到了某种使自己高兴的东西。斯考比想：我真的替她找到了一个朋友吗？  “我自己也喜欢诗。”威尔逊说。  斯考比慢慢地向酒吧间挪动脚步，他的心头又一次撂下一个重担。这个晚上不会出问题了，她会高高兴兴地回家，高高兴兴地上床。一夜之间情绪是不会变化的，她的这种好心情会保持下去，直到他离家上班。他可以睡个安心觉……  他看见自己手下的几个警官正围坐在酒吧间里。弗莱塞尔在那里，托德也在那里，此外还有一个不久前刚从巴勒斯坦调来的人，这个人有一个奇怪的姓——西姆布勒利格。斯考比犹豫了一会儿，要不要走进去。这些人在里面喝酒、谈话，玩得很高兴，他们一定不乐意有一个长官坐在他们当中。“脸皮厚得不像话。”托德正在说。他们可能正在议论可怜的威尔逊。但是正当他要迈步走开的时候，弗莱塞尔的声音传到他的耳朵里来：“他这次算受到报应了。女诗人露易丝可把他整苦了。”西姆布勒利格从嗓子眼里发出咯咯的笑声，杜松子酒在他的肥厚的嘴唇上形成一个气泡。  斯考比很快地走回休息厅。他冲到一张扶手椅前，坐了下来，定了定神。他眼前的东西跳动着重新聚到焦点上，但是汗珠却流进了他的右眼。他擦拭汗水的手指像醉汉的手指一样抖个不停。他告诉自己说：要小心，这里的气氛可不适宜动感情。在这种气氛里一个人可以卑鄙、恶毒、势利，但是爱或恨，哪怕只有一点点儿，也会使一个人发疯。他记起，鲍尔斯因为在一次酒会上打了总督的副官一拳，被送回国去，而传教士麦金则落到奇斯尔赫斯特[16]的一家疯人院里。  “天气实在太热了。”他模模糊糊地觉得旁边坐着一个人，就开口说。  “你的脸色很不好，斯考比。喝点儿什么吧。”  “不，谢谢你。我还得开车去巡查一下呢。”  书架旁边，露易丝正高高兴兴地同威尔逊谈着什么，但是斯考比却感到世界上恶毒同势利已经像饿狼似的把她包围起来了。他们甚至不允许她享受一下看书的乐趣，他想；他的手又开始颤抖起来。走近了一些，他听到她像善心肠太太[17]似的亲切地说：“哪天你一定得到我们家来吃饭。我有许多书，可能你会感兴趣。”  “我很愿意来。”威尔逊说。  “只要给我们打一个电话就成，不特意为你准备什么。”  斯考比想：他们这些人居然敢讥笑人，他们自己又有什么高明的地方呢？讲到露易丝身上的缺点，他知道得比谁都清楚。她那种对陌生人的庇护使他多少次从心坎里发冷啊！她说的每一句让别人产生隔阂的话，用的每一个得罪人的语调，他完全知道。有时候他真想像一个母亲教训自己女儿那样劝诫她一下——别穿那件衣服，别再说那样的话，但是到头来他还是不得不保持缄默，尽管他预见到她将因为失去朋友心里万分痛苦。最使他难受的是，他发现自己的同事都对自己表现出多余的亲切，仿佛对他心存怜悯似的。他真想大声减叫：你们有什么权利批评她呀？她是我造成的。她现在这个样子是我一手造成的。她过去不是这样的。  他快步走到他们跟前说：“亲爱的，我要去巡查了。”  “到时候了吗？”  “我怕已经到了。”  “我留在这儿，亲爱的。哈里法克斯太太会用车子送我回去。”  “我希望你跟我一起去。”  “什么？一道去巡查？上次和你一起去是好久之前的事了。”  “正是因为这样我才想要你跟我一起去。”他拿起她的一只手，吻了一下：这是一个挑衅。他在向所有在俱乐部的人宣布他不需要别人的怜悯，他爱他的妻子，他同她在一起是幸福的。但是见到他这个姿态的只是一些无关紧要的人——哈里法克斯太太忙着摆弄书，瑞兹早已离开了这里，布里格斯托克在酒吧间，菲娄威斯忙着同卡索尔太太谈话，什么也没有看到——除了威尔逊外，谁也没有看到。  露易丝说：“我下次再同你去吧，亲爱的。哈里法克斯太太刚刚说好把威尔逊送回去，路上从咱们家过一下。有一本书我要借给他。”  斯考比心里非常感激威尔逊。“这太好了，”他说，“太好了。但是你要在我家待一会儿，喝杯酒，等着我回来。我送你回贝德福德旅馆。我不会回来得太晚。”他把一只手放在威尔逊的肩膀上，暗中祷告着：别叫她对他过分施恩体恤吧；别叫她太不近人情；至少让她保住这个朋友吧。“我现在不向你道晚安，”他说，“我等着回家再见到你。”  “你太好了，先生。”  “别称呼我先生。你又不在警察局工作，威尔逊，这你该庆幸自己的运气好。”<h4>五</h4>    斯考比回到家里比他预料的晚了一些，他在外面耽搁是因为遇到了尤塞夫。在下山的半路途中他发现尤塞夫的汽车在路边抛了锚，尤塞夫静静地在汽车后座上睡大觉。斯考比汽车的灯光照亮了一张面团似的大脸和耷拉到额头上的一绺白头发，刚刚照到他的裹着白色斜纹布紧身裤的大腿根。他的衬衫领口敞开着，几根黑色的胸毛缠结在扣子上。  “要我帮忙吗？”斯考比不太高兴地问道。尤塞夫睁开了眼睛，他的兄弟，一位牙科医生给他镶的一口金牙像手电筒似的倏地闪出了亮光。斯考比想，如果这时候菲娄威斯开车经过这里，又会流传开一个多么有意思的故事啊！副专员同商店老板尤塞夫深更半夜秘密会面。帮一个叙利亚人的忙，其危险程度只比接受一个叙利亚人帮忙轻一个级别。  “啊，斯考比少校，”尤塞夫说，“患难之交才是知交。”  “我能帮你点儿什么？”  “我们已经在这里抛锚半个小时了，”尤塞夫说，“过去了好几辆车。我一直在想，救人急难的撒玛利亚人[18]什么时候才能来呀。”  “我没有多余的汽油可以浇灌你的伤口，尤塞夫。”  “哈，斯考比少校，那没关系，但是假如你肯让我搭你的车到市里……”  尤塞夫坐进莫里斯汽车，一条粗壮的大腿紧靠在制动器的控制杆上。  “你的小厮最好坐到后边来。”  “让他在这儿待着吧，”尤塞夫说，“假如他知道要想回家睡觉的唯一方法是把车修理好，他就会这么做了。”他把两只肥胖的大手搭在膝头上，接着说，“你有一辆很不错的汽车，斯考比少校。你为它少说也花了四百镑。”  “一百五十镑。”斯考比说。  “我愿意出四百镑。”  “我不想卖，尤塞夫。我上哪儿去再弄一辆呢？”  “不是现在，也许等你离开这里的时候。”  “我不准备离开这里。”  “噢，我听说你要辞职了，斯考比少校。”  “没有。”  “我们生意人听到的事很多——但都是没根没据的闲话。”  “生意怎么样？”  “噢，不坏。也不太好。”  “我听到的是自从打起仗来你发了几笔财。当然也是无根无据的闲话。”  “怎么说呢，斯考比少校，你知道是怎么回事。我在沙尔普镇的那家店搞得不坏，因为有我在那里照看着。我在麦考利街的那家也搞得不坏，因为有我妹妹在那里。可是德班街和邦德街的两家店就非常糟。我一直在受人欺骗。我同我所有的老乡一样，不会读也不会写，处处受人骗。”  “听人闲扯说，你脑子里有一本账，你几家店有什么存货，你记得一清二楚。”  尤塞夫呵呵笑起来，脸上露出得意的笑容。“我的记性不错。但是为了这个我夜里睡不着觉，斯考比少校。除非拼命灌威士忌，否则德班街、邦德街和麦考利街的事就老在我脑子里转。”  “现在我把你送到哪条街去？”  “噢，现在我回家去睡觉，斯考比校。我的家在沙尔普镇，假如不麻烦你的话。你愿意不愿意进来喝一点点儿威士忌？”  “对不起。我现在在值勤，尤塞夫。”  “你太好了，斯考比少校，让我搭你的车。你能不能让我送给斯考比太太一匹丝绸表示我的一点儿谢意？”  “这正是我不想见到的，尤塞夫。”  “是的，是的，我懂。真让人为难啊，这些流言蜚语。就因为有一些像塔利特这样的叙利亚人。”  “你希望塔利特别在这儿碍你的事，对不对，尤塞夫？”  “对，斯考比少校。这样对我有好处，可是对你同样也有好处。”  “你去年是不是卖给他一些假钻石？”  “噢，斯考比少校，你真的相信我会用这种法子占别人的便宜吗？有好几个叙利亚人为了这些钻石吃了大亏，斯考比少校。假如这样欺骗自己的老乡，也就太没有廉耻了。”  “他们根本不该买钻石，这是违法的事。他们中间还有几个人胆子很大，居然到警察局来告状。”  “他们是些无知的人，一些可怜虫。”  “你可不像他们那么无知，是不是，尤塞夫？”  “假如你问我的话，斯考比少校，我要告诉你，最无知的是塔利特，不然的话，他为什么要瞎说什么我卖给他钻石呢？”  斯考比的汽车开得很慢。街道不平坦，行人很多。细瘦的黑色躯体像长腿蜘蛛一样在昏黄的车灯前面穿来穿去。“米荒还要持续多久啊，尤塞夫？”  “这件事你知道得同我一样清楚，斯考比少校。”  “我知道那些可怜虫按照官定价格是买不到大米的。”  “我听说，斯考比少校，他们得不到免费配给的那一份，除非他们在大门口给督察塞一点儿腰包。”  尤塞夫说的是实情。在这块殖民地里，每逢有人对一件事提出谴责，总有人提出另一种谴责堵住第一个人的嘴，总能在另外一个地方找到一件性质更恶劣的丑事指点给别人看。市政厅的那些造谣专家在某一方面倒也是有用的——他们不断地提醒人们，没有一个人是可以信任的。这倒也不错，总比自鸣得意好一些。斯考比一边扭转汽车方向盘，避开路上的一只死狗，一边暗自思索：为什么我这么喜欢这个地方啊？是不是因为这里的人性还没有来得及伪装起来？这里还从来没有人能够谈论起要在人世建立天堂的事情。天堂仍然一成不变地停留在它本应所在的地方，停在死亡的彼岸；而在这一边，猖獗泛滥的则是别处人们早已巧妙地遮饰起来的不公正、残忍和卑鄙龌龊。在这个地方，你几乎可以像上帝那样爱人类——明知道他们有罪仍然爱他们，你不喜欢做作的姿态、漂亮的衣服和弄虚作假的情趣。他突然对尤塞夫涌起一股感情，他说：“两件坏事永远不能互相抵消，变成一件好事。总有一天你会发现我的脚踢在你的胖屁股上，尤塞夫。”  “也许会的，斯考比少校，或者我们俩也可能交上朋友。我在这世上最希望得到的就是这个。”  他们在尤塞夫的沙尔普镇住宅前停下来，尤塞夫的管家拿着手电筒跑出来给尤塞夫照路。“斯考比少校，”尤塞夫说，“如果能请你喝一杯威士忌，我该多么快乐啊。我想我能帮你很多忙。我是很爱国的，斯考比少校。”  “是不是因为你爱国才囤积棉花，等着维希政府打进来？那时候棉花可比英镑值钱多了。”  “希望号明天早晨进港，是不是？”  “可能。”  “在那么大的一艘轮船上搜查钻石真是白白浪费时间，除非你事前准确知道钻石藏在什么地方。你知道，当轮船回到安哥拉后，一个海员就会打报告，说你都搜查了什么地方。你得把货舱里的食糖翻遍；你得搜查厨房里盛猪油的铁罐，因为有一个人曾经告诉过德鲁斯队长，可以把一颗钻石加热，投进一听猪油罐里面。当然了，还有客舱、通气孔和衣物柜，一支支牙膏管。你想有一天你会搜寻到一小颗钻石吗？”  “不会。”  “我想也不会。”<h4>六</h4>    包装箱堆积成一座座的木头金字塔，在这些金字塔的每一个角上都点着一盏煤油灯。隔着一片黑魆魆的沉滞的海水，他刚刚能分辨出海军补给船——一艘久已废弃不用的客轮——模糊的轮廓。人们都说这艘船停泊在由空威士忌酒瓶堆成的礁石上。斯考比静静地站了一会儿，呼吸着海水的腥咸气味。整个商船队停泊的地方离他还不到半英里远，但是他现在所能看到的只是补给船狭长的影子和星星点点的几盏红色灯火，仿佛一条街升起在半空一样。除了海浪拍击着防波堤的汩汩声外，他听不到海里有任何声响。这个地方对他总有一股魔力，他在这里，在这奇异的大陆的最边缘上，保有自己的一个立足点。  不知在哪一个黑暗的角落里，两只老鼠吱吱地打起架来。这些水老鼠个头有兔子那么大，本地人管它们叫“小猪”，喜欢烤着吃。这个名字把它们同“码头耗子”区别开来，后者实际上指的是人，不是真的老鼠。斯考比沿着一条轻便铁轨向市场的方向走去。在一所货栈的拐角他碰上了两名警察。  “有什么事要报告吗？”  “没有，长官。”  “是从这条道走过来的吗？”  “是的，长官，我们刚刚从那边过来。”  他知道他们在说谎，没有白人警官做护卫，他们绝对不敢单独走到码头的另一端，因为那里是码头耗子的游乐场。这些码头耗子胆子虽然不大，却非常危险——一些十六七岁的青年，用刮脸刀和玻璃瓶碎片做武器，成群结队地在货栈周围游荡。一发现容易撬开的木箱，这些人就把东西偷得一干二净；看见喝醉酒的水手脚步踉跄地走过来，他们就像一群苍蝇似的蜂拥而上。偶尔，他们也会在得罪了他们某一位亲友——他们的亲戚多得数也数不过来——的警察身上划几个口子。码头四周的木栅栏阻挡不住他们，他们会从克鲁镇或者捕鱼的海滩上泅水绕过来。  “来，”斯考比说，“咱们再过去看一看。”  两个警察懒洋洋地跟在他后边，一人在左，一人在右，每个人同他都保持着一段距离。只有水老鼠在码头上窜来窜去，还有海水在轻轻拍击。一个警察没话找话地说了一句：“真是个安静的夜晚，长官。”为了表示自觉的勤奋，他们用手电筒来回照射。电筒的光照亮了一个废弃的汽车底盘、一辆空卡车、防雨苫布的一角，又照到一个货栈椅角上摆着的一个瓶子，瓶口是用棕榈叶塞着的。斯考比说：“那是什么？”他在这里当警官，噩梦之一就是燃烧弹。制作燃烧弹一点儿也不难，每天从维希法国领土那边都有人把牛群偷运到城里来——由于这边食用肉紧张，这种偷运是受到鼓励的。在疆界的这一边，为了对付敌人突然入侵，正召募了一些土著人进行各种破坏活动的训练。既然这边可以这样做，那一边为什么就不能呢？  “让我看看。”他说。两个警察谁也不动一步，谁也不想碰它。  “多半是草药泡制的药水，长官。”一个警察说，语意间流露着些微的讥嘲。  斯考比把瓶子拿起来。一个瓶身凹进去的海格威士忌酒瓶。当他把棕榈叶抽掉以后，一股狗尿臊和说不上来的腐臭气味马上像漏出的煤气一样钻进鼻孔里来。斯考比突然一阵无名火起，头上的一根神经怦怦地跳起来。他毫无理由地想起了弗莱塞尔红涨的面孔和西姆布勒利格咯咯的笑声。瓶子里的恶臭使他一阵恶心，他觉得他的手指都因为接触到棕榈叶而中毒了。他把瓶子扔到码头外边，海水饥饿的嘴巴咯的一声把它吞了下去，但是瓶子里的气味却飘散出来了。因为没有一丝风，整个这块地方弥漫着酸臭和氨水的味道。两个警察一句话也不说，斯考比知道他们在用沉默表示责难。他本来不应该动这个瓶子的，瓶子摆在那里只有一个目的，它是针对着某一个人的，但是一旦闷在里面的气味放了出来，就给人一种感觉，仿佛是原来的恶念已经获准随空气到处盲目游荡，就连无辜者也都有可能遭殃。  “晚安。”斯考比说着很快地转过身去。他走了还没有二十码远就听到两个警察的皮靴一阵急响，飞快地离开了这个危险区域。  斯考比穿过皮特街把车开到警察局。在警察局左边的妓院门前，姑娘们正并排坐在人行道上乘凉。警察局里，在遮光窗帘后面，猴子笼的气味在夜晚变得更加刺鼻了。值勤的巡佐把摆在审讯室办公桌上的两条腿拿下来，站起身给斯考比敬了个礼。  “有什么事要报告吗？”  “五个人酗酒生事，我把他们关在大囚禁室里了，长官。”  “还有别的事吗？”  “两个法籍人没有护照，长官。”  “黑人？”  “是的，长官。”  “在什么地方抓到的？”  “在皮特街，长官。”  “我明天早晨审问他们吧。汽艇怎么样了？能开吗？我需要乘它到希望号上去。”  “汽艇坏了，长官。弗莱塞尔先生想修理它，长官，可是总也修不好。”  “弗莱塞尔先生什么时候来上班的？”  “七点，长官。”  “告诉他我不需要他去希望号了，我自己去。如果汽艇还修不好，我就同外勤警察一起去。”  “好的，长官。”  斯考比重新爬进自己的汽车，懒洋洋地按着起动装置。他一边做这些动作一边想，这种小小的报复行为他还是有权力做的。报复对于一个人的性格有好处，报复以后就可以宽恕了。他开始吹起口哨来，穿过克鲁镇向回家的路上驶去。他这时的心情几乎可以说是快乐的——只需要再有两件事确实如他所想的就成了：一件是在他离开俱乐部以后那里没有再发生什么事，另一件就是在他往家里走的这一刻，夜晚十点五十五分，露易丝心情舒畅，没有什么不满意的事。至于下一个小时会发生什么，在下一个小时到来的时候，他自有办法应付。<h4>七</h4>    进门以前，他先绕到房子面海的一边看了看，是否有灯光透出来。他听到房子里露易丝的喃喃低语声，可能她正在读一首诗。斯考比想：啊，上帝，弗莱塞尔那个小傻瓜有什么权利为这个看不起她呢？接着，当他想到弗莱塞尔明天早上会大失所望——不能上葡萄牙船，不能给他心爱的女友买礼品，要在闷热的办公室单调、无聊地过一整天——他的怒气就像个衣衫槛褛的乞讨者似的游荡到别的地方去了。他不想用手电筒，就在后门上摸索门把手，一根木刺把他右手划破了。  他走进灯光明亮的屋子里，看到自己的手正滴着血。“噢，亲爱的，”露易丝说，“你怎么了？”说着她把脸捂起来，她是见不得流血的。“我能帮忙吗，先生？”威尔逊问。他想站起来，可是他正坐在露易丝脚前的一张矮椅里，膝头上压着一大摞书。  “没什么，”斯考比说，“只是擦破了点儿皮，我自己会上药的。你们只要告诉阿里一声，叫他拿一瓶干净的水来就成了。”他刚走上一半楼梯，就听见楼下的嗡嗡谈话声又重新开始了。他听见露易丝在说：“一首描写电缆铁塔的可爱的诗。”斯考比走进浴室，把一只小老鼠惊动起来；小老鼠原来趴在凉爽的浴盆盆沿上，就像伏在墓石上的一只小猫。  斯考比坐在浴盆边上，让手上的血滴到在刨花堆里放着的一只水桶里。正像在办公室里一样，他在这里也有一种家的感觉。露易丝尽管很会想办法，还是没能改变这间屋子的面貌。浴盆的瓷釉已经划了很多道道儿，水龙头只有一个，而且每到旱季结束的时候就淌不出水来；马桶座下面的马口铁水桶每天只倒一次；洗脸台同样也只有一个不出水的龙头；光秃的地板；死气沉沉的绿色的遮光窗帘。露易丝唯一能使这间屋子改观的是在浴盆旁边放了一块软木垫子，又在屋子里摆上了一个亮闪闪的白漆药品柜。  屋子的其余部分都是斯考比的，好像是他年轻时留下的一件纪念品，从一所房子搬到另一所房子里。多少年以前，他还没结婚的时候住的第一所住房的浴室就是这个样子。这是一间他总是独自一人待在里面的屋子。  阿里走进来，粉红的脚底在地板上发出噼噼啪啪的声音。他从过滤池里打来一瓶水。“后门把我的手割破了。”斯考比告诉他说。他把手伸出去，放在脸盆上面。阿里一边往他的伤口上浇水，一边发出啧啧的声音表示怜惜。阿里的手像女孩子的一样轻巧。当斯考比不耐烦地说“够了”的时候，他毫不理会。“太脏了。”他说。  “现在上碘酒吧。”在这个国家里，哪怕身上破了块皮，只要一个小时不管它，也会腐烂发绿。“再上一些，”他说，“把整个伤口都倒上。”他因为碘酒刺痛而抖动了一下。楼下面，从嘁嘁喳喳的话语声中突然迸出“美丽”一词，随即又落回到连绵的语流里。“现在贴橡皮膏吧。”  “不，”阿里说，“不，包扎起来更好。”  “好，那就包扎吧。”好几年以前他就教会了阿里包扎，现在他包扎伤口像医生一样内行。  “晚安，阿里，去睡觉吧。我不需要你了。”  “太太还要喝酒。”  “不用你了。我会照管的。你去睡觉吧。”屋子里剩下斯考比一个人时，他又一次坐在浴盆边上。划破了手使他略微感到一些不快，但是不管怎么说，他本来也不愿意到楼下那两个人那里去；有他在场，威尔逊肯定会觉得不自然。如果有一个局外人掺和在里面，一个男人是不可能倾听一个女人读诗的。“我宁愿变一只小猫，喵喵叫……”但这不是他的真实态度。他并不是看不起这类事，只不过他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这种毫不掩饰的情感交融的关系。此外，他在这里觉得很快活，坐在刚才小老鼠坐的地方，在他自己的世界里，他开始思索起希望号轮船和明天要做的工作来。  “亲爱的，”露易丝向楼上喊，“你弄好了吗？能用车子把威尔逊先生送回去吗？”  “我可以走路回去，斯考比太太。”  “胡说。”  “真的，我可以走路。”  “来了，”斯考比喊，“当然我要用车子送你回去。”当他同他们两人在一起时，露易丝温柔地握住他的裹着纱布的手。“噢，可怜的小手，”她说，“疼吗？”干净的白纱布她并不害怕，这也就像医院里一个全身盖着洁白的被单的病人一样，你可以带着葡萄来探视他，却根本不知道遮盖起来的被手术刀切割得皮开肉绽的伤口。露易丝把嘴唇贴在绷带上，在那上面留下了一抹橘红色的口红。  “我送你去，一点儿不费事。”斯考比说。  “真的，先生，我可以走着回去。”  “你当然不能走回去。来吧，上车吧。”  仪表盘的灯光把威尔逊那怪模怪样的衣服照亮了一块。他把头探出车外，喊着说：“晚安，斯考比太太。今天晚上过得太好了，我不知道该怎样感谢你。”他的话音颤动着，流露出一片真情，使人听起来像是在说外国话——英国人在英国说的话。在这里，只要住上几个月语调就变了，变得高亢、不真实，或者变得平板、谨慎。听得出来，威尔逊离开故乡只是不久以前的事。  “你过两天一定还要到我家来。”斯考比说。在汽车沿着勃恩赛德街向贝德福德旅馆驶去的路上，他的脑子里一直浮现着露易丝的幸福的面孔。<h4>八</h4>    凌晨两点钟手上的伤口把斯考比疼醒了，他像钟表发条似的蜷缩成一团，躺在床的外边，尽力使身体不碰到露易丝。只要身体的哪一部分稍一接触——哪怕一个人的手指挨着另一个人的手指，立刻就要出汗。即使这样保持着距离，他也能感到热气在两人的中间震颤着。月光罩在梳妆台上，给人一丝清凉之感；那些瓶瓶罐罐的化妆品，以及镶在框子里的照片的一角，都被月光照亮了。他马上开始倾听起露易丝的呼吸来。  露易丝的呼吸断断续续，很不均匀。她没有睡着。斯考比抬起一只手，摸到她的潮湿、发热的头发。她僵直地躺在那里，仿佛在守护着一个秘密。斯考比感到一阵厌腻，他知道他会发现什么，他的手指摸索下去，直到碰到了她的眼皮。她正在掉眼泪。他感到无比的疲倦，他强打起精神，开始抚慰的工作。“亲爱的，”他说，“我爱你。”他总是这样开始的。安慰的话语，就像夫妻间的性行为一样，总是形成一套例行常规。  “我知道，”她说，“我知道。”她也总是这么回答。他暗自责备自己没有情义，因为他的脑子里忽然闪现的念头是：这是半夜两点钟，这件事可能要纠缠好几个小时，而他在六点钟就要开始一天的工作了。他把她的头发从她的额头上撩开，说：“雨季快要到来了。到那时候你就会觉得舒服一些了。”  “我没有什么。”她说着开始抽泣起来。  “怎么回事，亲爱的？告诉我。”他咽了口唾沫，“告诉蒂奇。”他讨厌她给他起的这个名字，但是他这样做总能发生效力。她说：“噢，蒂奇，蒂奇。我不能这样下去了。”  “我还以为你今天晚上挺幸福的呢。”  “我刚才是的——但是，想想吧，只因为一个非洲联合公司的小职员对我不错就觉得幸福？蒂奇，他们为什么不喜欢我呢？”  “你不要这么傻了，亲爱的。都是天气太热的缘故，总是叫你胡思乱想。他们谁都喜欢你。”  “只有威尔逊一个人。”她失望地、羞愧地重复道，又开始抽抽噎噎起来。  “威尔逊人还不错。”  “他们不愿意让他加入俱乐部。他跟着牙科医生愣闯进去了。他们会嘲笑他和我的。噢，蒂奇，蒂奇，请你让我走吧，让我重新开始吧。”  “当然了，亲爱的，”他说，“当然了。”斯考比凝视着帐子外面，凝视着窗户外面，目光一直落到平坦、宁静、敌舰出没的海面上，“上哪儿呢？”  “我可以到南非去，在那里等着你休假。蒂奇，你很快就会退休的。我会给你准备好一个家，蒂奇。”  他把身子挪开了她一点儿，但是怕她发现，又很快地把她的一只汗涔涔的手拿起来，在手掌上吻了一下。“要花很多钱的，亲爱的。”退休的想法使他的神经紧张得抽搐起来：他一直在祈祷，祈求死亡先落到自己头上。他的人寿保险也是按照这样一个愿望安排的，在他病故以后才能领到保险金。他想到一个家，一个永久的家：有艺术风趣的漂亮的窗帘、摆满了露易丝藏书的书橱、一间漂亮的镶着瓷砖的浴室。根本不需要有办公室——一个为两人居住的家，一直到死，在永恒来临以前不再有什么变化。  “蒂奇，我在这个地方再也忍受不了了。”  “我要好好地盘算一下，亲爱的。”  “艾塞尔·梅布瑞一家在南非，柯林斯一家人也在。我们在南非是有朋友的。”  “价钱很高啊。”  “你可以中断几份你那些愚蠢的人寿保险，蒂奇。而且，蒂奇，我不在这里，你也可以省一点儿钱。你可以在食堂吃饭，不用雇厨子。”  “厨子费不了多少钱。”  “积少成多呀，蒂奇。”  “我会想你的。”他说。  “不会，蒂奇，你不会想我。”她说。她偶然间表现出的这种深刻的伤心的理解，叫他吃了一惊。“不管怎么说，”她说，“咱们攒钱又是为了谁呢？”  他温柔地说：“我会尽力想出个办法来的。你知道，只要可能，什么事我也愿意为你做——不管什么事。”  “你这不是半夜两点钟说出来哄我的话吧，蒂奇？你会做一些事吗？”  “我会的，亲爱的。我会想出个办法来的。”他很奇怪，她这么快就睡着了。她好像一个把担子撂掉的累垮了的搬运夫。他还没把一句话说完她就睡着了，像个孩子似的握着他的一根手指，呼吸也像孩子那样自然。现在挑子摆在他身边了，他准备把它担到肩上。

第一卷 第一部 第二章
<h4>一</h4>    清晨八点钟，在去码头的路上，斯考比下车到银行去坐了一会儿。经理的办公室阴暗、凉爽，一玻璃杯冰水摆在保险柜柜顶上。“早上好，罗宾逊。”  罗宾逊是个高个子，瘪胸脯，因为没有捞到去尼日利亚的职位而怨气冲天。他说：“这种鬼天气什么时候才能变过来？雨季来晚了。”  “保护领地已经开始下了。”  “在尼日利亚，”罗宾逊说，“你总知道自己是在什么地方。我能替你做点儿什么事，斯考比？”  “我坐坐成不成？”  “当然成。我自己在十点钟以前从来不坐着。站着有助于消化。”他一刻不停地在办公室踱来踱去，两条腿像踩着高跷。他皱着眉毛呷了一小口冰水，仿佛在喝药。斯考比看见办公桌上摆着一本名叫《泌尿系统疾病》的书，翻到一页彩色插图上。“我能替你做点儿什么事？”罗宾逊又重复了一遍。  “给我弄两百五十镑钱。”斯考比不太有把握地试图用开玩笑的语气说。  “你们这些人总认为银行是用钱砌起来的。”罗宾逊不假思索地说了一句玩笑话，“你真正想用多少钱？”  “一百五十镑。”  “你现在结余还有多少？”  “我想大概有三十镑。现在是月底。”  “咱们最好查对一下。”他叫来了一个职员。在等待的时间里，罗宾逊又在小屋子里来回走起来——六步走到墙根，再转身回来。“走到那边再回来，一百七十六次，”他说，“就是一英里。我试着在午饭前走三英里，这能使我保持健康。在尼日利亚，我总是走一英里半的路到俱乐部去吃早饭，以后再走一英里半回去上班。这里没有地方做这种散步的运动。”他在地毯上打了个回旋说。一个职员把一张字条放在办公桌上。罗宾逊把纸凑到脸跟前儿，仿佛要嗅它似的。“二十八镑十五先令七便士。”他说。  “我要把我的妻子送到南非去。”  “噢，是的。是的。”  “我想，”斯考比说，“钱再少一点儿也可以。靠我的薪水我没有办法让她花太多的钱。”  “我真不知道该怎样……”  “我本来想也许能透支一笔钱，”斯考比含混地说，“许多人都能透支，是不是？你知道，我记得我就有过一次——只是几个星期——透支了十五镑。我自己也不喜欢。把我吓坏了。我老是觉得我欠了银行经理一笔债。”  “问题在于，斯考比，”罗宾逊说，“我们接到指示绝不允许透支。这是战时，你知道。有一项很贵重的抵押品——个人的生命——变得不值钱了。”  “是的，这一点我知道，但是我还活得蛮结实，我也不准备挪动地方。潜水艇和我没缘。我的工作也很保险，罗宾逊。”他明明知道不会有效果，还是尽量用开玩笑的口气说下去。  “专员就要退休了，不是吗？”罗宾逊说着，走到屋子另一端的保险柜前面又转回身来。  “可是我不退休啊。”  “我很高兴听你这么说，斯考比，可是有谣言说……”  “我想有一天我会退休的，可那是遥远的将来的事。我倒宁愿死在岗位上，再说，我总还有几宗人寿保险呢，罗宾逊。用那个做抵押成不成？”  “你知道三年以前你中断了一宗。”  “那是露易丝回国动手术的那一年。”  “我想，余下的两宗把你已经缴付的保险费加在一起也没有多少钱，斯考比。”  “但是如果我一下子死了，这总还算个保障，是不是？”  “如果你继续交纳保险费的话。我们就没有什么保障了，你知道。”  “当然没有，”斯考比说，“这我知道。”  “真抱歉，斯考比。这是公事。银行的章程。如果你需要的是五十镑，我就自己借给你了。”  “算了，就当我没有开口吧，罗宾逊，”斯考比说，“没什么要紧的。”他尴尬地笑了一下，“市政厅的那帮人会说我受点儿贿赂就什么都有了。摩莉身体好吗？”  “她很好，谢谢。我要是能像她那样就好了。”  “你医学书读得太多了，罗宾逊。”  “一个人得知道身体有什么毛病啊。今天晚上去俱乐部吗？”  “我想我不会去的。露易丝很疲劳。你知道雨季以前人们是怎么样的。对不起，打搅你了，罗宾逊。我得到码头去了。”  他低着头，很快地从银行走下山坡来。他有一种在干什么卑鄙的勾当被人当场抓住的感觉——他去向人家要钱，被人拒绝了。他不配和露易丝在一起。他觉得自己在做人方面一定有什么失败的地方。<h4>二</h4>    德鲁斯亲自带着他的外勤警察队来到希望号上。船上的一个乘务员正在舷梯口等着他们，船长想邀请他们先到房舱里去喝两杯酒。率领海上警卫队的一名军官在他们之前就已经到了。喝酒是两周举行一次的例行公事的一个常规——建立起友好气氛。接受了这种款待，检查人员就更容易叫这位中立国的船长吞咽搜查船只的苦药丸了，而且没有长官在场，在船桥底下执行任务的检查人员也会更顺利地进行工作。趁头等舱的旅客检验护照的时候，一队外勤警察着手检查他们的房舱。另外一些人这时正在货舱里进行搜索——一件枯燥乏味、毫无希望地翻寻大米袋的工作。尤塞夫是怎么说来着？“你们找到过一小颗钻石吗？你想有一天会搜查到吗？”再过几分钟，当几杯酒下了肚，关系变得相当融洽以后，斯考比就该进行检查船长卧舱的不愉快的工作了。现在，这场时断时续的谈话主要是海军中尉在进行着。  船长擦了擦自己胖嘟嘟的黄脸说：“对英国人我当然是从心眼里感到钦佩的。”  “我们也不喜欢这样做，你知道，”中尉说，“做一个中立国的国民真是背运。”  “我的心对你们的伟大斗争充满了钦佩。”葡萄牙船长说，“我心里根本没有恼怒的份儿。我们国家的人有的感到恼怒，我可不这样。”他的脸淌着汗，眼球布满了血丝。他一个劲儿地谈自己的心，但是斯考比却觉得，要找到他的一颗心，非要在他那肥胖的躯体上开一个又深又长的口子不可。  “你太好了，”中尉说，“你这种态度值得赞扬。”  “再来一杯葡萄酒，先生们？”  “我可以再喝一杯。这种酒在岸上是喝不到的，你知道。你呢，斯考比？”  “我不要了，谢谢。”  “我希望你们用不着让这条船在这里再停一夜了，少校！”  斯考比说：“我看在明天中午以前你们不大可能离开这儿。”  “我们会尽力去做，当然了。”中尉说。  “我以名誉担保，先生们。我发誓，你们在我的乘客里找不到坏人。至于水手——我全都了解。”  德鲁斯说：“这不过是例行公事，船长，我们不得不履行一下。”  “抽一支雪茄吧，”船长说，“把那支纸烟丢了。这是一盒特制的。”  德鲁斯点着一支雪茄，没想到这支雪茄却发出火花，噼噼啪啪地响起来。船长咯咯地笑了。“这是我在开玩笑，先生们，无伤大雅的玩笑。我这盒雪茄是为朋友们准备的。英国人特别富于幽默感。我知道你们不会生气的。要是德国人，就要生气了；英国人不会。很好笑，不是吗？”  “很有意思。”德鲁斯不高兴地说。他把雪茄放在船长递过来的烟灰缸里。可能船长用手指开动了一个机关，烟灰缸开始丁零零地奏起了一个小调。德鲁斯又吓得一哆嗦。他早就该回家度假了，神经很不稳定。船长一边笑一边淌汗。“瑞士人，”他说，“了不起的民族，也是中立的。”  一个外勤警察走进来，递给德鲁斯一个条子。德鲁斯把它传给斯考比。斯考比看到纸条上写的是：据一个被通知解雇的乘务员说，船长在浴室里藏匿了信件。  德鲁斯说：“我得到下边去看看，让他们快着点儿。你来吗，伊万斯？谢谢你的葡萄酒，船长。”  房舱里只剩下斯考比同船长两人了。这一部分工作是他最厌恶的：这些人并没有犯罪，他们只不过违反了战时航行法强加给轮船公司的条例而已。在搜查的时候谁也说不准会翻出什么东西来。一个人的卧室是他生活中的隐私部分，搜查抽屉的时候说不定无意中会了解到他的一些丑事：某些有失体面的小东西像脏手帕似的被塞在没人看到的地方，在一堆亚麻衣物底下也许会发现他想忘掉的一件伤心物。斯考比礼貌地说：“船长，我想我得看看了。你知道，这不过是走走形式。”  “这是你的职责，少校，你应该做的。”葡萄牙人说。  斯考比敏捷、熟练地进行检查，无论什么东西他动过以后总是按照原来的样子摆好，像是一个非常细心的主妇。船长背对着斯考比站着，看着窗外的船桥；看起来他不想在他的客人做这件令人恼恨的工作时让他为难。斯考比很快就检查完了，他把装着避孕套的盒子关上，仔细地放回柜橱的上层抽屉里，同手帕、俗气的领带和一小包脏手帕放在一起。“都完了吗？”船长转过头来，客气地问道。  “那儿还有一扇门，”斯考比说，“通到什么地方？”  “那不过是浴室、厕所。”  “我想我最好还是看一眼。”  “当然了，少校，但是那里面没有什么秘密的地方好藏东西。”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当然不。这是你的职责。”  浴室里没有摆什么东西，也脏得要命。浴盆边上凝聚着一圈灰色肥皂沫，脚下的瓷砖汪着脏水。问题是，必须很快地确定东西藏在哪里。如果拖延的时间太长，对方势必会发现他已经掌握了什么情报。他必须做出一副办理例行公事的样子——既不能太马虎，也不能太认真。“用不了多少时间了。”他装出一副快活的样子说，并从修面镜里看到一张肥胖的、安详的面孔。当然了，情报可能是假的，乘务员只不过是想制造点儿麻烦而已。  斯考比打开药品橱，把里面装的东西很快检查了一遍：拧开牙膏的盖子，打开刮面刀的盒子，用手指在刮胡膏里探了探。他自己也没期望在这里面找到什么。但是做这些事却给了他思索的时间。接着他又走到水龙头前面，放了点儿水，把手指伸进每个出水孔里摸索了一阵。他的目光落到地板上：这里不可能藏匿任何东西。舷侧的玻璃窗：他查看了几个大合叶，把里层窗户开合了几次。每次转过头他在镜子里总是看到船长的面孔：安详，耐心，带有某种自得的神色。这张脸一直对他说着“没找到哇，没找到哇”，就像孩子们在玩的一场游戏。  最后，该轮到抽水马桶了。斯考比把木盖掀开，在盖子和瓷桶之间什么东西也没发现。他的手摸到放水的拉绳，镜子里第一次显出紧张的神色：棕色的眼睛不再望着他的脸，开始盯视着另外一个地方。斯考比随着那目光望去，他看到自己的手紧握着拉绳。  贮水箱里没有水吗？他很想知道。他扯了一下拉绳，水管发出一阵汩汩的响声，呼隆一下水冲下来了。斯考比转过头来，葡萄牙人带着一种掩饰不住的得意的神情说：“你看见了，少校。”就在这一分钟，斯考比明白了。我太不仔细了，他想。他掀起贮水箱的盖子。在盖子下面挨不着水的地方，一封信用胶带贴在上面。  他看了一下收信人的姓名、地址——莱比锡弗里德里希大街[19]一位格罗内尔太太。他嘴里不停地说：“真对不起，船长。”因为听不到回答，他把头抬起来。在船长的肥胖、灼热的面颊上，泪水正追赶着汗珠簌簌地往下淌。“我得把它拿走，”斯考比说，“上报……”  “啊，这场战争，”船长突然喊起来，“我多么恨这场战争。”  “我们同样也有不少理由恨它，你知道。”斯考比说。  “一个人给女儿写封信，就把自己毁了。”  “女儿？”  “是的。她现在是格罗内尔太太。你打开看看吧，你会明白的。”  “我不能这样做。我必须把它交给新闻检查官。为什么你不等着到里斯本再写呢，船长？”  这个人已经把他肥胖的身躯靠在浴盆边上，仿佛他没有力气再肩负这一沉重的担子了。他像个小孩似的不住地用手背抹眼泪——一个样子不招人爱的孩子，一个小学里的蠢头蠢脑的胖孩子。一个人在同聪明、美丽或者有功名权势的人作战时，心中可能毫无怜悯之情，但是对于谁也不喜爱的人却不能这样做；无情地逼压一个可怜虫，会使你胸中压上沉重的磨石。斯考比知道自己该把信拿起来然后转身走开；他的同情心对这件事并没有好处。  船长呜咽地说：“如果你有女儿你就会了解的。你就没有。”他的话带着指责的口气，仿佛没有儿女是一桩罪恶似的。  “我没有。”  “她非常惦记我。她爱我。”船长说。他抬起了泪水模糊的面孔，好像要使对方相信自己这一不太可能的表白似的。“她爱我。”他凄凄惨惨地重复道。  “但你为什么不在里斯本写？”斯考比又问了一句，“为什么冒这个险？”  “我很孤单，我没有妻子。”船长说，“一个人心里有话要说，不能老是等着啊！而且到了里斯本以后——你知道那种情况——又是会朋友，又要喝酒。我在里斯本有个小女人，她连我的女儿也吃醋。我同她总是吵嘴，时间不知不觉就过去了。一个星期以后我又得出发。可是在开始这次航行之前，我随时都有写信的时间。”  斯考比相信他说的话。他的故事很不合情理，所以倒可能是真实的。即使在战时，有的时候一个人也需要运用一下听信别人言语的官能，只要这样做不使这种官能进一步萎缩的话。他说：“真对不起。我实在无能为力。也许不会有什么事的。”  “你们当局，”船长说，“会把我列入黑名单。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不论哪条船雇我当船长，领事都不会发适航证书。我会在岸上挨饿要饭的。”  “这种事在处理过程中，”斯考比说，“免不了出一些差错。档案搁错了地方什么的。也许你就听不到下文了。”  “我要祷告。”船长不抱什么希望地说。  “为什么不？”斯考比说。  “你是英国人。你不会相信祈祷的。”  “我也是天主教徒。”斯考比说。  船长抬起一张胖嘟嘟的脸立刻打量起斯考比来。“你也是天主教徒？”他满怀希望地喊道。他第一次开始恳求起来。他好像在一个陌生的国土上遇到了一个老乡。他开始谈起他在莱比锡的女儿；他拿出一个破旧的钱包，从里面取出一张发黄的照片。照片上是一个同他一样毫无风度、肥胖年轻的葡萄牙女人。这间窄小的浴室闷得透不过气来，船长反复地叨念着说：“你知道是怎么回事，你知道是怎么回事。”他突然发现了他同斯考比的一些共同经历：淌血的心窝里插着利剑的石膏像，忏悔室帘幕后的悄声低语，圣衣和圣血液化[20]，黑洞洞的小教堂和复杂的礼规，以及在这一切背后的对上帝之爱。“在里斯本，”他说，“那个女人正等着我呢，她要把我拖回家去，把我的裤子藏起来，不让我一个人到外面去。每天就是喝酒、吵架，直到上床。你知道是怎么回事的。我在里斯本根本不可能给我女儿写信。她那么爱我，她在等着我。”他把自己的一条肥胖的大腿移动了一下，继续说，“那种纯洁的爱。”说着，他又哭起来。在忏悔同渴望的辽阔的领域里，他俩是有很多共同的东西的。  这种密切关系给了船长勇气，他打算从另外一个角度试一试。他说：“我是个穷人，可是我攒了一点儿钱……”他绝对不敢对一个英国人行贿，这只是他对两人信仰的同一宗教所能表示的一点儿最真诚的敬意。  “很对不起。”斯考比说。  “我有英镑。我要给你二十英镑……五十英镑。”他央求道，“一百……这是我的全部积蓄了。”  “这是办不到的。”斯考比说。他迅速地把信放在口袋里，转过身去。在走到房舱门口时他又回头看了一眼，他最后看到的是，船长正在用头磕撞马桶上的蓄水箱，脸颊上的皱褶里满是泪水。当斯考比走进餐厅同德鲁斯会合时，他感到胸口上压着一块磨石。我多么恨这场战争，他在想，他用的词句同船长的一字不差。<h4>三</h4>    船长写给莱比锡的女儿的一封信和在厨房里找到的一束信是十五个人搜查了八小时的全部战果。这一天可以算是平平常常的一天。斯考比回到警察厅以后先去看了一下专员，但是专员的办公室里并没有人，于是斯考比坐在自己办公室头上挂着手铐的位子上开始写报告。“对电报中提及的旅客，其住舱及行李均已进行仔细检查……但无任何结果。”船长给莱比锡的女儿写的一封信在办公桌上放着，就在他手边。屋子外面，天已经黑起来。牢房的气味从门缝里阵阵袭来。弗莱塞尔正一个人在旁边的一间办公室里唱歌，自从上次休假回来以后他每天晚上都哼唱这支歌：    谁还去计较什么  那些原因和道理，  当你和我  都被埋进了黄土里？  斯考比觉得生命好像长得没有限度。对一个人的考验难道不能缩短些时间吗？难道不能在七岁的时候就第一次犯下不可赦的罪，十岁为了爱和恨就陷入毁灭的境地，十五岁就躺在病榻上做临终的忏悔、赎罪吗？他开始写：根据一名因失职而被解雇的乘务员密报，在船长的浴室中查获一封投寄莱比锡市格罗内尔太太的信件。此信系在抽水马桶蓄水箱中发现的，现随文寄上。此种隐匿方法似可通报其他检查官员；我处迄今为止尚未发现此种案例。信件系用胶带粘贴于水面之上……  他坐在桌子前面，怔怔地望着面前的这张纸，因为内心矛盾脑子里乱成一团。其实，几个小时以前，在轮船的餐厅里这件事早已解决了。当时德鲁斯曾问了他一句：“发现了什么没有？”他只是耸了耸肩膀；这一动作究竟表示什么意思，他让德鲁斯自己去解释。如果他当时要表示的是“还不是我们平常发现的那种私人函件”，德鲁斯却误解为他的耸肩膀意味着“没有找到什么”。斯考比摸了摸额头，打了个寒战，汗珠从手指缝里渗出来。他想，我是不是害热病了？也许是因为他的体温升高了，他觉得自己正要步入一种新生活。这是一个人在求婚或者第一次犯罪以前常常有的一种感觉。  斯考比拿过信来，把信封拆开。这一步一迈出去就再也退不回来了，因为在这个城市谁也没有私拆信件的权力。粘信封的胶水里面可能藏着显微照片。斯考比本人甚至连辨认文字密码的本领也没有：他的葡萄牙文水平只能看懂词句的最表面的意思。不论搜查到什么信件，哪怕看来毫无可疑的地方，也必须原封不动地送交到伦敦检查人员手里。而斯考比现在却违反了最严的法令，想运用自己并不完备的判断力来处理这件事。他思忖道：如果我发现这封信可疑，我就附一份报告送上去。我可以解释一下为什么信封拆开了。船长坚持要当面把信打开，让我看一下信的内容。但是如果我这样写这份报告，我就会不公正地加重了船长的犯罪行为；难道这不是最好的销毁显微照片的办法吗？反正得扯一个谎，斯考比想，但他并不习惯扯谎的。他手里拿着信，小心翼翼地擎在一张白色吸墨纸上面。这样，如果从信纸里掉下什么东西来他都会发现。他决定把事情的经过写一份详细报告，包括他自己的处理过程在内。    亲爱的小喜蜘蛛[21]，爱你甚于一切的你的父亲，这次要想办法给你寄一点儿钱。我知道你的日子多么不好过，我的心都快碎了。小喜蜘蛛啊，要是我能感觉到你的手指抚摸着我的脸，我就什么都满足了。像我这样一个又肥又丑的父亲怎么能生出你这样一个美丽、娇小的女儿呢？现在，我的小喜蜘蛛，我要跟你说说我这些日子都做了些什么。一个星期以前我们离开了洛比托[22]，在港口只停了四天。我在阿兰胡埃先生家里待了一夜，酒喝得有些过量，可是我跟他谈的都是你的事。在港口的那几天我没有做什么不好的事，因为我这样答应过我的小喜蜘蛛。我去教堂忏悔过，还领了圣体，所以在我到里斯本的路上如果发生了什么事——在这些可怕的日子里谁说得准啊——我的灵魂不会不同你相会而孤凄地度过那无边岁月的。自从离开洛比托以后，天气一直很好，连旅客也都没有晕船。明天晚上，因为非洲大陆终于要被我们甩在后面了，船上将举办一次音乐会，我还要演奏我的口哨。在我演奏的时候我会一直想着我的小喜蜘蛛坐在我的膝头上听我演奏的那些日子。我亲爱的，我一天天地老了，每航行一次我都会胖一点儿。我不是一个好人，有时候我很害怕被我这一身赘肉包围起来的灵魂只不过像豌豆那么大小。你不知道像我这样的人走上不可宽恕的自绝之路是一件多么容易的事。可是每逢有这样的思想我就想到我的女儿。我的灵魂里刚好有过那么一点点儿受你感化过的善良。妻子知道丈夫的罪恶太多了一些，她对他的爱不可能是完美的，但是女儿在最后关头却可以拯救他。替我祈祷吧，小喜蜘蛛。爱你超过爱自己生命[23]的父亲。    超过爱自己生命。斯考比一点儿也不怀疑这封信的真挚。这封信不是为了隐藏开普敦防御工事照片或者德班[24]军队调动报告的显微照片而写的。他知道，还必须化验一下信纸上有没有用秘密墨水写的字，放显微镜下面检查一下，信封的里层也还得拆开来。如果是密写，就一点儿也不能马虎。但是斯考比坚持自己的看法，他把信连同自己的报告一起撕碎，把这些碎片拿到院子里的一个焚化炉那里——一个架在两块砖上的汽油桶，为了通风，桶边凿了几个气孔。正当他划着了火柴把碎纸点起来的时候，弗莱塞尔也走到院子里来了。“谁还去计较那些原因和道理。”一眼就能看出，碎纸片的最上面是半个外国信封，甚至一部分通信地址也能辨识出来——弗里德里希大街。弗莱塞尔大步从院子的另一边走过来，神采奕奕的样子简直让人受不了。斯考比急忙用火柴把最上边的一些碎纸片点着。纸片轰的一声燃烧起来，受到火焰的炙烤，另外一片碎纸舒展开，显出格罗内尔的姓名。弗莱塞尔用快活的语调说：“烧毁证据吗？”说着就向铁皮桶里看了一眼。姓名已经烧黑了：弗莱塞尔肯定不会发现什么——只有斯考比一眼就能看出来的一个棕色外国信封的三角形碎片。他连忙用一根棍子把它打碎，然后抬头看了看弗莱塞尔的脸，想知道自己能不能在那上面发现有惊奇或猜疑的神色。但是他在这张没有表情的脸上什么也看不出来，活像学期结束后学校的布告牌。只有自己的心跳告诉他干了违法的事，他已经加入了腐化的警察官员之列——在另外一个城市有大笔存款的拜利，被发现隐匿了钻石的克雷绍，博依斯顿虽然没有确凿的贪污证据，但也已因病退职。这些人都是受了金钱的腐蚀，而他却是受感情腐蚀而堕落的。比较起来，感情比金钱更为危险，因为感情是没有固定价格的。一个惯于受贿的人在贿赂没有达到某一数字时还是可靠的，而感情却可能只因为一个名字、一张照片，甚至一阵使人有所缅怀的气味就在一个人的心里泛滥起来。  “今天成绩怎么样，长官？”弗莱塞尔望着一小堆纸灰问道。也许他想的是这一天有趣的日子该是他的。  “平平常常的一天。”斯考比说。  “船长怎么样？”弗莱塞尔问。他一边向汽油桶里探望，一边又哼起他的那支忧郁的调子来。  “船长？”斯考比说。  “噢，德鲁斯告诉我有人告了他的密。”  “还不是跟过去一样，”斯考比说，“一个乘务员被解雇了，怀恨在心。德鲁斯告诉没告诉你我们什么也没有找到？”  “没有，”弗莱塞尔说，“他似乎不太清楚。晚安，长官。我得到食堂去了。”  “西姆布勒利格值班吗？”  “是的，长官。”  斯考比看着他走远了。他的后背同他的面孔一样，也是一片空白，一点儿也看不出来他想的是什么。斯考比想，我干的事多么蠢啊！真是傻瓜啊。他对露易丝欠了一笔债，可是对这个多愁善感的胖船长，对这个为了自己那同样不招人喜爱的女儿而违反了轮船公司规章的家伙，他本来是一点儿情也不欠的。事情之所以颠倒过来，都是因为有这个女儿。斯考比想，我现在必须回家去了。我要把车放回车房，阿里会出来拿手电筒给我照路，送我进门。她那时会正坐在穿堂风对流的地方乘凉，从她脸上我会看出来她这一整天在想些什么。她希望的一定是我已经把一切都已安排好，希望我会对她说：“我已经在南非航线代办处把你的名字登记上了。”但是她会担心这样的好事是轮不到我们头上来的。她将等着我先把这个消息说出来，而我将要东拉西扯把天底下的事都谈遍，只是为了拖延时间，晚一些看到她的痛苦（痛苦一直在她的嘴角上等待着，准备占据整个面孔）。他清清楚楚地知道，事情将如何发展：这种事过去已经发生过无数次了。在他回办公室去锁抽屉和到门外上汽车的路上，他把每一句要说的话都预习了一遍。人们总是说被判处死刑的人走上刑场需要极大的勇气，有谁知道，有时候一个人要故作镇静地去面对另外一个人的已经成为癖性的痛苦，他所需要的勇气绝对不比前者少呢？斯考比忘记了弗莱塞尔：除了他将面临的一场风波外，他什么都忘记了。进屋的时候我将说：“晚上好，爱人。”她将回答：“晚上好，亲爱的。今天过得怎么样？”于是我将不停地说东道西，可是心里却一直非常清楚，我正一步一步地逼近那一时刻，我将不得不问：“你今天过得怎么样，亲爱的？”于是痛苦就闯进门来了。<h4>四</h4>    “你今天过得怎么样，亲爱的？”他很快地把头扭过去，调制另外两杯杜松子酒。他们两人间有一种默契，都认为“酒能够使人好过一些”，随着一杯又一杯的酒下肚，一个人越来越痛苦，这时候他希望的是，把心里的郁闷赶快倾泻出来吧。  “你并不想知道我真正过得怎么样。”  “我当然想，亲爱的。你这一天是怎么过的？”  “蒂奇，你为什么是这样一个胆小鬼。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什么都告吹了？”  “什么都告吹了？”  “你知道我指的是什么——船票。从你一进门你就没完没了地谈希望号的事。每两个星期就有一艘葡萄牙轮船进港。哪次你也不这么谈论。我不是小孩，蒂奇。为什么你不直截了当地说‘你走不了了’呢？”  斯考比痛苦地对着酒杯笑了笑，他不断地把杯子转来转去，叫苦味液贴到酒杯边上。他说：“不是这样的。我会找到办法的。”尽管很不愿意，他还是决定求助于他那讨厌的名字。如果这样也不成功，痛苦就会越来越深，就会缠磨不休，把他需要休息的短短的夜晚完全毁掉了。“相信蒂奇吧。”他说。他觉得好像脑子里的一根筋由于焦虑而绷紧了。他想，只要我能把痛苦推迟到白天就好了。痛苦在黑夜里更加可怕。在夜晚，一个人所能看到的只是绿色的遮光窗帘，政府发给的家具和飞蚁在桌上蜕掉翅膀。一百码远的地方克里奥尔人养的狗嗥叫起来。“看看那个小要饭的。”他指着一只小蜥蜴说。这只蜥蜴每天这个时候总是从墙缝里跑出来捕捉飞蛾和蟑螂。接着他又说：“咱们不是昨天晚上才提起这件事的吗？这种事总需要一些时间才能安排好。动动脑筋，想想办法。”他勉强用诙谐的语调说。  “你到银行去了吗？”  “去了。”他承认。  “你没能弄到钱？”  “没有。他们办不到。再喝一杯杜松子酒吧！”  她把酒杯递过去，不出声地哭起来。她哭的时候面孔涨得通红——她看起来老了十岁，一个中年、被遗弃的妇女。他觉得面颊上吹来一丝令人不寒而栗的未来的气息。他在她身边跪下一条腿，把粉红色的杜松子酒像药水似的举到她的唇边。“我亲爱的，”他说，“我会想出个办法来的。喝了吧。”  “蒂奇，这个地方我再也待不下去了。我知道过去我就这样说过，可是这次我真是这样想的。我会发疯的。蒂奇，我太寂寞了，一个朋友也没有，蒂奇。”  “咱们明天把威尔逊请来吧。”  “蒂奇，看在上帝面上，别老提威尔逊了。我求你，你想个办法吧。”  “当然我要想办法。你只要耐心等几天，亲爱的，这种事需要时间。”  “你预备怎么办呢，蒂奇？”  “我有的是办法，亲爱的。”他有些疲倦地说（这一天经历了多少事啊），“只是得让它们酝酿酝酿。”  “告诉我一个办法。只告诉我一个。”  斯考比凝视着墙上的蜥蜴，蜥蜴猛地向前一扑，斯考比的目光也随着它移动了一下。他从自己的杜松子酒里捡出一个飞蚁的翅膀，又端起酒杯来。他在想：我不拿那一百镑钱，真是个傻瓜。我白白把信毁了。我冒着风险。我还不如……露易丝说：“我早就知道了，你并不爱我。”她的语调很平静。这种平静他是知道的——这意味着他们已经到达了风暴平静的中心：在这个区域里，到了这个时间，他们就开始互相说实话了。实话，他想，对于任何人从来没有任何真正的价值——它只是数学家和哲学家追逐的一个记号。在人同人的关系中，仁慈和谎言抵得过一千句实话。他总是拼命记住他说过的谎话，虽然他从来就知道这种努力是白费力气的。“别胡说了，亲爱的。如果我不爱你，你说我爱谁呢？”  “你谁也不爱。”  “是不是因为这个我才待你这么坏？”他想弹奏一个轻快的调子，可是那声音却空空洞洞地折回到他的耳朵里。  “那是你的良心，”她悲哀地说，“你的责任感。自从凯瑟琳死了以后，你就从来没有爱过谁。”  “当然了，除了我自己。你总是说我爱我自己。”  “不，我想你也不爱自己。”  他用回避的战术保卫着自己，在这个风暴的中心地区他是没有能力说出抚慰人的谎话的。“我一直在努力使你幸福。我为这个竭尽全力。”  “蒂奇，你连一声爱我也不肯说。说吧，就说一声。”  他从杜松子酒上面悲伤地望着她，望着自己失败的明显的标记：她的皮肤因为长期服用阿的平而微微发黄，眼睛被泪水泡得红肿不堪。没有人能够保证永久的爱情，但是十四年前在伊灵[25]，在花边同蜡烛中举行的只有少数人参加的那场可怕的典雅的婚礼上，他曾默默发誓，至少要使她得到幸福。“蒂奇，除了你以外我再也没有别的人了，而你却什么——几乎什么都有了。”蜥蜴一下子窜到墙的另一边，又停歇下来，鳄鱼似的小嘴巴里衔着一只扑灯蛾的翅膀。飞蚁撞击着电灯泡，发出轻微的噗噗声。  “可是你却想离开我。”他用谴责的语气说。  “是的，”她说，“我知道你也不幸福。我不在这里，你就会得到宁静了。”  这是他从来没有注意到的——她的观察的精确性。他什么都有了，唯一缺少的是宁静。所谓什么都有，指的是他的工作，指的是在他那间空荡荡的小办公室里的例行公事和在他喜爱的地方的时序更迭。多少次人们因为他的刻板的工作和微薄的薪金而对他表示同情啊，可是更了解他的是露易丝。如果他重新变得年轻，他要选择的仍然会是这样一种生活，只不过这次他不会再期待任何别的人和他共度这种生活，和他共享浴盆边上的老鼠、墙上的蜥蜴、清晨一点钟旋风吹开的窗户和日落时红土路上最后一丝粉红的光线罢了。  “你胡说些什么，亲爱的？”他说，又掺兑了一杯杜松子酒，把那永远逃不脱的动作又重复了一遍。他脑袋上的神经又一次绷紧。不幸已经按照它无法变更的程序铺展开——首先是她的痛苦和他费尽心机不把事情挑明，接着是她心平气和地把一些最好用谎言遮饰起来的老实话讲出来，最后他失去了控制力，像对待仇敌似的也把实话投掷到她身上。每逢到了这一阶段，他就瑟瑟发抖地擎着一杯苦味酒，吼叫着对她讲出了实话：“是你不给我宁静。”他准知道下面跟随的是什么：和解和不费力就说出的谎话。这场戏总要演到这里才算终场，只等着在下一次争吵时这一切再周而复始，重新演出。  “这就是我说的，”她说，“如果我走了你就有宁静了。”  “你一点儿也不了解，”他气愤地责备她说，“宁静意味着什么。”听他那语气，倒仿佛她贬低了他心爱的一个女人似的。因为不论白天还是黑夜，他梦想着的都是宁静。有一次在睡梦里，宁静有如月亮的晶莹洁白的宽大肩膀一样爬上他的窗口，像一座冰山似的出现在他面前，给人以宇宙毁灭前北极地带的凛冽、森严的感觉。白天他把办公室锁起来，争取同宁静厮守一刻，他弓着腰坐在生锈的手铐下面翻看警察分局送来的报告。在他看来，宁静是语言中最美丽的词藻。我将我的宁静赐给你，我将我的宁静留给你。噢，上帝的羔羊，你把世界上的罪恶带走，把你自己的宁静给了我们。在弥撒的时候他用手指按着眼睛，竭力不让期望的泪水涌出来。  露易丝用过去的温柔语调说：“可怜的爱人，你希望我也同凯瑟琳一样死掉。你想一个人生活。”  他故作执拗地说：“我想你能够幸福。”  她显得非常疲倦地说：“再说一次你爱我吧。我的心头会好受一些。”他们这场戏已经演完了，他们已经从争吵里走了出来。他开始非常冷静地、心平气和地想，这次还不错：我们俩今天夜里都可以睡个好觉了。他说：“当然我爱你，亲爱的。我会把船票的事办好的。你会看到的。”  即使他能够预见到一切要发生的事，他仍然会这样许诺她的。他心中从来就有准备，要承担自己行动的一切后果，而且自从他暗自发誓要使她幸福以后，朦胧中他一直意识到自己的行动会把他带到什么地步。绝境是给自己定下一个万难达到的目的所必须付出的代价。有人说，这就是不可饶恕的罪，但这种罪是一个堕落的或邪恶的人永远不会犯的。这种人永远怀着希望，从来不会意识到自己是彻底失败了，因而落到沮丧、绝望的冰点。只有心地善良的人才明知道自己受到永世的惩罚却仍有力量永远背负着这一重担。

第一卷 第二部 第一章
<h4>一</h4>    威尔逊在贝德福德旅馆里愁眉苦脸地站在床旁边，打量着他的缠腰布，这块缠腰布皱皱巴巴地在床上半盘半摊着，像一条发怒的蛇。旅馆的这个小房间，由于威尔逊同缠腰布进行的一场搏斗，变得更加热不可耐了。隔着一道墙他可以听到哈里斯一天中第五次刷牙。哈里斯非常迷信口腔卫生。“在这个鬼地方只有饭前饭后刷一次牙才能使身体不垮。”他常常在喝橘子汁的时候抬起一张疲惫不堪的、苍白的面孔这样说。这时他正在漱口，那声音听起来像是水管子在跑水。  威尔逊在床沿上坐下休息了一会儿。为了让屋子里透一点儿凉风，他让门敞开着。他可以从屋子里望到过道对面的浴室。那个裹着头巾的印度人正衣冠齐整地在浴盆边上坐着。他目不转睛地盯着威尔逊，鞠了一躬。“只费您一分钟，先生，”他大声说，“如果您肯过来一下的话……”威尔逊赌气地把门关上。他再一次试着把缠腰布缠到身上。  他曾经看过一场电影——是不是《孟加拉枪骑兵》[26]？——在这部影片里缠腰布简直驯服得出奇。一个裹着头巾的土著拿着卷成一卷的缠腰布，一个衣着整洁、一尘不染的军官像个陀螺似的旋转着身子，于是缠腰布便干净利落地紧紧缠在他的腰上。另一个仆人站在旁边端着冰镇的饮料，一把蒲葵扇在他身后轻轻摇动。看来这些事在印度是能够处理得很好的。虽然如此，经过又一次努力，威尔逊到底还是把这个劳什子缠在腰上了。缠得太紧了一些，而且满是皱褶，此外，塞进去的地方也太靠前，上衣遮挡不住。他从一面残破的镜子里悲哀地打量着自己的身影。有人在门外面敲了敲。  “谁？”威尔逊喊道，有一刹那他想的是那个印度人竟厚着脸皮追过来了……但是等门打开以后，他才发现是哈里斯；印度人仍然在过道对面的浴室里坐着倒弄他的一沓推荐信。  “出去吗，老兄？”哈里斯有些失望地问道。  “可不是。”  “今天晚上好像谁都要到外面去。看来整个饭桌就剩下我一个人了。”接着，他又沮丧地添了一句，“而且今天晚上又轮到吃咖喱饭。”  “不错，是咖喱饭。我吃不着了，真可惜。”  “你还没有连着吃两年呢，老兄，每星期四晚上一次。”他看了看威尔逊腰上的那块布，“你缠得不对，老兄。”  “我知道。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了。”  “我从来不裹这个。凡是有脑子的人都看得出来，这种玩意儿对肠胃不好。有人说缠腰布能吸汗，可是我出汗的地方偏偏不在那里，老兄。我倒宁愿系吊裤带，只不过橡皮筋坏得太快，所以我觉得最好系皮带。我不是势利眼。你到哪儿去吃饭，老兄？”  “到塔利特家。”  “你怎么认识他的？”  “他昨天到我的办公室来结账，请我去他家吃晚饭。”  “你到叙利亚人家吃饭用不着穿礼服，老兄。把它解下来吧。”  “你敢肯定吗？”  “当然了，听我的话没错儿。完全用不着。”他又接着说，“你会好好地吃一顿，但是对那些甜食可要小心一点儿。生命的代价就是永远小心谨慎。我倒想知道，他有求于你的是什么。”威尔逊一边听哈里斯闲聊，一边把缠腰布解下来。威尔逊是一个很会听人讲话的人，他的脑子好像一个筛子，没有用的东西整天从那里面漏下来。他穿着衬裤坐在床上静静地听着——“你吃鱼要小心着点儿，我从来不敢碰鱼。”——但是哈里斯的话在他脑子里什么也没留下。他一边把白色的卡其裤拉到光滑的膝盖上，一边默诵着：    可怜的小精灵  只因一时疏忽，就被囚禁  在坟墓一般的躯壳中。  他的肚子叽里咕噜地叫唤起来，每到吃饭以前他的肚子总要这样响一阵。    从你那里，他只希望得到，  为了他的效劳和他的苦恼，  今天——一个笑脸，明日——一首诗歌。[27]    威尔逊对着镜子凝视着，用手指摸了摸自己那过于光滑的皮肤。镜子里的面孔也瞪着眼睛回望着他，一张白里透红的、健康的、胖乎乎而又毫无希望的面孔。哈里斯继续兴高采烈地讲下去：“有一次我对斯考比说……”这几个字凝结在一起，在威尔逊的嗓子里卡住了，他于是把自己思忖的事大声念叨出来：“真奇怪，他怎么会同她结婚。”  “我们大家都奇怪，老兄。斯考比人很不错。”  “她太好了，斯考比配不上。”  “你是说露易丝吗？”哈里斯惊奇地喊道。  “当然了。我还能说谁？”  “真是各有所好。你就大胆地干吧，老兄，准能上手。”  “我得走了。”  “吃甜食要小心着点儿。”哈里斯又来了一股劲，继续谈下去，“天晓得，与其吃星期四的咖喱，我倒宁愿尝尝理应小心提防的东西。今天不是星期四吗？”  “是的。”  他们走到外边过道上，走进印度人的视线里。“早晚你得让他算一次命，老兄，”哈里斯说，“哪个人都得让他算一次。不让他算一次命，他是永远不叫你清静的。”  “我不相信占卜算命这类玩意儿。”威尔逊扯了一个谎。  “我也不信，但是他很有两下子。我到这里的第一个星期他就给我算了。他告诉我，我在这个地方至少得待两年半的时间。我当时认为过一年半就能够休假了，现在我算明白了。”印度人带着胜利的神色从浴室里看着他们。他开口说：“我有一封农业厅主任的信，还有一封地区专员的。”  “好吧，”威尔逊说，“给我算一卦吧，可是要快一点儿。”  “我看我还是先走吧，老兄，省得我把秘密听了去。”  “我不怕。”威尔逊说。  “您坐在浴盆边上好吗，先生？”印度人很客气地邀请威尔逊坐下，把他的一只手拉过来，“您这只手可真令人感兴趣，先生。”他把威尔逊的这只手掂了掂，不太令人信服地说。  “你要多少钱？”  “根据顾客的官级，先生。像您这样的官，我得要十先令，先生。”  “太贵了点儿。”  “级别低的是五先令。”  “我是属于五先令那一级的。”威尔逊说。  “噢，您不是，先生。农业厅主任给了我一镑。”  “我不过是个会计。”  “这是您这么说，先生。总督副官和斯考比少校都给我十先令。”  “好吧，”威尔逊说，“这是十先令。说吧。”  “您到这个地方才不过一两个星期，”印度人说，“您在半夜里有时候很烦躁。您觉得您没有什么进展。”  “在哪一方面？”哈里斯懒洋洋地站在门口问。  “您有雄心壮志。是一个梦想家。很喜欢读诗。”  哈里斯嘻嘻地笑起来。威尔逊的眼睛从划着他的手纹的手指上抬起来，不无惊惧地望着占卜人。  印度人继续按照自己的路子讲下去。他的头巾俯在威尔逊的鼻子下面，一股陈腐食物的气味一阵阵冲上来——很可能他经常从食品橱里偷点儿什么塞在头巾里。印度人说：“您是个爱守秘密的人。您不对您的朋友说您读诗的事——只对一个人说。一个人。”他又重复了一遍，“您很羞怯。您应该更有勇气些。您的成功线很长，保您事事如意。”  “干吧，老朋友，准保胜利。”哈里斯重复他的话说。  当然了，这一切都只不过是埃米尔·库埃宣传的那套心理学[28]：如果你深信不疑的话，事情就变成真实的了。踌躇不决的心理会消除，占卜中的错误也就不会被发觉了。  “你占的卦不值十先令，”威尔逊说，“这是五先令的货。告诉我一两件具体点儿的事，告诉我将要发生些什么事。”他不舒适地在浴盆的坚硬的盆沿上挪动了一下，看着一只蟑螂像个大血疮似的贴在墙上。印度人俯在他的两只手上又看了一会儿。“我看到巨大的成功。政府对您将会非常满意。”  哈里斯说：“他认为[29]你是官吏[29]。”  “为什么政府将会对我感到满意？”威尔逊问。  “您会捉到您要捕捉的人的。”  “啊，”哈里斯说，“我想他把你当成一个新来的警察了。”  “很可能，”威尔逊说，“别再浪费时间了。”  “再说说您的私人生活，也将是个大成功。您会得到您的心上人。您会乘船离开这里。一切都会很好。对您来说。”他加了一句。  “这回真正值十先令了。”  “晚安，老家伙。”威尔逊说，“你这样占卦，我是不会给你写推荐信的。”他从浴盆边上站起来，墙上的蟑螂飞快地钻到什么东西后面去了。“我真受不了这些东西。”威尔逊一边说一边侧着身子向门外走去。走到过道上，他又转过头来重复了一句：“晚安。”  “我刚来的时候也受不了，老兄，可是我发明了一种游戏。你到我屋子里来，我给你看看。”  “我该走了。”  “到塔利特家吃饭谁也不准时。”哈里斯把房门打开。第一眼看到这间屋子的肮脏杂乱，威尔逊很替哈里斯难堪，不禁把头一扭。在自己的屋子，威尔逊是不肯这样把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都摆在明面儿上来的——脏漱口杯，扔在床上的毛巾。  “你看看这儿，老朋友。”  威尔逊把目光移到墙壁上，感到心安了一些。墙上是用铅笔做的一些记号：一个大写字母H，下面是一行数字，前面记载着日期，就像现金账簿一样。另外一栏是D.D．两个字母，下面也是许多数字。“这是我打蟑螂的记录，老兄。昨天记录平平，只打着了四个。最高记录是九个。这就使你欢迎这些小生物了。”  “D.D，代表什么？”  “就是掉进下水道[30]，老兄。每逢我把它们打进洗脸台，掉进下水道里，就在这一栏上记一笔。没准儿还没有打死，是不是？”  “没准儿。”  “做这种游戏不能哄骗自己，弄虚作假就没味儿了。唯一的问题是，自己跟自己赌赛，有时候觉得没有意思。咱们俩进行一场比赛好不好，老兄？你知道，这需要技巧。这些东西确实能听到你的脚步声，它们跑得飞快，像闪电一样。每天我都用手电筒搜捕一番。”  “我倒也可以试试，可是我现在得走了。”  “你听我说——我现在先不打，等你从塔利特家回来咱们再开始。上床以前咱们玩五分钟。就玩五分钟。”  “如果你愿意这么做的话。”  “我同你一起下楼吧，老兄。我已经闻见咖喱味了。你知道，刚才那个老傻瓜把你当成新来的警官，我差点儿笑出声来。”  “好多事他都弄错了，不是吗？”威尔逊说，“我是说他说我爱读诗的事。”<h4>二</h4>    威尔逊第一次看到塔利特的住房，觉得很像一个乡村舞厅。所有的家具都靠墙摆着，一把把不舒适的高靠背硬椅摆成一排，墙角坐着几位老年人也活像是护送少女出席舞会的陪伴。老妇人穿着黑绸子衣服，不知要用多少码绸子才能做成；还有一个很老很老的老头儿，戴着一顶吸烟时戴的软帽。这些人都一声不响地紧紧盯着他。威尔逊不愿意这些人这么盯着自己，便抬起头打量起墙壁来。墙上光秃秃的什么装饰也没有，只有屋子的每个拐角都钉着一些充满浪漫情调的法国明信片，用缎带和蝴蝶结连成一组蒙太奇——几个年轻人嗅着紫红色花朵，一个圆润、粉红色的肩膀，一个热情的接吻……  威尔逊发现，除了他自己以外，就只有一位客人——兰克神父，一位穿着长法衣的天主教传教士。威尔逊和兰克神父坐在两个角落里，被夹在那些陪伴中间。兰克神父告诉威尔逊，这些人中谁是塔利特的祖父母，谁是他的父母，哪两个是伯父，一个老太太也许是他的曾祖母，另外还有一个表亲。塔利特的老婆正在大厅里望不到的一处地方准备菜饭，一小盘一小盘的食物由塔利特的弟弟和妹妹源源不断地给两个客人端上来。这一大家族人除了塔利特外没有一个人会说英语。兰克神父这样隔着大半间屋子大声谈论主人家里的私事使威尔逊觉得很不好意思。“谢谢，我不吃这个。”兰克神父摇晃着那把乱蓬蓬的白胡子谢绝了一道甜食，“我建议你对那些东西要小心点儿，威尔逊先生。塔利特是个好人，但是他弄不清楚西方人的肠胃能接受什么。那些老人的肠胃简直同鸵鸟的一样好。”  “这种吃饭的方式真有意思。”威尔逊说。他的目光碰到了坐在屋子另一边的一位老祖母的目光，他向她点了点头，微笑了一下。老祖母显然以为威尔逊想再要点儿甜食，便生着气喊起孙女来。“不，不。”威尔逊连忙否认，可是一点儿用也没有，他一边摇头一边冲着那位年过百岁的老头苦笑。老头咧开嘴唇，露出牙齿掉光的牙床子，向塔利特的弟弟恶狠狠地做了个手势。塔利特的弟弟马上又端来一盘甜食。“这种东西很保险，”兰克神父大声喊道，“只是糖、油和一点儿面粉。”两个客人的酒杯一分钟也不停地被斟满威士忌。  “真希望你老实承认，你是从哪儿弄来的威士忌，塔利特。”兰克神父喊叫着说，同时流露出一头老象般的调皮神情。塔利特满面笑容，轻手轻脚地从屋子一头跑到另一头，同威尔逊讲句话，又同兰克神父搭个腔。塔利特穿着白色长裤，黑色头发紧贴在头上，一张灰暗、光洁的外国人的面孔，一只木偶似的玻璃假眼，他的样子使威尔逊联想到一个年轻的芭蕾舞演员。  “希望号已经走了，”兰克神父又从屋子那边喊过来，“你估计他们发现什么没有？”  “据办公室里谣传，”威尔逊说，“找到了几颗钻石。”  “钻石，哎呀呀，”兰克神父说，“他们永远也找不到钻石。他们不知道该在什么地方找。你说呢，塔利特？”接着，兰克神父又给威尔逊解释说：“一提到钻石，就揭了塔利特的旧疮疤。去年他上了当，买的钻石是假的。尤塞夫骗了你，是不是，塔利特？你这个小无赖！还不够精明，是不是？你这个天主教徒让一个穆斯林给骗了。我真想扭断你的脖子。”  “他干了坏事。”塔利特站在威尔逊和神父两人中间说。  “我到这个地方才不过几个星期，”威尔逊说，“可是人人都同我谈尤塞夫的事。他们说这个人卖假钻石，偷运真钻石，卖劣酒，囤积棉布等着法国人入侵，诱拐军医院的女护士，简直无恶不作。”  “他是一条癞皮狗，”兰克神父带着某种欣赏的语气说，“我并不是说，你在这里听到的每一件事都能够相信。要是什么都信的话，这里就没有一个人不同别人的老婆睡觉，没有一个警察不受贿了——不是受尤塞夫收买就是收塔利特的贿赂。”  塔利特说：“尤塞夫是个坏蛋。”  “政府为什么不把他弄进去？”  “我在这里待了二十二年了，”兰克神父说，“可是我还从来没听说过哪个叙利亚人有什么真赃实据落在警察手里。啊，我多少次看到警察早上起来，一脸得意扬扬的样子，准备一下子猛扑过去，简直乐得心里都开了花了——我本来想打听打听是怎么回事，可是转念一想，我费这个力气做什么？他们到头来还不是扑了一场空？”  “你真应该当个警察，神父。”  “啊，”兰克神父说，“谁知道呢？咱们这座城警察已经够多的了，磕头碰脑都是——至少人们都这么讲。”  “谁这么讲？”  “这种甜食要小心着点儿，”兰克神父说，“少吃一点儿没什么问题，可是你已经吃了四块了。喂，塔利特，看起来威尔逊先生已经饿了。你不能把大菜端上来吗？”  “大菜？”  “就是说主菜。”兰克神父说。整个这间屋子都嗡嗡地回响着他的欢笑声。二十二年来，这个声音一直在欢笑着、打趣着，妙趣横生地鼓舞人们熬过旱季和雨季。但是他的这种快乐到底有没有使哪一个人得到安慰呢？威尔逊想知道，它是否安慰得了他自己呢？这声音听起来就像公共浴室里瓷砖上回荡着的哄闹声响：一些陌生人在洗蒸汽浴时的撩水的声音和笑声。  “当然，兰克神父。马上就来，兰克神父。”兰克神父不等邀请就从椅子上站起来，在一张桌子边坐下。这张桌子也同硬靠背椅一样，贴墙摆着。只摆了几个人的餐具，威尔逊有些犹豫。“来，坐下，威尔逊先生。只有上年纪的人同我们一起吃——当然，还有塔利特。”  “你刚才在谈一桩谣言？”威尔逊问。  “我的脑袋是一个谣言的储藏箱，”兰克神父说着做了一个表示绝望的滑稽手势，“如果有谁告诉我一件什么事，我想他就是为了要我把这件事传播出去。在今天这样一个什么事都成为官方秘密的时候，提醒人们：舌头生来是为了谈话用的，真实情况是为了让大家谈论的，我想我这个职务还是很有用的。你看看塔利特在干什么。”兰克神父滔滔不绝地说下去。塔利特正掀起遮光窗帘的一角，凝视着外面漆黑的街头。“在想尤塞夫在干什么呢，你这个小无赖？”兰克神父问道，“尤塞夫有一所很大的住宅，在街对面。塔利特想把它弄到手。是不是，塔利特？饭怎么样了，塔利特？我们饿了。”  “马上就来，神父，马上就来。”他一边说一边从窗边走过来。他默默地在百岁老人的身旁坐下，看着他的妹妹往桌上端菜。“你在塔利特家总能吃一顿好饭。”兰克神父说。  “尤塞夫今天晚上也请客。”  “作为一个传教士，不该过于挑剔，”兰克神父说，“但是我认为你这里的饭菜更好消化。”他的笑声又在屋子里嗡嗡地回响起来。  “让人发现同尤塞夫有来往，有那么糟糕吗？”  “可不是，威尔逊先生。如果我看到你到他家去，我会对自己说：‘尤塞夫急于知道关于棉花的某些情报——比如说，下月的进口量是多少——有多少正在海路上运过来，他会出钱买这些情报的。如果我看到一个女孩子走进去，我会想真是太可惜了，太可惜了。”他用叉子从盘子里叉起一块什么，又呵呵地笑起来，“但是如果进去的是塔利特，我就会等着听喊救命的声音了。”  “如果你看见有警官进去呢？”塔利特问。  “我就会不相信我的眼睛了。”兰克神父说，“自从发生了拜利的事以后，再没有哪个警察这么傻了。”  “前两天有一辆警车把尤塞夫送回家来，”塔利特说，“我从这边看得清清楚楚。”  “大概是哪个司机想挣点儿外快吧。”兰克神父说。  “我好像看见了斯考比少校。他很小心，没有从车里出来。当然，我不敢说我看得准对。我只是说，看起来像是斯考比少校。”  “我的舌头又胡说八道了，”神父说，“我真是个多嘴多舌的老傻瓜。嗯，如果是斯考比的话，我就不再往下想了。”他的眼睛在屋子里巡视了一周，“不再往下想了，”他说，“我敢拿下个星期日的捐款打赌，这里面没有什么事儿，绝对没有什么事儿。”他又一次摇摆起他那瓮声瓮气的大钟来，呵，呵，呵，像一个麻风病患者在摇铃告诉路人自己的苦难似的。<h4>三</h4>    当威尔逊回到旅馆的时候，哈里斯的屋子里仍然点着灯。威尔逊很疲劳，心情也有些烦闷，他想蹑着脚走过去，但还是被哈里斯听到了。“我一直听着你的脚步声，老兄。”他摇晃着手电筒。他在睡裤外面套着防蚊靴，看起来像是一个疲劳不堪的防空队员。  “太晚了。我想你已经睡了。”  “不进行捕蟑螂的比赛我是睡不着觉的。这件事已经在我的脑子里扎了根了，老兄。咱们可以每个月发一次奖。可以预见，将来会有一天别人也都要参加进来。”  威尔逊带着嘲讽的口气说：“也许还要设银杯呢。”  “比这个更离奇的事也有啊，老兄。捕蟑螂锦标赛。”  哈里斯在前面带路，轻手轻脚地从地板上走到屋子正中央：罩在灰色蚊帐下面的铁床，椅背可以折叠的扶手椅，化妆台上凌乱地摆着的几本《图片邮报》[31]。威尔逊看到居然还有房间比自己的更加凄凉，又一次悚然一惊。  “以后在我们两人的房间轮流进行，老兄。”  “我用什么武器？”  “你可以借用我的一只拖鞋。”一块地板在威尔逊的脚下咯吱地响了一下，哈里斯警觉地回过头来，“它们的耳朵同耗子一样灵。”  “我有一点儿累。你看是不是今晚……”  “就玩五分钟，老兄。不玩完这个我是睡不着觉的。看，这儿就有一个——在化妆台上。你先打。”但是当威尔逊手中的拖鞋的影子刚一落到墙上，这只蟑螂马上就跑得无影无踪了。  “你这样打不到，老兄。你看我怎么打。”哈里斯开始扑打另一只：这只蟑螂趴在墙壁不高不低的地方，哈里斯蹑着脚走过咯吱咯吱响的地板，先用手电筒在它身上来回地闪动一阵，然后一下子猛击下去，只见墙上留下一道血印。“一个完蛋了，”他说，“你得施展催眠术。”  两个人在屋子里从这头走到那头，又从那头走到这头，摇晃着电筒，挥舞着拖鞋，有时候头脑发昏，紧追不舍地一直赶到墙角。捕猎的热情把威尔逊的想象力也挑动起来了。开始的时候，两人的态度还都保持着运动员的风度，有时候称赞一声“打得妙”，有时候也安慰一句“运气不好”，但是在一次比分相同，追赶同一只猎物在护壁板前碰个对头的时候，两个人的好性子都没有了。  “老兄，你别跟我追一只鸟儿啊！”哈里斯说。  “我先把它吓跑的。”  “你的那个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老兄。这是我的。”  “还是那一个。它掉了两次头。”  “不是。”  “不管怎么说，没有理由我不能追打同一只。你把它赶到我这边来的。你可有点儿不讲道理。”  “你违反了规则。”哈里斯不客气地说。  “也许是违反了你的规则。”  “见鬼，”哈里斯说，“这个游戏是我发明的。”  一只蟑螂趴在洗脸台里的一块棕黄色的肥皂上，被威尔逊首先发现了。他进行了一次远射，从六英尺远的地方把鞋甩过去。拖鞋漂亮地落在肥皂上，蟑螂打着滚儿跌到洗脸台里。哈里斯打开水龙头，把它冲进下水管里。“打得好，老兄，”他想缓和刚才的僵局，叫了一声好，“一个D.D.。”  “真见鬼，哪里是D.D.，”威尔逊说，“你开水龙头的时候蟑螂已经死了。”  “你敢保证已经把它打死了吗？也许只是打晕了——脑震荡。根据规则该算D.D.。”  “又是你的规则。”  “我的规则在这里就是昆士伯利[32]标准规则。”  “昆斯伯利规则也该修改一下了。”威尔逊用威胁的语调说。他砰的一声用力把身后的房门一摔，连他自己的屋子四壁都颤动起来。他的心脏因为生气和夜晚的闷热跳个不停，腋下的汗水仿佛都流干了。但是当他站在自己的床边，看着这间同哈里斯的一模一样的房间——洗脸台、桌子、灰色的蚊帐，甚至贴在墙上的蟑螂——怒气一点儿一点儿地从他身体里消散出去，代替的是一阵寂寞、凄凉的感觉。仿佛是，他同镜子里自己的影子吵了一架。我发疯了，他想。是什么使我这样大发脾气呢？我失去了一个朋友。  这一天夜里他很久很久不能入睡，当他最后终于睡着以后，他梦到自己干了一件什么犯罪的事，以至于醒来后那种犯罪的感觉还沉重地压着他。在他去楼下吃早饭的时候，他在哈里斯的房门外边停下来。屋子里什么动静也没有。他敲了敲门，里面没有回答。他开了一条门缝，透过灰色蚊帐模模糊糊地看到哈里斯的湿漉漉的床铺。“醒了吗？”他轻声问道。  “什么事，老兄？”  “昨天晚上的事，哈里斯，我很对不起。”  “是我不对，老兄。我有点儿发烧。昨天心里很不舒服。容易发火。”  “不，是我不对。你是有道理的，应该算D.D．。”  “咱们以后扔硬币看正反决定吧，老兄。”  “今天晚上我还来。”  “那太好了。”  但是在吃过早饭以后，发生了一件别的事，把他的心思又从哈里斯身上扯开了。在进城的路上他到专员的办公处去了一趟，出来的时候，正好遇到斯考比。  “你好，”斯考比说，“你到这里来有什么事啊？”  “刚才为了通行证的事去找了专员一趟。在这个城市里一个人需要有这么多通行证，先生。我需要一个能够通行码头区的。”  “你什么时候再来看我们啊，威尔逊？”  “你们一定不愿意总是叫客人来打扰自己的，先生。”  “胡说。露易丝会很高兴同你再谈谈书籍的事。我是不看书的，你知道，威尔逊。”  “我想你没有什么时间。”  “噢，在这样一个国家里，”斯考比说，“时间倒多的是。只不过我没有读书的癖好。来，到我的办公室待一会儿。我给露易丝打一个电话，她会很高兴看到你的。我希望你到我们家来，带她出去散散步。她活动得太少了。”  “我很愿意。”威尔逊说，在阴影里他的脸唰的一下红了起来。他向四周看了看，这就是斯考比的办公室。他像一个将军观察阵地一样仔细打量了一下这间屋子，但是很难把斯考比看作是敌人。当斯考比在桌前往身后一靠，开始拨电话号码的时候，挂在墙上的锈迹斑斑的手铐发出叮叮当当的响声。  “今天晚上有空吗？”  威尔逊意识到斯考比正在注视着自己，连忙把心思收回来。斯考比的两只微微突出的、有一点儿发红的眼睛带着某种沉思的表情盯住他的面孔。“我奇怪你到这个地方来干什么，”斯考比说，“你不是这种类型的人。”  “有时候一个人会身不由己地做一件事。”威尔逊扯谎说。  “我可不这样，”斯考比说，“我做什么事前都计划好。你知道，连别人的事我也替人家计划。”他开始对着电话机说起话来。他的语调发生了变化：他好像在读一个演员的台词——这些台词读起来需要带着温情和忍耐，这些台词他读过这么多遍，因此尽管嘴巴动着，眼睛却什么表情也没有。斯考比把听筒放下来，说：“太好了。就这么定了。”  “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计划。”威尔逊说。  “我订的计划做起来总是很顺利。”斯考比说，“你们两个人出去散散步，回来的时候，我会把酒准备好。在我家吃饭，”他带着一些焦虑继续说，“我们会很高兴同你在一起的。”  当威尔逊离开以后，斯考比走进去找专员。他说：“刚才我就要来找你，先生，我碰到威尔逊了。”  “噢，是的，威尔逊，”专员说，“他来找我谈了谈他们的一个驳船夫的事。”  “我明白。”办公室关着百叶窗，把朝阳挡了起来。一个军士从两人中间走过去，拿来一沓公文，同时也带来一股动物园的气味。天气非常闷，雨总是下不起来，虽然才不过早晨八点半钟，身体已经泡在汗水里了。斯考比说：“他告诉我他是为了通行证的事来找你的。”  “噢，是的，”专员说，“也为这个。”他把一张吸墨纸放在手腕下面，为了写字的时候把手上的汗吸掉。“是的，也是为了同我谈谈通行证的事，斯考比。”

第一卷 第二部 第二章
<h4>一</h4>    斯考比太太走在前面，向下爬往横架在河流之上的桥梁，这座桥上还铺有废弃铁路遗留下来的枕木。  “我还从未发现这有段铁路。”威尔逊说，肥胖的重负让他喘起气来。  露易丝说：“这是我最喜欢散步的一条路。”  在这段铁路上方尘土飞扬的斜坡处，一个老头无所事事地坐在棚屋的门口；一个乳房开始逐渐显出形状的少女朝他们走来，头顶着一只水桶尽力保持平衡；一个只在腰间挂着一圈红色圆珠项链、全身赤裸的小孩，在狭小的土院子里的一群鸡中间玩耍；一群工人在结束工作之后，拿着斧子穿过桥走来。这是一天中较为凉爽的时候，也是一天中较为宁静的时候。  “你会不会想到，这个城市的一切就在我们身后？”斯考比太太说，“几百码远的山那边，男孩们正在贩卖饮料。”  铁路一直蜿蜒至山坡前，威尔逊向下望去可以看到巨大的港口铺展开在他面前。一支护航编队正在轰隆声中集结。那些小船在轮船之间像飞虫般移动着。在他们上方，灰色的树木和燃烧后的灌木覆盖在山脊的顶部。威尔逊的脚尖不时碰到枕木凸出来的地方，而被绊了一两次。  路易丝说：“这就是我觉得这个地方该有的样子。”  “你丈夫喜欢这个地方，是吗？”  “噢，我有时候觉得他的视力有某种选择性。他只看到他想看到的。他看不到那些勾心斗角，他也听不见那些流言蜚语。”  “他眼里有你。”威尔逊说。  “感谢上帝，他没有，因为我也得了这些病。”  “你并不势力。”  “噢，是的，我是。”  “你让我心神不宁。”威尔逊说。他的脸红了起来，不由自已地扭动脸部肌肉，准备吹一个谨慎细微又漫不经心的口哨。但他没吹出来。噘起的嘴唇最后像一条鱼一样只吐出一口气。  “看在上帝的份上，”露易丝说，“别这样谦卑。”  “我并不谦卑。”威尔逊说。他闪到一边，让工人过去。他解释道：“我还有过非分之想。”  “两分钟后，”露易丝说，“我们就走到这里最好的地方了——在那里你看不到任何单栋的房子。”  “你真好，带我看这个……”威尔逊咕哝道，又被铁轨绊了一下。他很少跟人聊天：跟女人在一起时他会很浪漫，但除了浪漫别的也没有了。  “那儿。”露易丝说，但他还没来得及看见——荒凉的绿色山坡坠入壮阔平静耀眼的海湾——露易丝就再次打算离开，按原路返回。“亨利就快回来了。”她说。  “谁是亨利？”  “我丈夫啊。”  “我不知道他的名字。我记得你叫他别的名字——好像是蒂奇。”  “可怜的亨利，”她说，“他有多讨厌这个名字。我尽量不在别人面前叫他这个，但我总忘记。我们走吧。”  “我们要不要再走远一点儿——走到火车站？”  “我很乐意，”露易丝说，“最好在天黑之前回去。天黑之后那些老鼠就都出来了。”  “往回走一路都是下坡。”  “那我们快点儿吧。”露易丝说。他跟在她后面。露易丝瘦削又笨拙，但对他像是有一种温蒂妮[33]才有的吸引力。她对他一直很好，愿意陪着他，并且还不自觉地表露出女人情愫骚动时的那种亲切。但他对这段关系没有主动权，也没法儿让他们的关系对等。在他充满浪漫、谦卑和抱负的脑海里，他只想谈一次恋爱，与女服务员、电影院的女检票员、巴特西[34]女房东的女儿或者女王——露易丝就是女王。他看着露易丝的脚跟又咕哝道：“真漂亮啊。”他走在石道上，两个肥壮的膝盖隔着裤子不停地撞到一起。眨眼间，阳光变了色：太阳由砖红色变成半透明的粉红色，落下山并坠入海湾广阔平静的海水。日落时分的阳光，总会给人一些意外之喜，虽然它从未刻意如此。  “到了。”露易丝说。他们靠着废弃的小车站的木质墙上，大口地呼着气，一边看着转瞬即逝的晚霞。  穿过一扇敞开的门——应该是曾经的候车室或者站长的办公室？——一群母鸡进进出出。窗子上的灰尘像是由不久前刚刚路过的一列火车的蒸汽留下的。在永久关闭的售票窗口上，有人用粉笔画了一个粗糙的男性生殖器的形状。当露易丝靠在窗口呼吸时，威尔逊可以越过露易丝左边的肩膀看到它。“过去我每天都会来这里，”露易丝说，“直到他们为我毁了这里。”  “他们？”  露易丝说：“感谢老天，我很快就要离开这儿了。”  “为什么？你不会是真要离开吧？”  “亨利会送我去南非。”  “噢，老天。”威尔逊喊道。这个消息太突然了，像一阵剧痛。他的脸都扭曲了。  威尔逊试着掩盖自己过度的反应。没人比他自己更清楚地知道，他脸上从不表露出愤怒或者激动的情绪。他说：“你不在这里他该怎么办？”  “他会处理好这些的。”  “他会感到非常孤独的。”威尔逊说道——他、他、他在他内耳里激荡时就像是在说我、我、我。  “我不在这里，他会更幸福的。”    “他应该不会。”  “亨利并不爱我。”她平静地说，就像是在教一个小孩，用最简单的词语来解释最复杂的问题，简化……她又把头靠着售票窗口，然后对他笑了笑，像是在说，当你对此看得很透时是很容易说出来的。“我不在这里，他会更幸福的。”她又说了一遍。一只蚂蚁从木头上爬上她的脖子，而他靠得足够近到把蚂蚁拂掉。他并不想这样。当他把自己的嘴唇从她的嘴唇上移开时，蚂蚁还在那儿。他让它爬上自己的手指。露易丝口红的味道像是他从未品尝过的某种东西，他会永远记得。这对他而言，就像是执行一条在全世界都已被废除的法律。  “我恨他。”她说，拾起已经被遗忘的对话。  “你不要走。”他恳求她。一滴汗水流向他的右眼，他伸手拂去；他的眼睛越过她的肩膀，再次看向那个生殖器图案。  “如果不是因为钱，我早就走了，可怜的亨利。他必须想出办法。”  “怎么想？”  “那是男人的事。”她说这话时像是一个挑衅，威尔逊又亲吻了她一次；他们的嘴唇像双壳贝贴在一起，然后她挣扎开，他听到了不幸的声音——反复地——兰克神父的笑声沿这段铁路传来。“晚上好，晚上好。”兰克神父说。他的步子很大，被他的法衣绊住了，跌跌撞撞地走过来。“暴风雨就要来了，”他说，“赶快走。”伴随着一阵“呵，呵，呵”声凄凉地顺着铁轨消失了，没给任何人带来一丁点儿的安慰。    “他没看见我们是谁。”威尔逊说。  “他当然看见了。这又有什么关系？”  “他最爱传播谣言。”  “就这点儿问题。”  “这不是问题吗？”  “当然不是，”她说，“为什么应该是？”  “我爱上你了，露易丝。”威尔逊伤心地说。  “我们才见第二面。”  “我没看出来这有什么不同。你喜欢我吗，露易丝？”  “我当然喜欢你，威尔逊。”  “我希望你不用叫我威尔逊。”  “你有其他名字吗？”  “爱德华。”  “你想让我叫你‘泰迪’或者‘熊’吗？这些名字会一直跟着你在你真正认清这些之前。当你忽然叫某人‘熊’或者‘蒂奇’，那个真正的名字就会变得枯燥和正式，然后你会发现他们因此而恨你。我宁愿叫你威尔逊。”  “为什么你不离开他？”  “我正在离开他。我跟你说了，我就要到南非去了。”  “我爱你，露易丝。”他又说了一遍。  “你多大了，威尔逊？”  “32岁。”  “32岁还很年轻，我太老了，已经38岁了。”  “这没关系。”  “威尔逊，你读的那些诗都太浪漫了。这有关系。这比爱的关系更大。爱一点儿不真实，不像年龄和宗教……”  乌云穿过海湾而来：在布洛姆上空黑压压地聚集起来，然后在空中撕扯着，上下翻滚。狂风将他们吹向车站。“太迟了，”露易丝说，“我们被困住了。”  “这会持续多久？”  “半个小时。”  一开始只有几点雨打在他们脸上，紧接着大雨落下。他们站在车站里，听着暴雨猛击在屋顶上。四周一片黑暗，几只鸡在他们脚下来来去去。  “真可怕。”露易丝说。  他碰了碰她的手，然后抚摸着她的肩膀。“噢，看在上帝的份上，威尔逊，”她说，“现在不是谈情说爱的时候。”她不得不说得大声一些，以免她的声音被车站铁皮屋顶之上的雷鸣声盖住。  “对不起……我不是这个意思……”  他听得出来她正在离自己远一点儿，而且他很高兴四周一片黑暗，遮住了自己的窘迫。“我喜欢你，威尔逊，”她说，“但我不是那个在黑暗中发现自己和一个男人相处时就期望跟他谈情说爱的护士长。你不必靠近我，威尔逊。我不想要你。”  “我爱你，露易丝。”  “是，是，威尔逊，你已经告诉我了。你觉得这里有蛇吗——或者老鼠吗？”  “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去南非，露易丝？”  “蒂奇弄到钱的时候。”  “这会花很大一笔钱。你有可能就去不了。”  “他会想出办法的。他说过他会。”  “人寿保险？”  “不是，他试过了。”  “我希望我自己能出得起这笔钱，但我穷得跟教堂里的老鼠一样。”  “不要在这里说老鼠。蒂奇会想出办法的。”  他在黑暗中开始观察她的面孔，瘦削的脸庞、灰白的皮肤、薄薄的嘴唇——就像努力回忆曾经认识但后来永远离开的某个人的容貌。人往往会用这种方法建立起他人的容貌——首先是他的鼻子，如果注意力足够集中的话，还会记起他的眉毛，却始终记不起他的眼神。  “他会为我做任何事的。”  “刚刚你还说他不爱你。”  “噢，”她说，“但他有很强的责任感。”  他动了动。她激烈地叫了出来：“待在那里。我不爱你。我爱的是蒂奇。”  “我只是转移一下身体的重心。”他说。她笑了起来。“多好笑啊，”她说，“很长时间以来，我身上发生的事都变得很可笑。我会记得这个好几个月的，好几个月。”但对威尔逊而言，他会一杯子记得她的笑声。他的裤子在风暴的吹拂下不停地拍打着，他又想到了那句诗：“在坟墓一般的躯壳中。”  <h4>二</h4>    当露易丝同威尔逊从河对岸回来，走到勃恩赛德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了。一辆警用厢型车停在门前，车灯照亮了打开的房间，人影进进出出，往外搬送东西。“怎么了？”露易丝叫了一声，开始往家里跑起来。威尔逊喘着气跟在后面。阿里从房子里走出来，头上顶着一个铝皮浴盆、一把折叠椅和一个用旧手巾系着的包裹。“发生了什么事了，阿里？”  “老爷要出门了。”他说。在车灯的照耀下，看得到他笑得咧开了大嘴。  斯考比手里端着一杯酒，正坐在起居间里。“我很高兴你们回来了，”他说，“我本来以为我只好写个条子了。”威尔逊发现实际上他已经开始在写条子了。斯考比已经从笔记本上扯下一页纸，用他那笨拙的书法写下几行字了。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了，亨利？”  “我得到班巴去一趟。”  “你不能等星期四的火车去吗？”  “不能等。”  “我能同你一起去吗？”  “这次不成。对不起，亲爱的。我得带着阿里去，把那个小佣人给你留在家里。”  “出什么事了？”  “年轻的佩倍尔顿出了点儿事。”  “严重吗？”  “严重。”  “他是那样一个傻瓜。让他在那个地方当地区专员简直是发疯了。”  斯考比把杯里的威士忌喝干了，说：“很对不起，威尔逊，你自己张罗自己吧。从冰箱里拿出一瓶苏打水来。佣人们都忙着搬行李呢。”  “你要去多久，亲爱的？”  “噢，我后天就能回来，如果运气好的话。为什么你不去哈里法克斯太太那里住两天呢？”  “我在家里住没有什么问题，亲爱的。”  “我也可以把小佣人带走，把阿里给你留下，可是小佣人不会做饭。”  “有阿里在身边你会过得好一些，亲爱的。就同我没有到这地方来以前你过的那些日子一样。”  “我想我该走了，先生。”威尔逊说，“我很抱歉，我同斯考比太太出去耽误的时间太长了。”  “噢，我不担心这个，威尔逊。兰克神父刚才从这里经过，告诉我你们在老车站里避雨。你们该这样做的。兰克神父浑身都淋湿了。他也该在那里避避雨——像他这把年纪，再发起烧来可不是闹着玩儿的。”  “我能给你倒一杯酒吗，先生？然后我就走了。”  “亨利最多就喝一杯。”  “你说得对，可是我想我还愿意再喝一杯。但是你不要走，威尔逊，留在这儿，陪露易丝一会儿。我再喝完这杯就得动身了。我今天夜里是不能睡觉了。”  “为什么不能叫一个年轻一点儿的人去呢？你岁数太大了，蒂奇，不该再办这种事了。坐一夜的汽车。为什么你不派弗莱塞尔去？”  “专员叫我去。这是那种案件——需要细心、老练，不能让年轻人去处理。”他又喝了一口威士忌，当他发现威尔逊也正在盯着他，就把目光忧郁地移到别处。“我必须走了。”  “这次的事我再也不能原谅佩倍尔顿了。”  斯考比带着责备的语气说：“别胡说八道了，亲爱的。如果我们了解了真实情况，许许多多的事我们都会原谅的。”他又对着威尔逊干笑了一下，“如果一个警察能把事实调查清楚，他应该是世界上最有宽恕心的人。”  “我很希望我能帮帮你的忙，先生。”  “你能够帮忙。待在这里，陪着露易丝多喝几杯酒，叫她高兴起来。她没有什么机会同别人谈论书籍的。”威尔逊看见露易丝在听到“书籍”这个词儿的时候咬紧了嘴唇，正像不久以前他看见斯考比在听到“蒂奇”这个名字时打了个寒战一样。威尔逊这时第一次体会到，人与人的关系，不论是谁，总无法避免痛苦——自己受的痛苦和加给别人身上的痛苦。我们居然会害怕孑然独处，多么愚蠢啊！  “再见，亲爱的。”  “再见，蒂奇。”  “好好照顾着威尔逊。别让他缺酒喝。你自己也别忧伤。”  当露易丝吻着斯考比的时候，威尔逊端着一杯酒站在门边，回忆起上面小山上的那个废弃的车站以及口红的滋味。整整一个半小时，她的嘴巴上带着的是他的唇印。他没有嫉妒的感觉，他感到的只是一阵悲伤无望，就好像一个人想在一张潮湿的纸上写一封重要的信，但无论怎么努力，那字迹总是模糊不清。  他俩并排站着，望着斯考比走到路那边，走到警察厅的小旅行车前边。他喝的威士忌比平常的多了一些，也许是因为这个他的脚步才有些蹒跚。“他们应该派一个年轻人去。”威尔逊说。  “他们老是这样。他是专员唯一信得过的人。”看着他吃力地爬到汽车里，她又伤感地说，“他不是那种典型的副官吗？总是干活儿的那个。”  驾驶汽车的黑人警察发动了引擎，嘎嘎地调好挡才松开离合器。“他们连一个好司机都不给他，”她说，“好司机要留着送弗莱塞尔和别的人去俱乐部跳舞。”旅行汽车颠簸了一下，冲出了院子。露易丝说：“好了，不管怎么说人也走了，威尔逊。”  她拿起斯考比准备留给她看的条子，大声读道：亲爱的，我需要动身到班巴去。这件事不要让别人知道。出了一件可怕的事。可怜的佩倍尔顿……  “可怜的佩倍尔顿。”她非常生气地重复了一句。  “佩倍尔顿是什么人？”  “一个二十五岁的小伙子，简直是一条跳跳蹦蹦的小花狗。他本来是班巴的地区副专员，后来巴特沃斯生了病，就让他负责那个地方的事了。谁都知道非出乱子不可。遇到麻烦的事来了，坐一夜汽车去解决问题的，当然还得是亨利……”  “我是不是得走了？”威尔逊说，“你该换衣服了。”  “是的，你最好走吧——免得让别人知道他已经走了，咱们还在一间屋子单独待了五分钟，况且屋子里还有一张床。单独的，当然了，不算小佣人和厨师以及他们的亲戚朋友。”  “我希望我能替你做一点儿什么。”  “你可以做点什么，”她说，“你可不可以到楼上去看看卧室里有没有老鼠？我不愿意叫小佣人知道我胆小。把窗户也关上。老鼠总是从窗户进来。”  “关上窗户太热了。”  “我不在乎。”  他紧靠着门边站着，轻轻地拍了两下巴掌。屋子里一点儿声响也没有，然后，他蹑手蹑脚地、匆忙地，好像没有权利留在这间屋子里似的，走到屋子另一头窗户前面，把它关上。屋子里有一股淡淡的脂粉的气味——他觉得在他知道的气味中这是最值得记忆的一种香味。他又站在门边，把整个屋子仔细看了一遍——小孩的照片、香脂罐、阿里拿出来的为了晚上穿的衣服。在国内的时候，他受过训练该如何记忆，如何挑选出重要的细小的物件，搜集有价值的证据，但是他的雇主从来没有告诉他，他将到这样一个奇异的国土里来。

第一卷 第三部 第一章
<h4>一</h4>    警用厢型车停在一大队等候摆渡的军用卡车中间，这些汽车的车灯在黑夜里宛如一个小村庄的灯火。路两旁的树木低低地压在头顶上，散发着热气和雨水的味道，在这一队汽车后面某处，一个司机正在唱歌——悲泣的、没有什么音调的歌声时高时低，好像风儿嘶嘶地吹过钥匙孔。斯考比在车上一会儿睡着一会儿醒来，如此反复。醒着的时候他就想佩倍尔顿的事，设想如果自己是佩倍尔顿的父亲该是什么心情——那个已经有了一把年纪的退休的银行经理，他的妻子在生佩倍尔顿的时候因为难产去世了。当他再一次蒙眬睡去的时候，他毫不费力地回到一个完全幸福、完全自由的梦境里去了。他正走在一片宽阔、凉爽的草地上，阿里跟在他后面。在这个梦里再没有什么别的人，阿里也一句话都不说。小鸟高高地在头顶上飞过去。有一次他在草地上坐下，草叶分开了，一条绿色的小蛇爬了出来，从他的手掌爬上胳臂，一点儿也没有惧怕的意思。在它重新爬回草地以前，这条小蛇用它的冰冷的舌头友善地轻轻触了一下他的面颊。  一次，他睁开了眼睛，阿里正站在他旁边等着他醒过来。“主人要不要床？”阿里的语声虽然很轻，却早已拿定主意了。他把自己在路边支起来的行军床指给斯考比看，连蚊帐都已经在头顶上面的树枝上挂起来了。“要两三个小时，”阿里说，“很多卡车。”斯考比听从了，在床上躺下来，立刻又回到那块恬静的草地里；在那里，任何事都不会发生。他再醒过来时，阿里仍然站在那里，只不过手里端着一杯茶和一碟饼干。“还要一个小时。”阿里说。  最后，终于轮到他们的厢型车过摆渡了。他们从红土的斜坡上开到一个木排上面，接着木排开始移动起来，一尺一尺地滑过阴森的、冥河般的水流，缓缓向对岸的森林驶去。两个揪动绳索的船夫除了围着一条缠腰布外，浑身赤条条的，好像他们已经把衣服留在身后生命终止处的岸边了。除了两个摆渡的船夫以外，木排上还有一个人给他们打着拍子，在这个阴阳交界的地方敲击着一只空沙丁鱼罐头权当乐器。那个还活在人世里的歌手那悲咽的、一刻也不停息的声音向脑后的方向飘去了。  这只不过是他们必须经过的三处摆渡的第一处，每过一次摆渡，汽车都需要排一次长队。这以后，斯考比再也没能好好地睡一觉。因为汽车的颠簸，他的头疼起来，他吃了几片阿司匹林，希望把头疼止住。他不想出门在外的时候发起烧来。现在他焦虑的并不是佩倍尔顿——人既然已经死了，也就算了，倒是他向露易丝许下的诺言使他忐忑不安。两百镑并不是个小数目，这个数字反复变化着像钟声一样在他那又疼又涨的头脑里嗡鸣着：200、002、020。他无论如何也寻不出第四种组合，心里一阵阵发急：002、200、020。汽车已经驶出了满是铁皮顶小屋和糟朽的木板房的地区。现在他们经过的都是些由泥棚和茅舍组成的灌木丛中的村落。到处没有灯光，家家门户紧闭，上着护窗板，只有几只山羊的眼睛盯望着汽车队的车灯。020、002、200、200、002、020。阿里蹲在汽车中间，一只胳臂搭在他的肩膀上，另一只手端着一大缸子热茶——尽管汽车摇摇晃晃，他还是设法烧开了一壶茶。露易丝说得对——他好像又回到过去的日子里。如果他感到自己年轻一些，如果没有这个200、020、002的问题，他会多么快乐啊。可怜的佩倍尔顿横死的事是不会扰乱他的心境的——他只不过在履行一项职责，再说，他也从来没喜欢过佩倍尔顿。  “我头疼得厉害，阿里。”  “主人吃阿司匹林太多了。”  “你还记得吗，阿里，十二年以前咱们花了十天工夫，沿着边界线做的那次二百002旅行[35]？两个挑夫病倒了……”  从司机的反光镜里他可以看到阿里在点头，满脸堆着笑容。他觉得这就是他所需要的全部爱情和友谊。在这个世界上只要有这些他就会很幸福了，只要有这个嘎嘎作响的厢型车，挨在嘴唇上的热茶，沉重、潮湿、庞大重浊的森林，甚至连头疼和孤寂也可以算上，他就心满意足了。他想，只要我还能安排好她的幸福，就什么都好了。在这个一切都颠倒混乱的夜晚，他一时忘记了经验已经教会了他的一件事——没有一个人能真正了解另一个人，也没有人能够安排另一个人的幸福。  “还要过一个小时。”阿里说。斯考比注意到夜色正开始一点儿一点儿淡下去。“再给我一缸子茶，阿里，加一点儿威士忌。”一刻钟以前，汽车队已经同他们分了家，厢型车离开公路，沿着一条岔路颠颠簸簸地更深地驶入了丛林地带。斯考比闭上眼睛，努力使自己的脑子从那几组数字的不协调的轰鸣声里躲开，转到他要办的那件不愉快的公事上去。班巴只有一个土著巡佐，在听取这个巡佐的词不达意的报告之前，斯考比很想对于已经发生的这档子事先有一个明确的概念。最好先到教堂去一趟，和克雷神父谈一谈，他不太高兴地思索着。  克雷神父已经起床，正在一所凄凉的欧洲式样的小房子里等着他。这所红砖建筑物伫立在一群土房中间，一望便知是一所维多利亚式样的教士住宅。一盏煤油灯映照着这位传教士的红色短头发和他的一张生满雀斑的年轻的利物浦面孔。他不能安静地坐几分钟，每次都是屁股刚一沾椅子便马上站起来在小屋里走来走去，从一张非常难看的石印油画前走到一座石膏像前，再转回身子走向石印油画。“我很少和他见面。”他带着哭腔说，挥动着两臂好像在讲坛上布道，“他就喜欢玩牌、喝酒。我不喝酒，也从来不玩牌——除了玩迭蒙，你知道，玩迭蒙，那是一种一个人摆牌的游戏。太可怕了，太可怕了。”  “他上吊了？”  “是的。他的佣人昨天到我这里来了。佣人从前天晚上就没有看见他，但是这在大醉一场以后是常事，你知道，在大醉一场以后。我叫他找警察去。该这么做，是不是？我一点儿办法也没有。一点儿办法也没有。人早已死了。”  “你说得对极了。你能不能给我一杯水和一点儿阿司匹林？”  “让我帮你把阿司匹林化开吧。你知道，斯考比少校，这个地方几个星期、几个月也不发生一件事。我每天就是在屋子里走来走去，走来走去，而突然间，仿佛晴天一声霹雳……太可怕了。”他的眼睛因为没有睡好觉布满血丝，斯考比觉得他是属于那些完全不适合于孤独生活的人。屋子里一本书也没有，一个小书架，上面只摆着一本祈祷书和几本阐述教义的小册子。他根本不知道该怎样打发日子。他又开始踱来踱去。突然，他转向斯考比，非常激动地问道：“也许这有希望是件谋杀案？”  “希望？”  “要真是自杀，”克雷神父说，“那就太可怕了。自杀就永远得不到主的慈悲了。我整夜都在想这件事。”  “他不是天主教徒。也许这会使问题的性质有所不同。这人简直愚蠢透顶了，是不是？”  “我正是这么想这个问题的。”走到油画同塑像中间的时候，他突然身子一缩，向旁边跨了一步，好像在他往返踱步的小路上迎头碰到另一个人似的。他偷偷地匆忙瞥了斯考比一眼，想知道斯考比是否注意到他的这一奇怪的举止。  “你多久去一次海港？”斯考比问。  “九个月以前我在那里住了一夜。你问这个干什么？”  “谁都要换换环境。你这里有多少教徒？”  “十五个。我试图说服自己，佩倍尔顿还是来得及——来得及，你知道，在他临死以前，认识到……”  “套索勒在脖子上的时候是很难思考清楚的，神父。”斯考比喝了一大口阿司匹林水，几粒酸涩的药渣儿卡在他的喉咙里。“如果是谋杀的话，神父，你只不过把你的得不到宽赦的罪人换了另外一个人而已。”他想说一句俏皮话，但是他的俏皮话却在圣画和圣像之间萎缩了。  “谋杀犯是有时间……”克雷神父说，接着他又沉思地、带着怀旧之情补充说，“我过去在利物浦，有时候到利物浦监狱听犯人告解。”  “你想得出为什么佩倍尔顿干出这件事来吗？”  “我对他不了解。我们两人不太合得来。”  “这倒是件遗憾的事。这个地方只有你们两个白人。”  “他主动想借给我书，但是他的书我都不感兴趣——爱情故事，长篇小说……”  “你看什么书，神父？”  “任何关于圣徒的书，斯考比少校。我最喜欢读的是献给‘小花朵’[36]的书。”  “他喝酒很凶，是不是？他的酒是从什么地方弄来的？”  “我想是尤塞夫开的小铺。”  “对。也许他欠了债。”  “我不知道。太可怕了，太可怕了。”  斯考比把阿司匹林吃完了。“我想我该去看看了。”外面天已经大亮了，太阳升起以前，白昼是那么柔和、清晰、新鲜，给人一种奇异的天真无邪的感觉。  “我同你一起去，斯考比少校。”  警察局的巡佐正在地区专员住宅前面的一张帆布椅子上坐着，他站起来，吊儿郎当地敬了个礼，马上就含混不清地、瓮声瓮气地读起他的报告来：“昨天下午三点半，长官，区专员的佣人把我叫醒。他向我报告，区专员佩倍尔顿，长官……”  “好了，巡佐，我到屋子里去看一看。”局里的一名办事员正站在一进门的地方等着他。  看得出来，这所单层住宅的起居间曾经一度是地区专员的骄傲——但那一定是巴特沃斯在这里的事了。室内的家具还带着几分高雅和夸示于人的风貌；这些家具都不是公家发给的。墙上挂的是描画殖民地初期风光的十八世纪版画；一个书架上摆着巴特沃斯留下来的书籍。斯考比注意到几本书和几个作者的名字——梅特兰[37]的《宪法史》，亨利·梅因爵士[38]的著作，布赖斯[39]的《神圣罗马帝国》，哈代[40]的诗集，以及个人印行的《小威亭顿的最后审判日记录》。但是佩倍尔顿却在所有这些物品上面都留下了自己的痕迹——一个所谓地方手工艺品的粗俗的皮坐垫，烟蒂在椅子上留下的烫痕，克雷神父不喜欢看的一堆书——萨默塞特·毛姆[41]，一本埃德加·华莱士的作品，两本霍勒[42]的，长沙发上还摆着一本打开着的书——《死神在嘲笑锁匠》。这间屋子看来不经常拂拭，巴特沃斯的书都已经长了斑斑霉点。  “尸体在卧室里，长官。”巡佐说。  斯考比开开门，走了进去——克雷神父跟在他后边。尸体停放在床上，一条床单连头带脚盖在身上。当斯考比把床单撩开，露出死者的肩膀的时候，他觉得自己看到的是一个穿着睡衣、静静安睡着的孩子；脸上的丘疹只不过是青春期的粉刺。这张脸显示出的死者的生活阅历，似乎只限于学校教室和足球场的那一些。“可怜的孩子。”他叨念出声来。克雷神父刚才那种充满虔信的惊叫使他非常气恼。他觉得像这样一个还没有成形的孩子肯定会得到主的慈悲的。“他是怎么做的？”  巡佐指了指巴特沃斯为了挂画精心嵌在墙上的横木条——给公家盖房的承包商是不会想到这一点的。一张图画——一个土著国王在一顶华盖下面接见传教士——靠着墙放着，一段绳子还缠在挂画用的大铜钉子上。谁都觉得奇怪，这样一个一点儿也不坚牢的设置为什么会没有垮下来呢？佩倍尔顿身体可能很轻，斯考比想，他想到儿童的骨骼同小鸟的一样，又轻又脆。佩倍尔顿上吊的时候两脚离开地面一定还不到十五英寸。  “他临死以前写了什么东西没有？”斯考比问办事员说，“这样死的人一般都会写点儿什么的。寻死的人容易变得饶舌，会不能自已地把心里话讲出来的。”  “是的，长官，在办公室里。”  只要随随便便地看一下，就会发现这间办公室多么毫无秩序。档案柜没有上锁，办公桌上的公文格里堆积着满是灰尘的文件。上行下效，土著办事员一定也同他的上司一样邋里邋遢。“在那里，长官，在拍纸簿上。”  斯考比开始读这封手写的信，那笔迹同佩倍尔顿的脸一样没有成形；世界各地，成千上万与他入学年龄相仿的人一定也都在用这种字体写东西。亲爱的爸爸——原谅我给你带来的麻烦。似乎没有什么别的路好走了。很可惜，我没有在军队里；如果是军人，我就可能战死了。我欠人的债，你不用还——那个人不应该要这笔钱。他们也许想从你这里把这笔钱要回来，不然我就不提这件事了。对你来说，这是一件很伤脑筋的事，可是我实在没有别的办法。你的爱子。底下的签名是“迪奇”。这封信读起来很像一个小学生因为学习成绩太坏在为自己辩解。  他把信递给了克雷神父。“你是不是要告诉我这里面有不可饶恕的地方，神父？如果做出这种事来的是你和我，那就是沉沦——你无论说什么我都同意。我们肯定会下地狱，因为我们是知道的，但是他什么都不知道。”  “教会教导我们……”  “就是教会也不能教导我说，上帝不怜悯年轻的人……”斯考比的话说了一半就突然停下了。“巡佐，你去招呼人，趁太阳还不太厉害，赶快把墓穴挖好。再把他所有的账单好好找一找。我要找个人谈谈这件事。”当斯考比转过头来向窗外望去的时候，阳光已经晃得他睁不开眼了。他用手遮住眼睛，说：“求求上帝，我的头……”他打了个哆嗦，“要是我不能把它压下去，就得害寒热病了。如果你不介意的话，神父，我叫阿里在你那里把我的床支起来。我想发一阵汗也许会好起来。”  斯考比服了大量奎宁以后就脱光衣服、裹着毛毯躺下来。随着太阳越升越高，他觉得这间囚牢似的小屋四面石壁一会儿冷得滴水珠，一会儿又热得像烤箱。门一直开着，阿里坐在门外台阶上削一块木头，时不时地把一两个说话嗓门太高、扰乱了病室安宁的村民赶走。强烈、持久的疼痛[43]压在斯考比的前额上；偶尔，这种疼痛也使他昏沉睡去。  但是在这种睡眠里并没有愉快的梦境。佩倍尔顿和露易丝模糊不清地融合起来。他翻来覆去地读一封信，信上全部都是200这一数字的变换，下面的签名有时候是“迪奇”，有时候又是“蒂奇”。他意识到时间在不停地过去，而自己在毯子里却丝毫也不能移动——他需要做一件什么事，需要去救一个人，去救露易丝或者迪奇或者蒂奇，但是他却被牢牢地缚在床上，而且他们还把一些重东西压在他的额头上，就好像用镇纸压住松散的纸张似的。有一次巡佐走到门前，阿里把他赶走了；另一次克雷神父蹑着脚走进去，从书架上取走了一本布道的小册子。还有一次，或许只是个梦境，尤塞夫在门口探了一下头。  下午五点钟左右，斯考比醒了过来，他觉得自己口干舌燥，不那么热了，但是非常虚弱。他把阿里叫进来。“我梦见尤塞夫了。”  “尤塞夫来过，想要见你，主人。”  “告诉他我现在可以见他。”他觉得非常疲劳，好像全身都挨了打。他翻了个身，把脸转向石头墙，马上就睡着了。梦中，露易丝在他身旁不出声地哭泣着；他伸出手来，但是摸到的只是墙壁——“一切都会安排好。一切。蒂奇答应你。”当他醒过来的时候，尤塞夫正在他身边。  “你发烧了，斯考比少校。我看到你身体不舒服，心里很难过。”  “我见到你的面，就觉得难过。”  “啊，你总是拿我开心。”  “坐下，尤塞夫。你同佩倍尔顿有什么关系？”  尤塞夫慢吞吞地把他的大屁股安顿在硬椅子里。他发现自己的裤扣没有扣好，便把一只长满汗毛的大手放在上面开始摆弄。“什么关系也没有，斯考比少校。”  “偏偏在他自杀的时候你到这个地方来，也未免太巧了。”  “我认为这是真主的旨意。”  “我想他欠了你的钱吧？”  “他欠我商店经理的钱。”  “你对他施加了什么压力，尤塞夫？”  “少校，要是你给一只狗安上个罪名，这只狗就完蛋了。要是区专员想在我的铺子里买东西，我的经理怎么能不卖给他呢？要是他不卖，结果会怎样呢？早晚会吵得不可开交。省专员会发现这件事。区专员会被调走。要是经理卖给他东西，结果又怎样呢？区专员欠的账会越积越多。我的经理怕我知道，他要求区专员付账——这样做也要争吵起来。只要有一个像佩倍尔顿这样的年轻的穷专员，不管你怎样做，早晚要发生争执。没理的总是叙利亚人。”  “你说的话很有点儿道理，尤塞夫。”他的头又开始疼起来，“给我那杯加了奎宁的威士忌，尤塞夫。”  “你吃奎宁是不是吃得太多了，斯考比少校？小心害黑水病。”  “我不愿意困在这里，多少天走不了。我想在病发作以前把它压下去。我要做的事太多了。”  “你起来坐一会儿，少校，让我把你的枕头拍打拍打。”  “你不是个坏人，尤塞夫。”  尤塞夫说：“你的巡佐在找账单，但是他不会找到的。账单在我这里。是我从我经理的保险柜里拿出来的。”他在大腿上拍打着一沓纸。  “我知道了。你预备怎样处置呢？”  “把它们烧了。”尤塞夫说。他拿出一个打火机，点起纸角来。“你看，”尤塞夫说，“他的账已经付清了，可怜的孩子。用不着惊动他的父亲了。”  “那你到这里来做什么？”  “我的经理非常发愁。我本来准备提出个解决的办法。”  “同你一起吃饭可需要一只长柄勺[44]。”  “我的敌人需要。我的朋友用不着。我愿意替你做许多事，斯考比少校。”  “为什么你总把我叫作朋友呢，尤塞夫？”  “斯考比少校，”尤塞夫说，把他那颗长满白发的大脑袋凑过来，一股头油味冲进斯考比的鼻孔里，“友情是灵魂里的一种东西。它不是为了报答别人什么。你还记得十年以前传我上法院的事吗？”  “记得，记得。”斯考比把头扭过去，躲避开从门外射进来的阳光。  “那一次你差一点儿把我抓住，斯考比少校。关于人口税的问题，你还记得。只要你吩咐你的警察把他们的供词稍微改变一点儿，你就能够把我抓住了。我当时感到非常吃惊，斯考比少校，坐在警察厅里，听到警察嘴里句句说的都是真情实话。你一定费了不少力气才把事情真相弄清楚，还叫警察都讲实话。我对自己说，尤塞夫，警察厅可来了一个但以理[45]。”  “我希望你不要说这么多，尤塞夫。我对你的友情不感兴趣。”  “你是个心软嘴硬的人，斯考比少校。我想同你说一说，为什么在我的魂灵里我总觉得你是我的朋友。你给了我一种安全感。你不会设陷阱害我。你相信的是事实，而事实则总是对我有利的，这一点我很有把握。”他掸了掸白裤子上的灰土，结果反而多留下一条脏印，“这些都是事实。我把欠条都烧了。”  “我还可以找到一些线索，尤塞夫，了解一下你想同佩倍尔顿达成的协议到底是怎样一种协议。这里的分局控制着一条跨越边界线的大道，从——该死的，我的这个头，什么名字也想不起来了。”  “偷越边界的牛贩子。我对牛可不感兴趣。”  “也有一些东西可能顺着这条路偷运到那一边去。”  “你还在想着钻石，斯考比少校。自从打起仗来以后，所有的人都为钻石发疯了。”  “不要过于自信，尤塞夫，别认为我检查佩倍尔顿的办公室的时候什么东西也发现不了。”  “我绝对相信你不会发现什么，斯考比少校。你知道我既不会读又不会写，从来不把什么留在纸上，一切都在我的脑子里。”尤塞夫的话还没有说完，斯考比就睡着了——只延续几秒钟的那种很不踏实的睡眠，梦中的时间刚刚够映现一件念念不忘的心事。露易丝伸着两只手，满面笑容地向他走来，斯考比很久很久都没有看到过她脸上有这种笑容了。她说：“我是这么高兴，这么高兴。”斯考比醒过来，尤塞夫的熨帖的语声仍然在他耳边响着：“只有你那些朋友才不信任你呢，斯考比少校。我是信任你的。连那个流氓塔利特都信任你。”  过了一会儿，他才看清楚那张面孔。他的脑子疼痛不堪地从“这么高兴”往“不信任”上调整。他说：“你在说什么，尤塞夫？”他好像可以感觉到脑子里的各个部件在吱吱叫、嘎嘎响，互相摩擦，齿轮怎么也挂不上，这一切都伴随着一阵又一阵的剧痛。  “第一，专员空缺的问题。”  “他们需要一个年轻人。”他机械地应声说，心里却在想：如果不害寒热病，我是绝不会同尤塞夫讨论这样一个问题的。  “其次，他们从伦敦派来的这个特殊人物……”  “你等我脑子清爽一些再来同我谈吧，尤塞夫。我一点儿也不懂你到底在同我谈什么。”  “他们从伦敦派来一个负有特殊任务的人，来调查钻石的事——他们为钻石的事都发疯了，只有专员一个人肯定知道这个人的身份——别的官员都不知道，连你也不知道。”  “你真是胡扯，尤塞夫。没有这样一个人。”  “谁都猜到了，除了你一个人。”  “太荒唐了。你不该听信谣言，尤塞夫。”  “还有第三件事。塔利特到处宣扬你去过我的家。”  “塔利特！谁相信塔利特的话？”  “只要是坏话，随时随地都有人相信。”  “走吧，尤塞夫。你为什么要现在来惹我心烦呢？”  “我只想叫你了解，斯考比少校，你可以信赖我。我的魂灵里有对你的友情。我说的是真话，斯考比，全是真话。”他向床上俯过身去，头油的气味更加强烈地钻进斯考比的鼻子里，一双棕色的眼睛也似乎因为感情激动而变得湿润了。“让我给你拍拍枕头，斯考比少校。”  “噢，看在上帝的份上，离我远一些吧。”斯考比说。  “我知道当前的情况，斯考比少校，要是我能帮你的忙……我手头很富裕。”  “我不想受贿，尤塞夫。”他疲倦地说，为了避开尤塞夫的头油味，他把头扭向一边。  “我不是要向你行贿，斯考比少校。我任何时候都可以借你一笔钱，只收适当的利息——年息四分。没有任何条件。如果你拿到了什么事实，你可以在借钱的第二天逮捕我。我想做你的朋友，斯考比少校。你不需要做我的朋友。有一个叙利亚诗人写过这样的话：‘两颗心，一颗永远温暖，一颗永远冰冷。冰冷的心比钻石还珍贵；温暖的心没有价值，被人扔掉。’”  “这首诗在我听来，写得并不好，可我不是内行。”  “对我来说，咱们两个人都到这个地方来真是巧合。在岸那边，那么多只眼睛盯着我们。可是在这里，斯考比少校，我可以真正帮助你。要不要我再拿几条毛毯来？”  “不要，不要。你别老是缠着我就成了。”  “我看见像你这样性格的人受人排挤，非常愤慨，斯考比少校。”  “我不相信会有一天，我需要你来怜悯我，尤塞夫。但是如果你真要替我做一件什么事的话，你还是走开让我睡一会儿吧。”  但是在他睡觉以后，回到他脑子里的仍然是痛苦的乱梦。楼上，露易丝还在哭泣，他坐在桌旁写最后的一封信。“对你来说，这是一件很伤脑筋的事，但是我实在没有别的办法。爱你的丈夫，蒂奇。”这以后，当他转过头来，想寻找一件武器或者是一段绳索的时候，他突然醒悟过来，他绝对不能采取这种行动。他永远也没有权利自杀——他不能叫自己坠入万劫不复的境地，不论他的理由多么充分。他把信撕碎，跑到楼上，想告诉露易丝一下，本来一切就没有问题，但是已经听不见她的哭声了，卧室里一片寂静，一直溢到室外来，他吓得怔怔地站在那里。他开始呼喊：“露易丝，一切都没有问题了。我已经给你订了船票了。”但是没有回答。他又叫了一声：“露易丝。”听见钥匙在锁眼里一声转动，门悄悄地打开，给人一种灾祸已经无法挽回之感。他看到紧靠房门口站着的是克雷神父。克雷神父说：“教会的教导是……”斯考比醒了过来，他仍然躺在坟墓一般的小石头房子里。<h4>二</h4>    他在外边滞留了一个星期。热病过了三天才减退，他又休息了两天才能勉强上路。他没有再见到尤塞夫。  车子驶进市区里的时候已经过了午夜了。月光下，房屋像是白森森的人骨；静静的街道从两旁延伸出去，好像骷髅伸着两只枯臂；空气里弥漫着淡淡的花香。如果他是回到一所空居，他知道自己会非常恬适的。他非常疲劳，不想打破午夜的宁静。他知道绝不可能指望露易丝这时已经入睡、绝不可能指望在他出门在外的这几天家里的气氛会变得松快起来，露易丝也不会像他在一次梦境中看到的那样无忧无虑、高高兴兴。  小仆人在门口摇动着手电筒；青蛙在草丛里咯咯地叫个不停；野狗对着月亮嗥叫。他回到家里来了。露易丝搂住他；桌子上已经摆好夜宵的餐具；佣人出出进进地往屋里搬行李；他的脸上一直挂着笑容，谈个不停，尽量让忙乱的气氛延续下去。他谈论佩培尔顿、克雷神父，也提了一下尤塞夫，但是他知道，迟早他一定要问她这些天过得怎么样。他想试着吃点儿东西，但是他非常累，一点儿也没有胃口。  “昨天我清理了他的办公室，写好了报告——事情这样就算完了。”他沉吟了一下说，“这就是我的全部新闻了。”接着，又很勉强地补充了一句：“家里怎么样啊？”他很快地抬起头望了她一眼，又把眼睛转向别的地方。也许有千分之一的机会，她会笑一笑，模棱两可地回答一句“不错啊”，接着就把话头岔开，谈起别的事情来。但是他从她的嘴角上看出来，他是不会这么幸运的。刚刚一定发生过什么事。  但是事情并没有一下子就爆发——且不管究竟是一件什么事。露易丝说：“噢，威尔逊很会关照人。”  “他很不错。”  “他很聪明，不该做他现在的工作。我想不出他为什么跑到这个地方来当个小职员。”  “他对我讲他是糊里糊涂地跑到这里来的。”  “从你走了以后，我好像还没有同别的什么人谈过话，除了小佣人和厨子。噢，还有哈里法克斯太太。”从她的话声里听得出，危险点已经接近了。同过去一样，尽管毫无希望，他还是想躲过去。他伸了一个懒腰说：“我的上帝，我累了。这场热病弄得我一点儿劲儿也没有，像块烂布头。我想我该上床了。已经快一点半钟了，明天早晨八点我还得上教堂。”  她说：“蒂奇，你一点儿主意也没有想吗？”  “你指的是什么，亲爱的？”  “船票的事。”  “别发愁。我会想个办法的，亲爱的。”  “你还没有想出来吗？”  “没有。我有几个主意，我正在考虑怎么做。就是一个借的问题。”200、020、002一直在他的脑子里鸣响。  “可怜的爱人，”她说，“别为这个发愁了。”她把一只手贴在他的面颊上，“你累了。你刚刚害过热病。我不惹你心烦了。”她的手、她的话把所有的防线都打破了：他本来想她会落泪，可是却发现眼泪涌上了自己的眼眶。“上去睡觉吧，亨利。”她说。  “你不上去吗？”  “我还有一点儿事要做。”  他仰面躺在蚊帐里等着她。他忽然想，她是爱他的，他已经很多年没有这么想了。可怜的爱人，她是爱他的：她也是一个人，也有自己的责任感，她不只是受他抚爱、关怀的对象。他更深地感到自己的失败与无能。从班巴回来时，一路上他想来想去只是一个事实——在这个城市里只有一个人能够借钱给他，也愿意借钱给他，那两百英镑，但这是一个他绝对不能向其伸手的人。当初如果接受了葡萄牙人的贿赂，就安全多了。他无可奈何地逐渐打定主意，决定明白告诉她：钱是借不来的，至少今后六个月，直到他休假以前，她必须待在这里。如果他刚才不那么累，在她提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就会这么对她说了，事情现在也就完了。但是那时候他退缩了，而她又是那么体贴，现在再让她失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困难了。这所小房子里鸦雀无声，但是房子外边饥饿的野狗却不断吠叫、悲嗥。他用胳膊肘支着身躯，倾听着。他突然产生了一种奇特的、凄凉的感觉，这样一个人躺着、等着露易丝上床；从来都是露易丝第一个躺在床上的。他觉得心神不定，有一种不安的预感，突然又想起了自己的梦境：他怎样在门外倾听，拼命敲门，却始终得不到回答。他从蚊帐里费力地爬出来，赤着脚跑下楼去。  露易丝正在桌子前边坐着，面前摆着一个拍纸簿，但是除了一个名字外，她在纸上什么还都没写。飞蚁在灯泡上撞击着，把翅膀甩在桌面上。灯光照耀的地方，斯考比看到她头上的一些白发。  “你怎么啦，亲爱的？”  “一切都太安静了，”他说，“我怕出了什么事。那天夜里我做了一个噩梦，梦到你。佩倍尔顿自杀，弄得我心神不宁。”  “你真是胡思乱想，亲爱的，那种事绝不会发生在咱们身上。咱们是天主教徒。”  “是的，一点儿不错，我只不过想看看你。”他说着把一只手放在她的头发上。从她的肩膀上面，他只看到她写在信纸上的几个字：“亲爱的哈里法克斯太太……”  “你没有穿鞋，”她说，“沙蚤会钻进你皮肤里去的。”  “我只不过想看看你。”他又重复了一句。他不知道纸上的斑迹是汗珠还是眼泪。  “听我告诉你，亲爱的，”她说，“你用不着再着急了。我一直在折磨你，折磨你。这也同热病一样，你知道，害过一阵就过去了。好了，现在它已经过去了——至少暂时不来了。我知道你弄不到这笔款，这不是你的过错。如果我不做那次愚蠢的手术……世界上的事就是这样的，亨利。”  “这同哈里法克斯太太有什么关系？”  “她同另外一位太太弄到下一班轮船的一个双人客舱，那个女人临时走不成了。哈里法克斯太太想，我也许能补这个缺——只要她丈夫同经管船票的人说句话就成了。”  “下班船大概两个星期左右来。”他说。  “亲爱的，不要再为这件事伤脑筋了，最好还是打消这个念头吧。不管怎么说，我明天得告诉哈里法克斯太太一声。我正在写一封信，告诉她我不走了。”  斯考比很快地说——他想赶快把话说出口，这样就收不回来了。“告诉她，你能够走。”  “蒂奇，”她说，“你这是什么意思？”她板起脸来，“蒂奇，请你不要答应你做不到的事。我知道你累了，害怕我和你吵闹，但是我不会吵闹的。我不能让哈里法克斯太太到时候下不来台。”  “你不会的。我知道我能够在什么地方借到这笔钱。”  “为什么你刚回来的时候不说呢？”  “我想把船票交到你手里，让你吃一惊。”  她并没有像他期待的那样高兴，她总比他希望看到的还要看得远一些。“你不再着急了吗？”她问。  “我不着急了。你高兴吗？”  “噢，是的，”她说，声音里带着一些迷惘，“我很高兴，亲爱的。”  <h4>三</h4>    轮船在星期六傍晚驶进了港口，从卧室的窗户里他们看到它灰色的长长的影子在棕榈树后边滑过封锁港口的铁索。他们看着它，心头感到一阵黯然——幸福从来不会像保持常规那样受人欢迎。他们拉着手看着那即将使他们分隔的暗影在港口抛了锚。“唉，”斯考比说，“这就是说，明天下午了。”  “亲爱的，”她说，“这段时间过去以后，我还会对你好的。我就是不能再忍受这里的生活了。”  他们听到楼下响起一阵哐啷哐啷的声音；阿里刚才也在瞭望海面，这时开始往外搬动箱笼了。整所房子好像就要崩塌似的，秃鹫仿佛也感觉到墙壁在震动，扑扇着翅膀从房顶上飞开，弄得铁皮板发出一片隆隆的响声。斯考比说：“你在楼上整理整理东西，我下去把你的书包装起来。”过去两个星期里，他们俩好像一直在弄虚作假，互相在爱情上欺骗，如今已经闹到非要离婚不可的地步：共同的生活就要分开，只剩下把一些令人伤心的赃物平分一下了。  “我把这张照片留给你好吗，蒂奇？”他斜瞟了一眼，看到一张第一次领圣体的面孔。“不，你带去吧。”他说。  “我把这张咱们同泰德·布罗姆利一家人合拍的照片留给你。”  “好，留下来吧。”她开始整理衣服，他在旁边又看了一会儿，就到楼下去了。他把架上的书一本本地取下来，用一块抹布拂拭着：《牛津诗选》、伍尔夫的作品、年轻一代诗人的诗作。把露易丝的书取下以后，书架差不多空了，他自己的书只占一点儿地方。  第二天他们很早就一起去参加弥撒，两个人并排跪在祭坛栏杆前边，好像故意让别人看到他们是无法分开似的。斯考比想的是：我祈求宁静，现在我已经得到了。但那实现的方法太可怕了，应该解决得更好一些，我为它付出的代价太大了。当他们往回走的时候，他有些担心地问：“你快活吗？”  “是的，蒂奇。你呢？”  “只要你快活，我就快活。”  “等我上了船，安顿好以后，就会好起来。我想今天晚上我得喝点儿酒。你为什么不找一个人跟你合住呢，蒂奇？”  “噢，我宁愿一个人。”  “每个星期给我写一封信。”  “当然了。”  “还有，你不会懒得去参加弥撒吧，蒂奇？我不在的时候你要经常去。”  “当然了。”  威尔逊从路对面走过来，一张焦虑不安的脸因为汗水变得亮堂堂的。他说：“你真的要走了？我到你家去，阿里说你下午就要上船了。”  “她要走了。”斯考比说。  “你从来没告诉我你会走得这么急。”  “我没想起来告诉你，”露易丝说，“我太忙了。”  “我根本没有想到你会真的离开这里。要不是在卖船票的地方遇见哈里法克斯太太，我都还不知道。”  “噢，好了，”露易丝说，“以后你和亨利得彼此多关照一点儿了。”  “简直不能相信。”威尔逊一边说，一边踢着脚下的土路。他站在路中央，把他们两人和他们的家隔开，根本不想让他们走过去。他说：“我一个人也不认识，只有你——当然了，还有哈里斯。”  “你应该开始结识几个朋友。”露易丝说，“对不起，不能和你多谈了，我还有好多事要做。”  他们绕着他走过去，因为他还站在那里不动。斯考比回过头来，亲切地向他挥了挥手——威尔逊站在灼热的路当中好像迷失了方向，看上去那么孤独可怜、那么不得其所。“可怜的威尔逊，”他说，“我想他是爱上你了。”  “他以为他爱上我了。”  “你离开这里对他来说是一件好事。在这种气候里，像他这样的人会给别人带来麻烦的。你不在这里的时候，我会关照他的。”  “蒂奇，”她说，“我同他见面的次数不该那么多。我不该信任他。他有一些虚伪。”  “他年轻，有些多情。”  “过于多情了。他说谎。为什么他说一个人也不认识？”  “我想他是一个人也不认识。”  “他认识专员。那天晚上吃晚饭的时候我看见他到专员家里去了。”  “也许是谈什么事吧。”这一天的午饭，两人都一点儿食欲也没有，可是他们的厨子却认为这是个特殊的日子，为他们做了一大盆咖喱饭，装在一只水盆里，放在桌子正中。在这盆咖喱饭四周，摆着无数的小盘子——油炸香蕉、红辣椒、花生米、木瓜、橘子片、辣酱……他们两个人中间隔着这么一大堆盘子，好像隔着好几里路。菜盛在盘子里逐渐冷了下来；除了诸如“我不饿”“再多吃一点儿”“我什么也吃不下”以及“你动身以前应该吃饱了”这些说来说去只是好心劝对方努力加餐的话以外，他俩好像找不到别的话好说了。阿里一会儿走进，一会儿走出，一直打量着他们；他像是钟表里的一个小人儿或者小动物，每次报时就钻出来一下。两个人都感到可怕的是，这时心中都盼望着离别的场面赶快结束，而且一旦这个尴尬的场面告一段落后，就可以各自定下心来，重新过一种不再有任何变化的生活了。  “你要带的东西肯定没有落下什么吗？”他们一件件地把可能遗落的东西又描述了一遍。这是他们想出来的另一个办法，可以坐在那里不吃饭，只偶尔挑一点儿容易下咽的东西送进嘴里。  “幸而这所房子只有一间卧室。他们不会再让谁住进来。”  “他们也许会把我赶出去，让给一对夫妻住。”  “你每个星期都会写信吧？”  “当然了。”  时间已经过了不少，他们可以使自己相信饭已经吃好了。“如果你吃不下去，我看我就送你走吧。巡佐已经在码头上把搬运行李的人组织好了。”他们现在只能说一些非常正经的话了。他们的一举一动好像都笼罩在虚幻里，尽管彼此都能触摸到，但是整个一条非洲海岸线已经把他俩分隔开了。他们说的话句句矫揉造作，倒像是一封不堪卒读的书信中的词句。  上了船，不再是两个人单独相对以后，他们都长舒了一口气。在市政工程厅任职的哈里法克斯装得情绪很高的样子，不断打趣逗笑儿。他说了一些语意双关的笑话，又叮嘱两位太太多喝杜松子酒。“这对治肚子疼有好处，”他说，“乘船最不舒服的就是拉肚子。睡觉以前要大量喝，早晨起来也起码喝六便士的。”两个女人把房舱查看了一遍。她们站在黑灯影里，好像两个穴居人，嘴里叽叽喳喳地说一些男人们没法听清楚的话。她们已经不是这两人的妻子了，她们是另一部族的两姐妹。“这个地方用不着咱们了，”哈里法克斯说，“她们俩在这里挺好的。我要上岸了。”  “我同你一起走。”本来一切都不像是真实的，现在，突然间，他真正感到了痛苦，宛如到了死亡关头。他好像是一个囚犯，在受审的时候总不相信自己犯了罪，一切都不过是个梦境，判刑也好，用卡车载赴刑场也好，都不是真实的。而突然间，他站到这里了，背后是一道没有门窗的大墙，一切都成为真实的了。但是事已如此，也只能横下一条心，勇敢地接受死亡吧。他们走到走廊的一端，把哈里法克斯夫妇留在屋里。  “再见，亲爱的。”  “再见，蒂奇，你每个星期都要写信……”  “我会写的，亲爱的。”  “我是一个可怕的逃兵。”  “别这么说。这里不是你待的地方。”  “如果他们让你当专员，事情就不一样了。”  “我一休假就找你去。如果在那以前你的钱不够花，就写信告诉我，我会给你安排的。”  “你总是什么事都替我安排好，蒂奇。以后没有我向你发脾气，你会高兴的。”  “别胡说了。”  “你爱我吗，蒂奇？”  “你说呢？”  “你说一句，我爱听——哪怕你不是真心的也好。”  “我爱你，露易丝。当然我是真心的。”  “如果我在那边一个人过不下去，我还要回来的，蒂奇。”  他们接过吻，便走到上面甲板上。从这里望过去，海港总是非常美：一排小房子有时候像石英一样在阳光下闪闪烁烁，有时候笼罩在圆鼓鼓的葱茏的小山的阴影里。“给你们护航的军舰可不少。”斯考比说。驱逐舰和轻巡洋舰像好几只小狗蹲在周围；信号旗像水波似的飘摆，一只日光信号机闪动着。渔船扬着棕色的蝴蝶帆东一艘西一艘地停歇在辽阔的海湾上。“你要注意身体，蒂奇。”  哈里法克斯的粗大喉咙在他们身后吼叫起来：“有没有人上岸？你是坐警察厅的汽艇来的吗，斯考比？玛丽在下边房舱里。斯考比太太，把眼泪擦干，再扑一点儿粉让旅客们看看。”  “再见，亲爱的。”  “再见。”真的要分手了，哈里法克斯看着他们握手告别，从英国本土乘船来的旅客也都好奇地打量着他们。汽艇刚一驶开，马上就看不清哪个是露易丝了。也许她已经回到下面房舱哈里法克斯太太那里去了。梦已结束，变化已成过去，生活又要重新开始了。  “我真讨厌这种告别的场面，”哈里法克斯说，“总算都过去了，我挺高兴。我想我得到贝德福德去喝杯啤酒。同我一起去吗？”  “对不起。我要去值班。”  “剩我一个人了，要是有个漂亮的黑姑娘关心关心我，我倒也不反对。”哈里法克斯说，“可是，我忠诚、老实，是个忠实的丈夫。”斯考比知道他说的是实话。  威尔逊站在一个防雨帆布遮盖着的货堆的影子里，遥望着海湾。斯考比停住脚步，他被这张悲伤的、孩子般的胖脸打动了。“对不起，我们刚才没有看见你。”他说，接着，又撒了一句无害的小谎，“露易丝让我问候你。”<h4>四</h4>  ?  他回到家里的时候已经快一点了。厨房内外的灯光已经熄灭，阿里正坐在门前台阶上打盹，车灯在他的昏睡的脸上一晃，把他惊醒了。他跳起来，连忙拿着手电筒在汽车房前边照路。  “好了，阿里，去睡觉吧。”  他走进空荡荡的房子——他已经忘记寂静竟会有这样深沉的音调。不止一次他回家很晚，露易丝已经入睡，但是他从来没有感觉到哪一次寂静像今天这样令人心安、这样无法攻破。他的耳朵过去总是倾听着——尽管无法听到——另外一个人的呼吸和细小动作的微弱声响，现在已经没有什么需要倾听的了。他走上楼，向卧室里望了一眼。什么东西都清理走了，这里已经没有露易丝离开或来过的痕迹：阿里甚至还把桌上的照片也收起来放在抽屉里。真的就剩下他一个人了。浴室里一只老鼠响动了一下，铁皮屋顶哗啦啦地响了一阵，一只晚归的秃鹫正落下来过夜。  斯考比在起居间里坐下来，两只脚搭在另一张椅子上。他还不想上床，但是他很困，这一天过得多么长啊。现在家里只剩下他一个人，他可以为所欲为，做出最荒唐的举动来：他可以在椅子上而不在床上睡觉。悲哀从他的心上一层一层地剥落，留下来的是宁静自得的感觉。他已经尽了自己的责任：露易丝快乐了。他闭上了眼睛。  一辆汽车驶离大路向他的住房这边开过来，车灯的亮光在窗户上一闪，斯考比惊醒了。他猜想来的是辆警车——这天夜里他是值勤警官，可能来了一封紧急的、多半毫无必要的电报。他打开门，发现尤塞夫站在台阶上。“对不起，斯考比少校，我路过这里，看见你还没有熄灯，我想……”  “进来，”斯考比说，“我这里有威士忌，或者你更喜欢喝一点儿啤酒……”  尤塞夫显得很吃惊的样子说：“你太殷勤了，斯考比少校。”  “如果我同一个人熟到张口借钱的程度，我当然应该殷切地接待他。”  “那么就喝一点儿啤酒吧。”  “真主许可吗？”  “真主不知道什么是罐装啤酒和威士忌，斯考比少校。我们需要用新时代的精神解释他的教义。”他看着斯考比从一个放着冰块的箱子里取出酒瓶来，“你没有电冰箱吗，斯考比少校？”  “没有。我的电冰箱缺少一个零件，我想，也许要一直等到战争结束才配得上。”  “我可不能容忍这个。我有几台多余的冰箱，我给你送一台来吧。”  “噢，我这样对付着就成了，尤塞夫。我这样已经两年了。这么一说，你是从这里路过吗？”  “啊，准确些说，不是路过，斯考比少校，这不过是那么一说。事实上是，我一直等着，直到我确信你的佣人都睡着了才到这里来。我的汽车是从汽车库租来的。我自己的车太显眼了。我没带车夫来。我不想让你为难，斯考比少校。”  “我再说一遍，尤塞夫，要是我可以从一个人那里张口借钱，我绝对不会不承认我认识他。”  “你为什么老谈这件事，斯考比少校？那不过是一桩金钱事务。四分年息利钱并不低，有时候我要的利息更高，那是我觉得借钱的人不够牢靠。我希望你让我给你送来一台冰箱。”  “你来找我有什么事？”  “首先，斯考比少校，我想知道一下斯考比太太的情形。她的舱位舒服不舒服？她还需要不需要什么东西？轮船到拉各斯[46]的时候要靠岸，不论她需要什么我都可以派人送到船上去。我可以给我的代理人拍个电报。”  “我想她什么都不缺了。”  “其次，斯考比少校，我想同你谈谈钻石的事。”  斯考比又把两瓶啤酒放在冰块上。他用缓慢、温和的语调说：“尤塞夫，我不想让你把我当作这样一个人：头一天向人借了钱，第二天为了自我安慰就把债主侮辱一顿。”  “自我？”  “别管这个字了。自尊心。随便你叫它什么吧。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俩在金钱事务上可以说是伙伴，这一点我不想否认。可是我对你承担的义务，却只能严格地限于付给你四分利息这件事上。”  “我同意，斯考比少校。这些事你从前就已经说过了，我完全同意。我也再说一遍，我连做梦也没有想过求你替我做什么事，我倒宁愿替你做些事。”  “你真是个怪人，尤塞夫。我相信你真的是喜欢我。”  “是的，我喜欢你，斯考比少校。”尤塞夫坐在椅子边上，又粗又壮的大腿上硌出一道深印；除了在自己家，他在任何人家里也不舒服。“现在我可以同你谈谈钻石的事了吗，斯考比少校？”  “说吧。”  “你知道，我觉得政府现在对钻石有一种狂热。他们浪费了你的时间，浪费了警察厅的时间。他们派了专门人员到沿海的口岸来，连我们这里都派来一个人——你知道是谁，虽然这个人对谁都保着密，按道理讲只应该专员一个人知道。只要有人能够透露给他一点儿消息，黑人也好，穷叙利亚人也好，他都舍得出钱，然后他就拍电报给英国，给各个港口。可是费了这么大力气，他们查到了一颗钻石没有呢？”  “这件事跟咱们没有关系，尤塞夫。”  “我想以一个朋友的身份同你谈谈，斯考比少校。钻石与钻石不同，叙利亚人同叙利亚人也不一样。你们侦缉的对象不对头。你们想把这个漏洞堵住，不叫工业钻石流到葡萄牙，再从那里转到德国去，或者不叫钻石偷运到边界那边维希法国去。但是你们追踪的人一直是那些对工业钻石不感兴趣的人，这些人只不过想把几颗宝石藏到一个安全的地方，等着打完了仗再拿出来而已。”  “换句话说，你说的是你自己？”  “到这个月为止，警察已经到我的几家商店来过六次了，把东西翻得乱七八糟。他们这样做永远也找不出工业钻石来。只有小人物才对工业钻石感兴趣。可不是，一火柴盒钻石只能弄到两百英镑。我管这些人叫砾石收藏家。”他用鄙夷的口气说。  斯考比不慌不忙地说：“我早就想到，尤塞夫，或迟或早，你会向我要点儿什么的。但是除了你那百分之四的利息外，你不会从我这里拿到什么的。明天我就交给专员一份秘密报告，把咱们的借款协议告诉他。当然了，他可能要求我辞职，但是我想他不会这样做的。他信任我。”记忆中的一件事刺痛了他一下，“我想他是信任我的。”  “你觉得这样做明智吗？”  “我觉得这样明智。咱们两个人间的任何一件秘密，随着时间的推移迟早要腐烂发臭的。”  “随你便吧，斯考比少校。但是我向你保证，我不想从你这里要什么。我倒是愿意能够给你一点儿什么。你不愿意要电冰箱，但是我想你也许愿意听我给你出个主意，透露给你一点儿消息。”  “我在听着呢，尤塞夫。”  “塔利特是个小人物。他是天主教徒。兰克神父和别的人都到他家里去。他们说：‘要是世界上还有诚实的叙利亚人的话，那就是塔利特了。’塔利特做买卖并不很成功，这样让人看起来好像他挺诚实。”  “说下去。”  “塔利特的一个表兄弟要乘下一班葡萄牙轮船离开这里。他的行李会受到检查，当然了，什么也不会检查出来。他要带一只鹦鹉走，装在一只鸟笼里。我的建议是，斯考比少校，放塔利特的表兄弟走，把鹦鹉留下。”  “为什么把他的表兄弟放走？”  “你不应该向塔利特交底。你可以随便找个理由，说这只鹦鹉有传染病什么的把它留下。他不敢惹麻烦的。”  “你是说钻石藏在鹦鹉的嗉囊里吗？”  “是的。”  “以前葡萄牙船上耍过这种花招吗？”  “是的。”  “看起来我们得办一个鸟类饲养所了。”  “你要不要根据这个线索干一下，斯考比少校？”  “你给我提供了消息，尤塞夫。我可不想向你透露消息。”  尤塞夫点了点头，笑起来。他小心翼翼地把肥胖的身躯挺立起来，有点儿羞涩地摸了摸斯考比的袖子。“你说得对，斯考比少校。相信我，我无论任何时候也不想伤害你。我会非常小心，你也要小心，这样，就不会出问题了。”看起来两个人倒好像在订立一个密约，决心不坑害别人；但是即使是清白无辜，一到了尤塞夫身上，看着也令人生疑。他说：“要是你有时候对塔利特说一两句他喜欢听的话，这对你是有好处的。派来的那个人常常到他家去。”  “我不知道有什么人派到这个地方来。”  “你说得很对，斯考比少校。”尤塞夫摇晃着身子，活像一只在灯光边缘上扑腾的大肥蛾子。他说：“也许你哪一天再给斯考比太太写信的时候会替我问候问候她。噢，不成，信件要经过检查。你不能这样做。也许你可以这样写——不，最好什么也别写了。只要你心里知道，斯考比少校，我衷心祝愿你……”他跌跌撞撞地沿着小路走向自己的汽车。当他把车灯打开以后，又把脸贴在车窗的玻璃上。仪表盘上的灯光把他的脸照亮：一张扁阔的面团颜色的大脸，又真诚又令人不能信任。他畏畏缩缩、不太好意思地向独自站在静悄悄的空房门前的斯考比挥了挥手。

第二卷 第一部 第一章
<h4>一</h4>    他们站在彭德区专员单层住房的阳台上，隔着宽阔的、似乎静止不动的河水，瞭望着对面岸上摇曳的火把。“那边就是法国呀。”德鲁斯按照当地的叫法说。  贝罗特太太说：“战前我们总是到法国去野餐。”  贝罗特从房子里走出来，一只手端着一杯酒。他生着罗圈腿，防蚊靴像马靴似的套在裤腿上面，看起来仿佛刚刚骑过马一样。“这是你的，斯考比。”他说，“你当然知道，我很难把法国人当作敌人。我们这一姓人是随着胡格诺派教徒[47]从法国过来的，所以看法就不同了，你知道。”贝罗特的一张瘦削的黄脸好像受了伤似的被鼻子从中分成两半，这张脸在任何时候总是摆出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丝毫不容人有看不起自己的表示。贝罗特的妄自尊大是他的一个生活信条——凡是对他声誉地位有所怀疑的人都要受到他的抢白，遇到机会，他还会着实给人一点儿颜色看——他无时无刻不在向人显示自己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  斯考比说：“如果他们真的投到德国人那边去，我想这个地方免不了是他们进攻的一个目标。”  “我难道就不知道？”贝罗特说，“我在1939年就到这里来了。咱们政府眼光很远，早就料到可能发生的事了。一切都做了准备，你知道。唉，医生到哪儿去了？”  “大概是检查病床去了，最后再去看一眼准备得怎么样。”贝罗特太太说，“你太太已经平安到达目的地，你真应该感谢上帝啊，斯考比少校。河对岸的那些可怜虫，在小艇上漂流了四十天，想起来都叫人心惊胆战。”  “哪次出事都是在达喀尔到巴西这条倒霉的狭窄的海道上。”贝罗特说。  医生面色阴郁地从房子里走到外面阳台上。  河对岸这时又变得一片死寂，火把都已熄灭了。平房下面的码头上，灯火照亮了一块几英尺方圆的幽暗的河水。一块木头从黑暗处漂浮出来，缓缓地流过灯光投照的地方，斯考比一直数了二十下，木头才又隐没在黑暗里。  “法国佬这回办事还过得去。”德鲁斯一边忧伤地说，一边从酒杯里捡出一只蚊子。  “他们送来的都是些妇女、老人和没有几天好活的人，”医生扯着胡须说，“这一点再办不到就更不像话了。”  突然间，河对岸又响起了一阵嗡嗡声，好像一下子出现了成群的飞虫。这里，那里，一簇簇的火把像萤火虫似的闪烁起来。斯考比把望远镜举到眼睛上，看到一张黑色面孔在火光中倏地闪现了一下，一根帆布床的支棍，一只白色的手臂，一个军官的后臂。“我想人已经到了。”他说。沿着河岸，一长排灯火摇曳闪烁。“好了，”贝罗特太太说，“咱们还是进去吧。”蚊子一分钟也不停地在耳边轰鸣，发出缝纫机般的声音。德鲁斯叫了一声，啪地在手上击了一掌。  “进来吧，”贝罗特太太说，“这个地方的蚊子都是疟蚊。”起居间的窗户安着防蚊的纱罩，室内的空气因为憋着一场大雨显得格外闷浊。  “担架会在早晨六点送过河来，”医生说，“我想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已经做好了，贝罗特。一个病人害的是黑水热，另外还有几个害热病的，大多数都是精力枯竭——这是最危险的病症。咱们大多数人最后都是为这个送了命。”  “那些走得动路的交给斯考比和我，”德鲁斯说，“到时候你得告诉我们，医生，他们经受得住多少盘问。贝罗特，你的警察得看着点儿那些担架夫，叫他们事后都从原路回去。”  “当然了。”贝罗特说，“咱们现在没有什么事好做了。再喝杯酒吧！”贝罗特扭动了一下收音机的转钮，克拉珀姆[48]的奥芬剧院的管风琴声立刻从三千英里外飘送过来。河对岸，担架夫的吆喝声时起时落。有人敲了敲阳台的门。斯考比在椅子上不安地扭动了一下身体。乌利泽牌管风琴一会儿低声呜咽，一会儿隆隆轰鸣。阳台门开了，走进来的是威尔逊。  “你好，威尔逊，”德鲁斯招呼道，“我不知道你也在这儿。”  “威尔逊先生到这里来检查非洲联合公司的商号。”贝罗特太太替威尔逊解释说，“我想你在商号的客房休息得还舒服吧。那地方很少有人住。”  “噢，是的，很舒服。”威尔逊说，“怎么，斯考比少校，没有想到在这儿会遇见你。”  “我不知道你怎么会没想到，”贝罗特说，“我告诉过你他要到这儿来的。坐下喝杯酒吧。”斯考比想起露易丝对他讲过一句关于威尔逊的话——人有些虚假，她这样评论过他。他向威尔逊望过去，看到由于贝罗特揭了底，他那孩子似的脸上泛起的一层红晕还没有褪净，也看到堆在他眼角上的皱纹，说明他毕竟不是一个年轻人了。  “斯考比太太有什么消息吗，先生？”  “她上星期平安到达了。”  “我很高兴，我非常高兴。”  “来，咱们谈谈。”贝罗特说，“你们那个大地方有什么热闹事啊？”“大地方”这个词带着一股讥诮的味道——贝罗特一想到有这么一个地方，那里人人都自以为了不起，而他待在这里却没有谁认为他了不起，气就不打一处来。就像胡格诺教徒心目中的罗马城一样，贝罗特幻想了一幅淫乱、堕落、腐化的画面。“我们这些住在丛林里的人，”他愤愤不平地说，“生活是非常平静的。”斯考比很替贝罗特太太难过，这些话她一定已经听过无数次了，她一定早已忘记他向她求爱的那段日子，那时，他无论说什么，她没有一句不相信的。她紧紧靠着收音机坐着，音乐声音放得很低，她在倾听，也许假装在倾听一支古老的维也纳旋律。她的嘴巴紧闭着，竭力不去理会她丈夫嘴里整天絮叨的这些台词。“喂，斯考比，咱们那些首长在城里干什么呢？”  “噢，”斯考比心怀怜悯地望着贝罗特太太含糊其词地说，“没有发生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人们都忙着打仗的事……”  “啊，不错，”贝罗特说，“市政厅的人都忙着翻阅一宗又一宗的公文，我倒宁愿看见他们在这里种稻子，那时候他们就知道什么是工作了。”  “我想，最新的一件耸人听闻的事，”威尔逊说，“就是鹦鹉案件了。你说是吗，先生？”  “塔利特的那只鹦鹉？”斯考比问。  “或者照塔利特的说法，尤塞夫的鹦鹉。”威尔逊说，“对不对，先生？还是我听错了？”  “我想我们永远也弄不清楚谁对谁错。”斯考比说。  “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在这里一点儿也不知道你们那个大地方都发生了什么事，我们想的只是法国人。”  “是这样的。大约三个星期以前，塔利特的表兄弟要乘一艘葡萄牙轮船到里斯本去。我们检查了他的行李，没有发现什么；但是我听到有谣言说，有的时候钻石藏在鹦鹉的嗉囊里偷运出去，所以我就把他带的一只鹦鹉扣下了。果不其然，在这只鹦鹉里藏着价值大约一百镑的工业钻石。轮船还没有起航，所以我们就叫塔利特的表兄弟回到岸上来。看起来这个案件算是人赃俱获了。”  “可是没有吧？”  “叙利亚人从来也不会栽跟头。”  “塔利特的表兄弟的佣人一口咬定，这只鹦鹉不是他主人的——当然了，塔利特的表兄弟也说不是他的。他们说，有一个小孩用另一只鹦鹉调换了塔利特原来的那一只，给他栽赃。”  “小孩干这事是尤塞夫指使的，我想。”医生说。  “当然了。麻烦的是，这个小孩不见了。当然，这有两种解释——也许是尤塞夫给了他钱，他躲起来了；也很可能是塔利特给了他钱，叫他把罪名推在尤塞夫头上。”  “要是在这里，”贝罗特说，“我就把他们两个人都关进监狱里。”  “在我们那里，”斯考比说，“我们得考虑法律。”  贝罗特太太扭动了一下收音机，一个声音出其不意地大喊一声：“踢他的屁股。”  “我得去睡觉了，”医生说，“明天一天够人受的。”  斯考比坐在床上蚊帐里，打开了日记。连他自己也记不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了，每天晚上临睡以前，总要把当天的事情记下来——一笔简单不过的流水账。如果有人同他争论一个日期，他就可以查对一下；如果他想知道某一年雨季是从哪天开始的，上上届市政建设厅主任是什么时候调往东非的，日记里都有据可查。斯考比家中床下有一只铁箱，铁箱里放着许多本日记，他要查的事肯定记在某一本上。除了偶然核对事实外，他从来不翻看这些日记——特别是其中的一本，他用无法再简的字句写着：“C[49]病故。”他自己也解释不清，为什么要把这些日记保存起来。可以肯定，他留着这些日记不是为了给后人看。即便后代人对一个落后的殖民地的默默无闻的警官生活如何感到兴趣，他们从这些暗码似的记载中也不会知道多少事。斯考比记日记的起因也许要追溯到四十年以前的一件小事，当时他还在预备学校读书，因为整个暑假记日记没有间断，所以得了奖——一本《阿伦·奎特梅因》[50]。从此以后，这个习惯就养成了，甚至记载的方式也没有什么改变。早餐香肠。天气晴朗。午前散步。下午上马术课。中午吃鸡肉和蜜糖卷饼。几乎连他自己也没有觉察，这种记载已经变成：露易丝起程。Y晚间来访。凌晨二时第一次台风。他的笔无力表现一件事的重要意义，只有他自己，如果他日后肯再翻阅一次的话，可以发现在倒数第二项记载中哀怜已经把他的诚实打穿了一个大洞。他写的是Y而不是“尤塞夫”。  斯考比在这一天的日记上写道：五月五日。来彭德接43号轮船（为了保密他用的是轮船的代号）生还旅客。同行者德鲁斯。犹豫了一会他又加上了一句：威尔逊亦在。他把日记本合上，仰面躺在床上开始祈祷。这也是他的一个习惯。他背了《天主经》和《圣母经》，然后他又做了忏悔，这时候他的眼皮已经睁不开了。这只不过是走一走形式，倒不是因为他认为自己不会犯严重的罪，而是因为他一向认为，这样也罢，那样也罢，他的生活本身就是无足轻重的事。他不酗酒，不和人通奸，甚至从来不说谎话，但是他从来不认为自己不犯这些罪就是美德。有时他也思考这些问题，他这时总把自己看作是一名小卒，一名初入伍的新兵，根本不可能违犯严重的军事纪律。“昨天我只为了一点点儿小事就没去参加弥撒。晚祈祷也漏掉了。”这也就同一个士兵承认自己没尽到职责——该去参加杂役却逃避了一样。“噢，上帝，保佑……”但是在他还没来得及提到人名以前已经进入梦乡了。<h4>二</h4>  ?  第二天清晨，他们站在码头上。曙色未明，东方天际上挂着几条淡淡的云彩。村庄里的茅棚仍然遮掩在一片银辉里。凌晨两点刮过一阵台风，乌云像旋转着的柱子一样从海岸疾驰过来。暴雨初停，至今空气还寒意袭人。他们翻起外衣的领子站在那里，望着对面法属地河岸。贝罗特太太沿着由平房通向河岸的小道走过来，她两眼睡意蒙眬，一边走一边揉着眼皮。从河对岸隐约传来一只山羊的咩咩叫声。“他们晚了吗？”贝罗特太太问。  “没晚，我们来早了。”斯考比的望远镜一直瞄准了河对岸，他说，“他们已经动起来了。”  “那些可怜的人。”贝罗特太太说着在早晨寒冷的空气中打了个寒战。  “他们活过来了。”医生说。  “是的。”  “从我这个行业看，这一点是最重要的。”  “经过这种事故，神经还能复原吗？风吹雨打地在小船上过了四十天。”  “只要能活过来，”医生说，“就可以说是复原了。人们逃不过的是失败，而这次应该看作是成功。”  “他们正从小房子里往外抬人，”斯考比说，“我想我一共数了六副担架。现在正在往岸边拖渡船呢。”  “我们接到的通知是准备接九个卧担架的重病号和四个能行动的轻病号，”医生说，“可能又有人死了。”  “也可能是我数错了。他们现在正往河岸抬。我看应该是七副担架。我看不清楚哪些人是能够行动的。”  寒冷、朦胧的光线无力驱散晨霭，黎明时分的河面比在中午看上去还要宽阔。一只土著人乘坐的独木舟黑乎乎地从雾中显现出来，载着的可能是那些还能自己行动的遇险人员；转眼间，这只船已经迫近他们眼前了。在河的另一边，一艘汽艇的马达大概出了毛病，站在这边岸上可以听到一阵阵不规则的噼噼啪啪的声音，好像一只野兽在喘气。  第一个走到岸上来的人，一个能够独自行动的遇险者，是一个已经有了一把年纪的人，他一只胳臂悬在吊带里。这个人头上戴着一顶脏兮兮的白遮阳帽，肩上披着一块土布，一只没有吊绷带的手不断地揪扯、搔弄着脸上的白胡子茬。“我是洛德尔，轮机长。”他带着浓重的苏格兰口音说。  “欢迎你回到家里来，洛德尔先生。”斯考比说，“你能不能先到上边房子里去？医生随后就来。”  “我不需要医生。”  “那你就坐下歇一会儿吧。我马上就来。”  “我要向负责的官员做个汇报。”  “你带他上去好不好，贝罗特？”  “我是区专员，”贝罗特说，“你可以把经过情况向我汇报。”  “那咱们还等什么呢？”轮机长说，“轮船已经沉了快两个月了。船长已经遇难了，担子都落在我的肩上。”当他们往山坡上带阳台的平房走去的时候，这个人的苏格兰腔调好像转动不息的发电机一样仍然喋喋不休地传到耳朵里来：“我要对船主负责。”  另外三个人也上了岸。河对岸，修理汽艇的叮叮当当的声音仍然在持续着：刺耳的穿凿声，金属的敲击声，马达仍然紧一阵、慢一阵噼噼啪啪地响着。两个刚刚上岸的人是这种事故的惯例的牺牲品：两个人都已经有了一把年纪，样子像管道工，如果不是一个姓弗尔勃斯，另一个姓纽瓦尔，人们很可能把他们当作两兄弟。这两个人都是地位卑微、对什么事都逆来顺受的人物，即使是再大的凶险他们也视若平常。一个人轧坏了脚，拄着一支拐杖；另一个用撕碎的衬衫布条裹着一只手。他们站在码头上，没有半点儿兴奋或惊奇的样子，倒仿佛是站在利物浦街头等着酒馆开门似的。跟在这两个人后面走出独木舟的是一个穿着防蚊靴、头发灰白、身体壮实的女人。  “您的姓名，太太。”德鲁斯一边查对名单，一边问，“是不是罗尔特太太？”  “我不是罗尔特太太。我是玛尔坷特小姐。”  “您到上边的房子里去好吗？医生……”  “有比我严重得多的病人需要医生照顾。”  贝罗特太太说：“也许你愿意去躺一会儿。”  “我最不愿意躺着，”玛尔坷特小姐说，“我一点儿也不累。”她每说一句话就紧闭一下嘴巴，“我不饿。我神经不紧张。我要继续往前走。”  “到哪儿去？”  “到拉各斯去。到拉各斯的教育厅去。”  “我恐怕你还要有不少耽搁。”  “我在路上已经耽搁了两个月了。我再也耽搁不起了。工作等着我呢。”突然间，她仰起头来，像只小狗似的号叫起来。  医生轻轻地挽着她的一只胳臂说：“我们会尽一切力量让你马上到那边去的。来，到房子里去打个电话吧。”  “当然了，”玛尔坷特小姐说，“什么事在电话上都能解决。”  医生对斯考比说：“叫那两个人跟我们一起上去吧。他们两个人都没有问题。如果你想问他们什么事，你可以尽管问。”  德鲁斯说：“我带他们走。你留在这里，斯考比。汽艇也许会过来。我不会讲法语。”  斯考比坐在码头的栏杆上，向河对岸望去。晨雾已经散开，对岸显得更近了一些，他现在用肉眼也可以看清河对岸的景物了——白颜色的栈房，小泥棚子，汽艇上的铜制物件在阳光下一闪一闪地发亮，他还看到土著部队戴的红颜色的土耳其式军帽。他想：在与此相同的情景中，我等待用担架抬过来的也可能是露易丝——也许我不是在等待着。有人在他身边栏杆上坐下来，但是斯考比并没有转过头来。  “你在想什么，先生？”  “我在想露易丝旅途很平安。”  “我想的也是这个，先生。”  “为什么你总叫我先生，威尔逊？你又不在警察局工作。你让我觉得我已经是个老人了。”  “对不起，斯考比少校。”  “露易丝叫你什么？”  “叫我威尔逊。我想她不喜欢我的教名。”  “我相信他们已经把汽艇发动起来了。威尔逊，你替我做一件事，去通知医生一下。”  一个穿着不太洁净的白色军服的法国军官站在船首。一个士兵把一条船索投到岸上，斯考比接过来，系到码头上。“日安[51]。”他说着敬了一个礼。  法国军官给他还了一个礼：这个人干枯瘦削，左眼皮总是抽搐着。他用英文说：“早上好。我把七个卧担架的病号给你带来了。”  “我接到的通知是九个。”  “一个在路上死了，昨天夜里又死了一个。一个是害黑水病死的，另一个死于——死于——我的英文不好，你们是说劳累吗？”  “衰竭。”  “对了，衰竭。”  “如果你允许我的工人上船，他们会把担架抬下来的。”斯考比转过身对担架夫说：“手脚轻一些，尽量轻一些。”他这样命令实际上是多余的，就是白人护理人员抬送病人也不会像这些担架夫这样细心。“你上岸来活动一下好吗？”斯考比问，“也许你愿意到屋子里去喝杯咖啡？”  “不，不喝咖啡了，谢谢。我在这里看着把事情办完就成了。”法国军官非常有礼貌，又很难令人接近，在整个这段时间里，他的左眼皮却一直不停地跳动，传送出怀疑和痛苦的信号。  “我有些英文报纸，如果你想看看的话。”  “不用了，谢谢你。我读英文很吃力。”  “你说得很不错。”  “说是另外一回事。”  “抽一支纸烟吗？”  “谢谢，我不抽。我不习惯美国烟草。”  第一副担架已经抬到岸上来——被单一直遮到病人的下巴底下。从病人的一张呆板的、毫无表情的脸上很难看出这人的年纪。医生从小山上走下来，迎向担架，领着他们向招待所走去，病床已经在那边准备好了。  “我从前常常到你们那边去，”斯考比说，“同你们的警察局长一起打猎。一个很好的人，姓杜兰——一个诺曼人。”  “他已经不在这里了。”军官说。  “回国了？”  “他在达喀尔的监狱里。”法国军官回答说。他像一个船头雕饰似的站在船首，只是左眼皮一刻不停地抽搐着。担架缓缓地从斯考比身旁抬过去，走上小山。一个年纪最多不过十岁的男孩儿，脸烧得滚烫，一只像干树枝似的细胳膊伸到毛毯外边来。一个灰白头发蓬松、散乱的老妇人一路扭动着身体，嘴里喃喃地叨念个不停。一个酒糟鼻子的男人——一张焦黄的脸上翘着一个又红又蓝的大鼻子。担架一副一副地抬上小山，担架夫的脚步像骡子一样稳健。“布吕勒神父呢？”斯考比问，“他是个好人。”  “去年害黑水病死了。”  “他在这个地方待了二十年，没有休过一次假，对不对？很难找到能代替他的人了。”  “没有人代替他的位置。”法国军官说。他回过头来对手下一个士兵厉声吹喝了一句什么。斯考比看了看下一个担架上的病人，立刻又把头转到一边。这副担架上躺着一个小女孩——最多也不过六岁。她正昏昏沉沉地睡着，金黄的头发因为汗水浸泡而缠结成一团，张着小嘴，嘴唇焦干，龟裂了很多小口。每隔一会儿她就浑身抽搐一下。“太可怕了。”斯考比说。  “什么太可怕了？”  “像这样的一个孩子。”  “可不是。父母都死了。可是没有什么关系了，反正她也活不长了。”  斯考比看着担架夫慢慢地爬上小山，他们赤裸的脚板在地面上轻轻地拍打着。他想：这件事真需要布吕勒神父的全部智慧才能解释得了。并不是说孩子要死的事——这是不需要解释的。即使是异教徒也知道，上帝的宠儿常常是短命的，尽管异教徒可能把这个归于其他原因。但是为什么这个孩子竟活了下来，整整四十天，日日夜夜在船上经受风吹雨淋，这是个谜。这件事怎么能用上帝的爱去解释呢？  但是他却不能相信，上帝会这样无情，不爱他的创造物。“她怎么居然能活到今天呢？”他不觉问出声来。  军官面色阴郁地说：“他们在救生艇上当然尽量照顾她，把自己的一份水让给她喝。这样做当然是愚蠢的，可是一个人不能事事都讲逻辑，遇到这种事谁都会思索一下。”这倒像是对斯考比要求解释的一个提示——只是太微妙了，简直无法捉摸。他接着说：“这又是一个让人气恼的例子。”  这个人的一张脸因为干枯瘦削几乎可以说是丑陋的，包在颧骨上的肉皮看上去像是要绽裂似的，只是因为看不到任何皱纹才能断定是一张年轻的面孔。法国军官说：“她刚刚结过婚——启程以前。丈夫遇难了。根据护照，她才十九岁。她也许能活下去。你看，她还有一些精力。”她的胳臂像是个小孩子的，露在毯子外边，手指紧紧接着一个本子。斯考比看到她的结婚戒指松松地套在一根枯瘦的手指上。  “那是什么？”  “邮票[52]。”法国军官说，接着又恼恨地加了一句，“这场倒霉的战争开始的时候，她一定还在小学校念书呢。”  她就是这样躺在担架上，紧闭着眼睛，手里接着一本集邮簿，被抬入了他的生活。斯考比永远也忘不了这一情景。<h4>三</h4>    这一天晚上，他们又聚集在一起喝酒，但是大家的情绪都很低，连贝罗特也不再像过去那样夸夸其谈了。德鲁斯说：“好了，明天我就走了。你走不走，斯考比？”  “我想我也走。”  贝罗特太太说：“你们需要的东西都搞到了吗？”  “凡是我需要的都搞到了。那个轮机长是个好样儿的，他都在脑子里准备好了，我的一支笔简直跟不上。他一住嘴，马上就晕倒了。支持着他的就是这个——‘咱的责任’。你们知道，这些人——这些还走得动路的——走了五天才到了这儿。”  威尔逊说：“他们在海上没有护航的吗？”  “他们出发的时候是编成一支船队的，可是这艘轮船发动机出了故障——你们知道现在的航行规则，谁也不等瘸鸭子。他们落在大队舰艇后面，落后了十二小时的航程。正在他们拼命想赶上的时候，船被水雷击沉了。潜艇指挥官把潜艇浮上水面，给他们指示了方向。他说如果不是海上巡逻艇队叫他归队，他会牵引这只救生船一段路的。你们看，这种事不能怪任何一个人。”可“这种事”马上浮现在斯考比的脑子里——张着小嘴的孩子、捏着一本集邮簿的枯瘦的手臂。他说：“我想医生要是抽得开身，会到咱们这儿来一趟的。”  他心神不宁地走到室外阳台上去，把身后的纱门仔细关好。一只蚊子马上嗡嗡地向他的耳边飞来，蚊子没有一分钟停止轰鸣，只是在向皮肤飞落的时候，才发出像俯冲轰炸机般的低沉音响。临时病房里亮着灯，那里面的全部痛苦都沉重地压在斯考比的肩头上。仿佛是，他卸掉了一个职责，只是为了再担起另外的一个。这个职责是要他同所有的人共同承担的，但是这并不能给他些许安慰，因为有时候他感到，认识到这一职责的只有他一个人。在“平原城市”里，一个人也可能改变了上帝的旨意[53]。  医生从台阶走上了阳台。“你好，斯考比，”他语调低沉，拱缩着肩膀，“到外边来透透气？夜间这个地方对人的身体可不好。”  “那些人怎么样了？”斯考比问。  “我想，救不过来的只有两个。也许只有一个。”  “那个小女孩？”  “她活不到明天早上。”医生的口气显得很突然。  “她清醒过来了吗？”  “一直没有完全清醒过。有的时候要找爸爸，也许她还以为是在小艇上。他们在船上始终瞒着她——骗她说她的父母在另外一只小船上。当然了，他们已经通过信号联系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她会不会把你当成她的爸爸？”  “不会，我有胡子。”  斯考比又问：“小学教员怎么样了？”  “玛尔坷特小姐？她没有什么问题。我给她服了不少溴化物乳剂，让她在天亮以前好好休息一下。她需要的就是这个——还有就是赶快到一个什么地方去。你们警车里有没有她的地方？她最好离开这里。”  “只装得下我和德鲁斯，还有我们的佣人和行李。我们一回去马上就派车来。几个走得动路的人都好吗？”  “都还可以。”  “那个男孩儿和那个老太太呢？”  “那两个人都能恢复过来。”  “那个男孩儿是什么人？”  “他原来在英国上预备学校。父母在南非，认为他到南非去会安全一些。”  斯考比带着些踌躇问道：“那个年轻女人呢？拿着集邮簿的那个？”他自己也不了解是怎么回事，萦绕在他的脑子里的是那本集邮簿，而不是她的脸，还有松松地套在手指上的订婚戒指。她好像是孩子装扮成的一个成年人。  “我不敢说，”医生说，“如果她能熬过这一夜的话——也许——”  “你太累了，是不是？进去喝杯酒吧。”  “可不是，我不想在这儿让蚊子叮死。”医生打开了阳台的门，一只蚊子在斯考比的脖子上叮了一口。斯考比根本不注意蚊子叮不叮自己，他一步一步、脚步有些迟疑地顺着医生的来路走去，走下阳台的阶梯，走到下面坎坷的岩石路面上。松动的小石块在他的靴子下面滑动。他想到了佩倍尔顿。在这样一个充满了苦难的世界里想要得到幸福，这是多么荒谬的想法啊！他已经把自己的生活需求减少到最低限度：照片已经收在抽屉里，死者也已置于脑后；一条磨剃刀的皮带、一副生锈的手铐作为室内的装饰品，只不过如此而已。但是他还生着眼睛，他想，也还有耳朵。指给我看一个幸福的人，我就会指给你自私、邪恶——或者是懵然无知。  走到招待所外边，他又停住了脚步。如果一个人不知道底细，室内的灯光会给人一种平和、宁静的印象，正像在这样一个万里无云的夜晚，天上的星辰也给人一种遥远、安全和自由的感觉一样。他不禁问自己：一个人会不会也对这些星球感到悲悯，如果他知道了真相，如果他走到人们称之为问题的核心的时候？  “啊，是斯考比少校。”说话的人是这里的牧师的妻子，她像护士一样穿着白衣服，灰白的头发从前额向脑后梳成一道道的，像是风化了的起伏的岩石。“你来看一看吗？”她有些不以为然地问。  “是的。”他说。他想不起该怎样回答，他无法向鲍尔斯太太描述他坐卧不宁的心情，他脑海里的驱之不去的画面，以及他对自己的职责、对自己的悲悯的那种无能为力的可怕的感觉。  “进来吧。”鲍尔斯太太说。斯考比像个孩子似的顺从地跟在她的后面。招待所一共有三间屋子，那些还有行动能力的人被安置在第一间。这些人服了大量安眠药以后，睡得很香甜，好像刚做过有益健康的运动似的。第二间屋子是那些很有希望复原的用担架运来的病人。第三间屋子很小，只放着两张床，由一个帘子分隔开，一边是那个嘴唇干裂的六岁的女孩儿，一边是仰面昏睡的年轻女人，她手里还摊着那本集邮簿。一个浅碟子里燃着一盏油灯，在两张床中间投下昏暗的阴影。“假如你想帮忙的话，”鲍尔斯太太说，“你就在这里待一会儿，我要上药房去一趟。”  “药房？”  “原来厨子住的屋子。得尽量把地方利用起来呀。”斯考比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心里感到一阵发冷。他的肩膀哆嗦了一下，说：“我替你去不成吗？”  鲍尔斯太太说：“别不通情理了。你会配药吗？我就去几分钟。如果看着这个孩子不成了，你就叫我。”如果她给斯考比时间的话，他就会想出一个借口来，但是鲍尔斯太太话一出口，人已经走出屋子了。斯考比在唯一的一把椅子上颓然坐下。当他向床上的孩子望去时，他仿佛看到她头上擎着一块领圣体时的白纱，但这只不过是映在枕头上的灯光和他的头脑耍的把戏。他用手把头遮住，不想再看。他自己的孩子死的时候，他正在非洲。他一想到自己躲过了这个场面，心里就感谢上帝的仁慈。但是他现在才知道，归根结底，一个人还是无法真正逃避一件事的。只要是人，就必须历尽生活的辛酸。如果你某一天因为走运、另一天又由于怯懦，某件事被你逃脱开，或迟或早你还会遇上第三次的。他对着手掌不出声地祈祷着：“噢，上帝，在鲍尔斯太太回来以前，千万别让什么事情发生吧。”他可以听到孩子的沉重的、不均匀的呼吸声，好像她正扛着一件重物极其吃力地爬一个漫长的山坡。想到他自己无法替她背负这一重担，他的心简直都要碎了。他想：年复一年，做父母的无时无刻不处于这种感觉中，而今我为什么连几分钟都想逃避呢？他们活着的每一个小时，不都是看着自己的孩子一点点地接近死亡吗？他又开始祷告：“主啊，照看着她吧。给她宁静吧。”呼吸停了一会儿，哽咽住，又非常吃力地恢复过来。从手指缝里他看到这个才六岁大的孩子面孔活像一个干苦力工作的人那样扭曲着。“主啊，”他祈祷说，“给她宁静吧。把我的宁静永远取走，只要你能给她宁静。”他的手上涔涔冒出汗珠。“主……”  他听到一声微弱、沙哑的呼喊：“爸爸。”他抬起头，看到一双充满血丝的蓝色眼睛正盯着他。他毛骨悚然地想：这就是我自认为已经逃避掉了的。他很想大声叫鲍尔斯太太，只是他已经叫不出声来了。他看到孩子的胸口急促起伏着，想喘过一口气来再喊一声那个具有千钧分量的字。他走到床前边说：“唉，我来了，亲爱的。别说话。我就在这儿。”小油灯把他紧握的拳头的影子投到被单上，映入她的眼帘里。她似乎想笑，脸又一次扭曲起来。斯考比把手拿开。“睡吧，亲爱的，”他说，“你困了，睡觉吧。”他仔细埋葬起来的一个记忆回到脑子里。他把手帕拿出来，折了只小兔子，让小兔脑袋的影子落在她身旁的枕头上。“这是你的小兔，”他说，“让它跟你一起睡觉吧。它趴在你旁边，等着你睡觉。睡吧。”汗珠从他的脸上流下来，他的嘴尝到了同眼泪一般的咸味。“睡吧。”他让小兔的耳朵上上下下地动着，动着。过了一会儿，他听见鲍尔斯太太站在他身后低声说：“别弄这个了，”她的语气很严厉，“孩子已经死了。”<h4>四</h4>    早晨他告诉医生说，他要留在这儿，等着运送病人的汽车来了再走；玛尔坷特小姐可以坐他的警车一同离开。最好让玛尔坷特小姐离开这里，孩子的死使她的神经又紧张起来，而且谁也说不准，其余的病号是否都能活下去。第二天，他们把孩子埋葬了，用的是他们能弄到的唯一的棺木。这口棺材本来是为大人制作的，但是在这种气候里这种事是不能耽搁的。斯考比没有参加鲍尔斯牧师主持的葬礼，但是贝罗特夫妇都去了，此外还有威尔逊和几个法庭递送传票的，医生则留在招待所里忙着照料病人。斯考比在稻田里匆忙地转了一周，同负责农业的官员谈了谈灌溉的问题。他有意躲开正在举行的葬礼。过了一会儿，把有关灌溉的各种事都谈完了以后，他又走到商店里，坐在堆放着各类罐头的一个黑暗的角落里：果酱罐头、菜汤罐头、黄油罐头、饼干罐头、牛奶罐头、马铃薯罐头、巧克力罐头……他在等着威尔逊。但是威尔逊并没有来：也许葬礼弄得所有人都有些受不住，又都回到区专员的住房里喝酒去了。斯考比走到下面的码头上，看着沿河向海驶去的帆船。有一次他发现自己把脑子里的思想大声地讲了出来，仿佛在对一个坐在身边的人讲话：“为什么你那时候没有让她淹死？”一个法院传票递送员斜着眼睛看了他一眼。斯考比离开这里，向小山上走去。  鲍尔斯太太正在招待所外边呼吸新鲜空气，她像是服用什么药物似的非常认真地往肚子里吸气。她站在那里，嘴一张一闭，吸进一口又呼出一口。鲍尔斯太太招呼了一句：“下午好。”她保持着紧张的姿势，马上又吸了一口气，“你没有去参加葬礼，少校？”  “没有。”  “鲍尔斯先生和我很少能同时参加一场葬礼，除非在我们度假的时候。”  “还会有别的葬礼吗？”  “也许还要有一个，我想。其余的人慢慢都会好起来。”  “哪个快要死了？”  “那个老太太。昨天夜里病情又恶化了。本来一直都很好。”  斯考比仿佛心安了一些，同时又感到自己太冷酷无情了。他说：“那个男孩子没有问题吗？”  “没有。”  “罗尔特太太呢？”  “她还没有脱离危险，但是我想她会好起来的。她已经恢复知觉了。”  “她知道自己的丈夫死了吗？”  “知道。”鲍尔斯太太开始摆动手臂，齐肩举到头顶，再落下来。接着她又做了六次踮脚尖。  斯考比说：“我希望我能做点儿什么，帮帮忙。”  “你会朗读吗？”鲍尔斯太太一边踮起脚尖，一边问。  “我想我还可以。”  “你可以给那个男孩子读点儿什么。他感到厌烦无聊，这对他很不好。”  “我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一本书？”  “布道室里有的是。有好几书架。”  随便做些什么总比无事可做好。斯考比走到布道室，发现果真如鲍尔斯太太所说，里面有许许多多的书。斯考比不怎么读书，但甚至是他的眼睛也看得出，这些书完全不适合读给一个生病的孩子听。霉迹斑斑的维多利亚后期的作品，书脊上印的书名都是些《布道二十年》《遗失与寻获》《狭路》《传道士的警告》。过去某个时候，显然有人发起过为布道团图书馆募集图书的活动，这里的几书架宗教读物就是从国内搜刮的结果：《约翰·奥可森亥姆诗集》[54]《人类的渔夫》。斯考比从架上随便取下一本，转身又回到招待所去。鲍尔斯太太正在药房里调药。  “找到什么了吗？”  “找到了。”  “这些书都没有问题，”鲍尔斯太太说，“从国内寄出来以前委员会都审查过。有的时候人们寄来一些非常不合适的东西。我们在这里教孩子识字可不是叫他们以后读一读小说呀。”  “不，我想不是的。”  “让我看看你挑了一本什么。”  斯考比第一次看了看这本书的名字：《班图人中的一个主教》。  “一定很有意思。”鲍尔斯太太说。斯考比带着怀疑地表示同意。  “你知道他在哪儿。你可以给他读一刻钟——不能再多了。”  老太太已经搬进了最里面的那间屋子——小女孩在里面死去的那间，酒糟鼻子的男人移到鲍尔斯太太称之为健康恢复室的屋子，这样，中间的一间就给了男孩子和罗尔特太太两个人。罗尔特太太面对墙躺着，闭着眼睛。一眼就可以看到，他们终于把她一直紧握在手里的集邮簿拿开了，现在这本集邮簿放在床旁边的一张椅子上。男孩子看着斯考比走进来，一双眼睛因为发烧显得特别明亮有神。  “我叫斯考比。你呢？”  “菲舍尔。”  斯考比有些拘束地说：“鲍尔斯太太叫我来给你读一点儿什么。”  “你是干什么的？军人吗？”  “不是，我是警察。”  “你要给我读的是杀人的故事吗？”  “我想不是。”他信手把书打开，翻到的一页是一张照片：一个穿着长袍的主教坐在铁皮屋顶的小教堂外边的一张硬椅上，周围是一群班图人，个个对着照相机咧着嘴笑。  “我喜欢听杀人的故事。你办过杀人的案子吗？”  “没有办过你说的那种需要侦查线索、追捕凶手的真正的谋杀案。”  “那么你的杀人案是什么样的？”  “打起架来的时候也会扎死人的。”为了不扰乱罗尔特太太，他的话音很低。罗尔特太太躺在那里，一只拳头攥紧放在被单上面，她的拳头比网球大不了多少。  “你带来的书叫什么名字？也许我读过。我在小船上读了一本《金银岛》[55]。海盗的故事也不错。你那本书叫什么名字？”  斯考比含含混混地说：“《班图人中的一个主教》。”  “什么意思？”  斯考比深吸了一口气。“你知道，主教是主人公的名字。”  “可是你刚才说一个主教。”  “对了。他真正的名字叫阿瑟。”  “这个名字听起来有点儿不带劲儿。”  “确实。但这个主人公本人就不带劲儿。”突然，在斯考比的眼光从孩子身上挪开的时候，他发现罗尔特太太并没有睡着，她正两眼盯着墙壁，听着这边的谈话。斯考比信口开河地说下去：“真正的英雄是班图人。”  “班图人是什么人？”  “他们是一些特别凶狠的海盗，出没于西印度群岛，凡是从大西洋那一带过往的船只，他们都要打劫。”  “阿瑟主教追捕这些人吗？”  “是的。这本书也有点儿像侦探小说，因为他是英国政府的一个秘密情报人员。他化装成一个普通的水手在一艘商船上干活，这样班图人就可以把他俘虏过去了。你知道，他们总给普通水手一个加入他们海盗船的机会。如果是个高级船员，他们就把他的眼睛蒙起来，叫他走跷板。这个人混到海盗里头，把他们的暗号、巢穴和打劫的计划都打听清楚了，当然了，他是准备时机一到就把他们出卖。”  “这个人可不太地道。”男孩子说。  “就是。后来他爱上了班图人头头的女儿，这时候他就变得不带劲儿了。可是这是故事快完的事儿了，咱们讲不到这个地方。在这以前有很多打仗和杀人的故事。”  “听起来还有意思。开始吧。”  “好，你知道，鲍尔斯太太告诉我，我今天只能在这儿待一会儿，所以我只把这本书的大概意思跟你说一说，咱们可以明天再开始。”  “也许你明天不在这儿了。也许又发生了谋杀案什么的。”  “但是这本书我不拿走，我把它留给鲍尔斯太太。这是她的书。当然了，她读的时候也许同我读的不太一样。”  “你就开始吧。”男孩子哀求说。  “是的，开始吧。”对面床上一个低低的声音说，声音是那么低，如果他没有抬起头来看到她正望着自己，也许会认为这是自己的幻觉而根本不去理会。她的两只眼睛在瘦成一条的脸上出奇的大，像是一个孩子的一样。  斯考比说：“我一点儿也不会朗读。”  “快点儿吧，”男孩子不耐烦地说，“谁都会朗读。”  斯考比发现自己的眼睛正盯视着一个段落开始的地方，那上面写着：我永远也不会忘记第一眼见到这个大陆的情景，我一生中的最美好的三十年今后将在这里辛劳地度过。斯考比缓缓地说：“从他们离开百慕大群岛的那一刻起，那艘低矮、细长的黑船就在他们后面尾追不舍。船长显然非常不安，因为他每隔一会儿就用望远镜把这只怪船打量一番。夜幕降临的时候，它仍然跟在他们后面；破晓后，他们第一眼望到的仍然是这艘黑船。阿瑟主教思忖道，会不会我就要见到我寻找的对象了？是班图人的头子‘黑胡子’呢，还是他的嗜血成性的二头目呢……”他翻了一页，思路暂时被一张照片打断了：主教穿着白衣服，系着神职人员衣领，戴着遮阳帽，正站在三柱门前，用球板挡住一个班图人投过来的板球。  “念呀。”孩子催促道。  “……疯子达维斯，人们这样叫他也许是因为他发起火来像个疯子，会把全船的水手都从跷板上轰到海里去。事情很明显，布勒船长害怕发生最糟的事，他把所有的船帆都升了起来。有一段时间，他们看来很可能把这艘怪船甩在屁股后头了，可是忽然间轰隆一声，海面上传来一声炮响，一颗炮弹落在他们船前面二十码远的海面上。布勒船长把望远镜举到眼睛上，把阿瑟主教从船桥上喊下来。‘老天爷，海盗旗！’在全体船员里面，布勒船长是唯一知道阿瑟此行目的的人。”  鲍尔斯太太迈着轻快的步子走了进来。“好了，就念到这里吧。今天已经够多的了。他给你念什么了，吉米？”  “《班图人中的一位主教》。”  “我希望你喜欢这本书。”  “棒极了。”  “你真是个懂事的孩子。”鲍尔斯太太称赞说。  “谢谢你。”另外一张床上一个声音说。斯考比又一次不很情愿地转过头，看了一眼那张年轻的遭受生活蹂瞒的面孔。“你明天还接着念吗？”  “别麻烦斯考比少校了，海伦。”鲍尔斯太太责备她说，“他得回海港去。没有他，那里的人就要彼此谋杀了。”  “你是警察？”  “是的。”  “我从前认识一个警察——在我们家乡……”话没说完，她已经沉沉入睡了。斯考比站了一会儿，看着她的脸。那像是占卦人的纸牌，这张脸清清楚楚地显示出她的经历——航程、失去亲人、疾病。再摆一次牌也许就可能推算出她的未来。他把集邮簿拿起来，翻到扉页上，那上面写着两行字：“给海伦，你亲爱的父亲，于海伦十四岁生辰。”再翻开的一页是巴拉圭的邮票，各种长尾巴小鹦鹉的装饰画——那种儿童喜欢收集的带画的邮票。“我们得给她找几张新的。”他悲哀地说。<h4>五</h4>  ?  威尔逊正在外面等着他。威尔逊说：“葬礼以后，我就一直在找你，斯考比少校。”  “我在做好事。”斯考比说。  “罗尔特太太怎么样了？”  “他们认为她可能度过危险期了，那个小男孩也是这样。”  “噢，是的，那个小男孩。”威尔逊把脚下的一块小石头踢了一下，说，“我要你给我出个主意，斯考比少校。我不知该怎么办好。”  “是吗？”  “你知道，我到这里来是为了检查一下我们商店的账目。我发现我们的经理在购买军用物资，有不少罐头食品都不是从我们出口商那里买的。”  “解决的办法不是很简单吗？把他撤职算了。”  “如果从一个小偷能引出一个大盗窃犯，只把小偷撤职了事似乎有些可惜。但是，当然了，这是你的工作。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找你谈谈的缘故。”威尔逊没有再说下去，脸上泛起的红晕道破了他心中的全部隐秘。他说：“你知道，他的货物是从一个给尤塞夫管事的人那里买来的。”  “你不说我也猜得到。”  “猜得到？”  “是啊。但是你知道，尤塞夫手底下的人并不等于尤塞夫本人，他要是不想承认一个乡村小商店老板同自己有什么关系，那实在是太容易了。事实上也是这样，尽管发生了这种事，尤塞夫真的可能是无辜的。说起来也许不会叫人相信，但是这种可能性还是有的。你自己的事就是个证明。你不是也刚刚才知道你的商店经理干的这些事吗？”  “如果证据确凿，”威尔逊说，“警察局会不会检举？”  斯考比一下子怔在那里。“你说什么？”  威尔逊的脸又红起来，嘴里咕哝了一句什么，接着，他说了一句极其恶毒的话，使斯考比大吃一惊。他说：“有谣言说，尤塞夫受到包庇。”  “你在这里待的时间够长了，应该懂得谣言值多少钱。”  “可是谣言已经传遍了。”  “塔利特制造的——也许是尤塞夫自己制造的。”  “别误解我，”威尔逊说，“你对我很不错——斯考比太太也是这样的。我认为你应该知道一下人们私下里在议论什么。”  “我在这个地方已经十五年了，威尔逊。”  “是的，我知道，”威尔逊说，“我也许太不知分寸了。但是人们对塔利特的那只鹦鹉有不少看法，他们说，有人给塔利特栽赃，因为尤塞夫想把他从这个地方赶走。”  “不错，我听到过有人这样说。”  “他们说，你同尤塞夫过从甚密。当然，这是胡说，但是……”  “这一点儿也不假。我同卫生督察来往也挺多，但是我还是照样可以检举他……”斯考比忽然把话头打住，过了一会儿才接着说，“我不想在你面前进行自我辩护，威尔逊。"  威尔逊又重复了一句：“我认为你应该知道一下的。”  “你做这个工作太年轻了，威尔逊。”  “这个工作？”  “别管是什么工作了。”  威尔逊第二次使斯考比吃了一惊，他用沙哑的声音说：“噢，你简直叫人无法忍受。你老实得过分了，不懂得生活。”他的脸涨得通红，因为愤怒、羞愧和蔑视自己，好像连裸露在外面的膝盖都泛上一层红晕。  “你应该戴顶帽子，威尔逊。”斯考比说。  他们俩面对面地站在区专员的住房和招待所中间的一段石路上；阳光平射到下面的稻田上，斯考比意识到他们两个人的侧影如何轮廓鲜明地映到任何一个旁观者的眼睛里。“你把露易丝弄走，”威尔逊说，“是因为你怕我。”  斯考比轻轻笑了一下。“太阳，威尔逊，都是太阳的缘故。明天早上这些事咱们就都忘记了。”  “她忍受不了你的愚蠢、没有脑子……你不知道一个像露易丝这样的女人在想什么。”  “我想我不会知道。谁也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在想什么，威尔逊。”  威尔逊说：“那天晚上我和她接吻了……”  “在我们殖民地这里，这没有什么了不起。”他并不是在故意激怒这个年轻人，他只是非常希望这个场面赶快过去，谁也别动感情，这样第二天清早再见面，两个人就不会难为情了。这里的阳光太毒了，他对自己说。这种事十五年来他不知遇见过多少次了。  威尔逊说：“她太好了，你配不上。”  “咱们两个人都配不上。”  “你从哪里弄到的钱让她走的？这是我想知道的事。你挣不了那么多钱，我知道。谁挣多少钱，殖民厅名册上都有记载。”如果这个年轻人不是那么蛮不讲理，也许斯考比不会被激怒，最后两个人倒能够成为朋友。因为斯考比一直心平气和，反而把火焰拨得更旺了。斯考比说：“咱们明天再谈吧。到屋子里边去喝杯酒。”他想绕着威尔逊走过去，可是威尔逊却把他挡住；威尔逊面红耳赤，眼睛里含着两汪眼泪，仿佛是，他既然已经走到这个地步，现在唯一的路就是继续往前走了——他绝对不能退回去了。他说：“不要认为你的一举一动能逃得过我的眼睛。”  斯考比怔住了，他没有想到对方居然说出这样毫不留情的话。  “你要小心着点儿，”威尔逊说，“还有罗尔特太太……”  “罗尔特太太跟这件事有什么关系？”  “不要认为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藏起来，偷偷摸摸地老往医院跑……我们都去参加葬礼，你溜到这里来……”  “你真是犯神经了，威尔逊。”斯考比说。  威尔逊突然一屁股坐在地上，好像一只无形的大手一下子把他折叠起来。他双手捂着脸，呜呜地哭起来。  “都是太阳，”斯考比说，“这里的阳光太厉害了。去躺一会儿吧。”他把帽子摘下来，给威尔逊戴上。威尔逊满怀着仇恨从指缝里望着他——望着这个看到自己掉眼泪的人。

第二卷 第一部 第二章
<h4>一</h4>  ?  报警器凄厉号叫，发出全面灯火管制的信号。呜呜咽咽的声音穿透了有如落不尽的眼泪般的连绵不绝的雨水。仆人们跌跌撞撞地跑进厨房，好像躲避丛林中的魔鬼似的急忙把门插上。一百四十四英寸雨量的降水一分钟也不停息地倾泻到这个港口城市的屋顶上。不可能想象任何人会选中一年中这样一个时刻发动一次进攻，更不要说维希区的那些丧魂落魄、受尽热病折磨的败将了。但是，当然了，人们想到的是亚伯拉罕平原之战[56]……一次乘人不备的大胆行动可以改变人们对可能与不可能的全部概念。  斯考比擎着一把带条纹的大伞走到外面黑魆魆的雨地里，雨衣穿起来太热了。他在住房四周转了一圈儿。灯光遮蔽得很好，厨房的护窗板关得很严，克里奥尔人的房子隔着雨帘连看也看不见了。在公路那一边的停车场上，一只手电筒晃动了一下，但是在斯考比吆喝了一声以后，那亮着的灯马上就关掉了。也许只是偶尔的巧合，因为在雨点敲击着房顶的一片嘈杂声中，那边的人根本不会听到斯考比的喊声。山上开普区警察所的警官食堂里仍然灯火通明，隔着雨帘投照到海面上，但那不属于斯考比的管辖范围。军用卡车的车灯在山坡公路上像珠串似的缓缓移动，但这也是别人的事，用不着斯考比操心。  公路上边，汽车停车场后面的一排尼森式活动房屋[57]中突然有一间房子亮起了灯光。这里是小职员的宿舍，亮灯的一间前一天还空着，可能现在已经有人搬进去了。斯考比本想把汽车从车库里开出来，可是这间住房离他住的地方只不过几百码远，他决定还是步行过去。除了雨点噼噼啪啪地落在路面、屋顶和雨伞上以外，四周一片寂静，只有逐渐停息下来的警报器的悲鸣在耳鼓里继续颤抖了一会儿。事后斯考比回忆起这一天的事，他觉得当时他是到达了幸福的顶点：黑暗中，只身一人，周围只有嘈杂的雨声，没有爱，也没有怜悯。  他敲了敲这间尼森式住房的门，因为雨水像在隧道里奔流似的敲打着黑铁皮的屋顶，他敲门的声音很重。他敲了两次，门才打开。室内的灯光一时晃得他睁不开眼睛。他说：“请原谅我来打搅你。你有一盏灯没有挡好。”  一个女人的声音回答说：“噢，对不起。我太不小心了……”  斯考比的眼睛看清楚了，但是对他看到的这张非常熟悉的面庞，他却一时叫不出名字来。这里的人他谁都认识。面前的这个人是从外边来的……一条河……清晨……一个垂死的孩子。“啊，”他说，“你是罗尔特太太，不是吗？我以为你还在医院里呢。”  “我就是。你是谁？咱们见过面吗？”  “我是警察局的斯考比少校。我在彭德见到过你。”  “真是对不起，”她说，“那里发生的事我什么也记不起了。”  “我把你的灯光遮起来可以吗？”  “当然可以。请吧。”他走进屋子，把窗帘拉严，又把一盏桌灯的位置移动了一下。这间住房中间有一张帘子把屋子分成两半：一边是一张床、一件权作梳妆台用的家具；另一边是一张桌子和几把椅子。所有这些家具都是发给年薪不足五百镑的那些下级小官员使用的。他说：“他们也没有把这间房子给你布置布置。我要早知道就好了，我会来帮点儿忙的。”他仔细把她打量了一下，一张年轻的、憔悴的脸，头发都脱光了……她穿的一套睡衣太大了一些，身体裹在里面一点儿轮廓也显不出来，浑身上下都是难看的大褶子。斯考比注意看了一下她手上是否还松松地套着结婚戒指，可是那戒指已经不见了。  “谁都对我那么好，”她说，“卡特太太还送给我一个漂亮的坐垫。”  他的眼睛在屋子里巡视了一下，看不到一件属于她个人的东西：没有照片，没有书，也没有一件小摆设，但是他马上就记起来，她从海上什么也没带来，只有她自己和一本集邮簿。  “有危险吗？”她有些焦急地问。  “危险？”  “警报啊。”  “噢，一点儿危险也没有，只不过是空袭警报。大概每个月都有一次。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他又打量了她一会儿，“他们不应该这么早就让你出院，还不到六个星期……”  “是我自己要出来的。我想一个人待着。在医院里总是有人来看我。”  “啊，我马上就走。记着，如果你需要什么，我就住在马路下边停车场旁边那片沼泽地上的两层白楼里面。”  “你要不要等雨停了再走啊？”她问。  “我看我等不了，”他说，“你知道，这雨要一直下到9月才停呢。”他的话使她脸上浮现出一丝笑容，但是她笑得那么不自然，她似乎已经不知道该怎样笑了。  “雨声太可怕了。”  “过几个星期你就会习惯的，就如同住在铁路旁边一样。但是你用不着住那么久，他们很快就会把你送走。每两个星期就有一艘轮船经过这里。”  “你喝一点儿酒好吗？卡特太太送我坐垫的时候，还给了我一瓶杜松子酒。”  “那我就帮你把它喝了吧。”在她拿出酒瓶以后，他发现瓶里的酒将近一半已经喝掉了，“你有酸橙吗？”  “没有。”  “我想，他们给了你一个佣人吧？”  “是啊，可是我不知道该让他干什么，而且他好像总不在这里。”  “你喝酒的时候什么也不掺吗？”  “噢，不是，我一口也没喝。我的佣人把瓶子打翻了——他是这么说的。”  “明天早上我同他谈谈。”斯考比说，“有冰箱吗？”  “有，可是佣人弄不到冰块。”她在一把椅子上无力地坐下来，“别认为我是个傻子，我只不过还摸不清自己究竟到了一个什么地方。我从来也没有到过这样的地方。”  “你的老家是什么地方的？”  “伯里圣埃德蒙兹，萨福克郡。八个星期以前我还在那里呢。”  “八个星期以前你不在那里。你在救生艇上。”  “对了，我忘了救生艇的事了。”  “他们不该就这样把你孤零零地推出医院来。”  “我已经好了。他们需要我的病床。卡特太太说她可以给我安排个地方，但是我想一个人住。医生对他们说随我怎么做都可以。”  斯考比说：“你不愿意和卡特太太同住，我是可以理解的。你如果也不想让我待在这里，你只要说一声就成了。”  “我倒愿意让你待在这儿，等警报解除再走。我有一点儿紧张，你知道。”妇女们忍受磨难的能力永远使斯考比感到惊异。拿这个女人说吧，她能在一艘没有遮掩的小船上熬过了四十天，可是现在却谈什么神经紧张！斯考比想起轮机长的汇报：三副和两个水手都死在小船上，司炉因为喝海水发了疯，跳海自尽了。在这种生死的关头上，总是男人首先支持不住。可是现在事情早己过去了，她却像瘫在靠垫上似的气力毫无地躺在自己的软弱上。  斯考比说：“你考虑好了吗？你预备回伯里吗？”  “我不知道。也许我要在这儿找个工作。”  “你有什么工作经验吗？”  “没有。”她避开他的眼光说，“你知道，我离开学校才一年。”  “在学校里他们没教你什么吗？”他觉得，她现在最需要的是聊天，没有什么意义的聊天。她自己以为需要孤独，但实际上只是害怕别人同情这一沉重的担子。像她这样的一个孩子怎么能表演亲眼看着丈夫死在面前的悲剧角色呢？其困难程度，也许不小于叫她扮演麦克白夫人吧！她无法适应当前的处境，卡特太太一点儿也不能理解。当然，如果是卡特太太，就能应付自如，因为她已经埋葬了一个丈夫和三个孩子了。  她说：“我打无挡板篮球[58]打得最好。”斯考比的思路被她打断了。  “啊，”他说，“你的体形不太像一个体育教练。也许你身体好的时候不是这个样子，是不是？”  一下子她的话匣子打开了。斯考比一点儿也没料到，他好像无意中说了一句什么暗号，于是便把一扇门打开了。他自己并不知道他用的是哪句暗号，也许是“体育教练”这个词儿，因为她滔滔不绝地谈起无挡板篮球来（卡特太太，他想，喜欢谈论的也许是小艇上的四十天生活以及和她同居了仅仅三周的丈夫）。她说：“我在校队里打了两年。”她兴奋地把身体向前倚过来，一只手托着下巴，瘦骨伶仃的胳膊肘支在满是骨头的膝盖上。她苍白的皮肤——还没有被阿的平和阳光染黄——使他想到被海水淘洗后冲刷到岸上的一块白骨。“在那以前，我在学校二队里待过一年。如果在学校里再多待一年，我就会当上队长了。1940年我们打败过罗丁女子学校队，同切尔滕纳姆女子学校队打成平局。”  他聚精会神地听着，表现出强烈的兴趣，这是对一个陌生人的生活感到的兴趣，而年轻人却常常误把它当作爱情的流露。他端着一杯杜松子酒，在淅淅沥沥的雨声中听着她隅隅低语，他感到自己的年龄完全可以叫他不必担心什么。她告诉他她的学校在紧挨着海港后面的一片丘陵上；她们有一个法国女教师叫杜邦小姐，脾气坏透了；女校长看希腊文书就跟看英文一样——维吉尔[59]……  “我一直认为维吉尔是拉丁诗人。”  “噢，不错。我是说荷马。我希腊文、拉丁文都学得不好。”  “你除了打球以外还有什么功课比较好？”  “除了球以外我想我学得最好的是数学，但是三角我可一点儿也不会。”夏天她们经常到港口去洗海水浴，每到星期六她们就在野地里举行野餐——有时候还骑着小马玩猎人追兔子的游戏。有一次比赛自行车闯了祸，闹得方圆几十里都传遍了；有两个女孩子直到深夜一点钟才回来。斯考比一边转动着手里的酒杯，看着酒在杯子里团团旋转，一边津津有味地听着。汽笛又在雨中长鸣起来，发出解除警报的信号，可是他们两个人谁也没有理会。斯考比说：“那么放假的时候，你就回伯里去了？”  她的母亲显然在十年以前就已经去世了，父亲是个牧师，同教区总教堂有一定的关系。她家在安琪希尔街上有一所小房子。或许她在伯里家中没有像在学校里那么快乐，因为没有谈几句家里的事，她便又把话题转回到学校上，谈起一位和她同名（也叫海伦）的体育教师来；她在整整一学年里，对这位女教师简直崇拜得入了迷[60]。她笑了起来，似乎对当时的那种感情有些不以为然。这是在整个这场谈话里，她让斯考比感到她已长大成人、已经或者毋宁说曾经结过婚的唯一的地方。  她突然把话头停下来，说：“我告诉你这些事多么没意思啊。”  “我喜欢听。”  “你还一次也没有问过我——你知道……”  斯考比知道，因为他读过轮机长的报告。他知道得非常清楚，在救生艇里每个人的饮水定量是多少——一天两次，一次一茶杯，二十一天以后减少到一次半茶杯。这个定量所以能维持到遇救以前二十四小时，主要是因为不断死人，使水余了下来。在港口的校舍背后，在那根像图腾柱似的无挡板篮球杆子背后，斯考比看到的是叫人无法忍受的汹涌巨浪，小艇一会儿升起来，一会儿落下去，一会儿升起来，一会儿落下去……“离开学校的时候我难过极了，那时是7月底。我乘坐出租汽车去火车站，哭了一路。”斯考比算了算日子——从7月到次年4月，只有九个月，正好是妊娠期，可落生的是丈夫遇难，大西洋把他们当作沉船残骸一般推向非洲漫长的浅滩，以及投海自杀的水手。斯考比说：“你说的事更有意思。别的事我猜也猜得出来。”  “我说得太多了。你知道，我想我今天夜里不会失眠了。”  “你一向睡得不好吗？”  “在医院里前后左右都是出气声，总是有人翻身、喘气、说梦话。熄灯以后，简直像——你知道的。”  “你在这儿可以睡个安稳觉，什么也不用害怕。有一个守夜的人整夜都值更。我明天再叮嘱他一下。”  “你对我太好了，”她说，“卡特太太还有其他的人——他们对我都很好。”她抬起她的憔悴的、真诚的、孩子似的脸说，“我那么喜欢你。”  “我也喜欢你。”他严肃地说。他们两个人都感到非常、非常放心。他们俩是朋友，他们只可能是朋友，不可能有别的关系。他们被许许多多的事物分隔开：一个死去的丈夫，一个活着的妻子，一个做牧师的父亲，一个名叫海伦的体育女教师，以及那么多年的不同的经验阅历。他们彼此无论说什么，都用不着有什么顾虑。  斯考比说：“晚安。明天我要给你带几张邮票来，给你的集邮簿添一点儿新东西。”  “你怎么知道我有个集邮簿？”  “这是我的工作。我是警察。”  “晚安。”  他离开了这里，心里感到非常、非常幸福，但是他却没有把这个夜晚当作幸福记在心里，正像他没有把在黑暗中只身走在雨地里当作幸福留在记忆中一样。?<h4>二</h4>    从早上八点半到十一点他审理一件盗窃的小案件，需要审问六个证人，可这六个人的供词他一句也不信。如果审问的是欧洲人，就有一些话他可以相信，有一些话他不相信，可以在真话同谎言之间根据他的推测画一条杠杠——至少“谁能得到好处[61]”这一原则能起作用；如果是盗窃案而又不掺杂保险费的问题时，至少可以断定确实有东西被偷掉。可是他现在办的这个案子却无法作出这个判断，什么杠杠也画不出来。他知道有的警官就是因为好像沙里淘金似的费尽心思想分析出一小点确凿无疑的真实情况而弄得精神崩溃，他们中间有的人忍不住动手打了证人，在本地克里奥尔人办的报纸上受到冷嘲热讽，最后不得不告病回国或者调动到其他地方去。在某些人身上这类事会引起他们对黑皮肤人的刻骨仇恨，但是斯考比在他十五年任职期中，早已经过了这种危险的阶段了。虽然陷入了一团乱麻似的谎言里，他现在反而更加喜爱这些人了：他们用了这么简单的一个方法就把一种外国的司法手续弄得完全瘫痪了。  最后，办公室里的人又都走净了，事故记录上的案件一件件地都已处理完毕，斯考比拿出一个拍纸簿来，在手腕下面垫了一块吸墨纸，以便不使手上流的汗把信纸洇湿。他开始给露易丝写信。对他说来，写信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也许是因为警察这门职业多年培训的结果，他在签署自己名字的纸上从来不肯写下任何不真实的话，哪怕是为了安慰别人而扯的小谎。他需要非常精确；如果为了使人心安，也只能把某些事略去不谈，所以在他写了“我亲爱的”几个字后，他决定略去一些事。他不肯写他很想念她这样的词句，但是他可以不告诉她自己现在安然自得的心情。我亲爱的，这封信又写得很短，你一定要原谅我。你知道我不怎么会写信。我昨天接到了你的第三封信，就是那封告诉我你要在德班城外哈里法克斯太太的朋友家住一个星期的信。这里一切都很宁静。昨天晚上发了一次警报，事后才知道是一个美国驾驶员误把一群海豚当成敌人的潜艇了。雨季当然已经开始了。我在上一封信里告诉过你的那位罗尔特太太已经出了院，他们让她住在汽车停车场后面的一间尼森式住房里等船。我要尽我的力量让她舒适一些。咱们的佣人仍然在医院里，但是已经没有危险了。我真的再也想不出有什么新闻要告诉你了。塔利特的案子仍然拖着没完——我想就是到了最后也不会弄个水落石出。前两天阿里不得不去牙科医生那里拔掉几颗牙。为了这件事，他闹了个人仰马翻。如果我不用汽车硬把他拉去，他自己一辈子也不会去医院的。斯考比搁下了笔，他想到信件检查员——恰好检查员是卡特太太和卡洛威——会读到他最后要写的几句温情的话，心里很不舒服。你要保重身体，亲爱的，别为我担心。只要你快乐，我就感到快乐。再过九个月我就要休假，那时候咱们就可以在一起了。他本来还要写“你永远在我的心里”，但这不是一句他愿意签署自己名字的话。取而代之，他写的是：一天中，你常常出现在我的心里。接着，他考虑该签哪个名字。因为他相信这样写可以使她高兴，所以尽管不太情愿，还是写了“你的蒂奇”。蒂奇——他突然想到了另一封署名“迪奇”的信，这封信在他的梦中出现过两三次。  巡佐走进他的办公室，他迈着行军的步伐走到屋子中央，精神抖擞地转过身来，向他敬了个礼。在巡佐进行这一套仪式的时候，斯考比从容地写好信封。“有事吗，巡佐？”  “长官，专员要你去见他。”  “好的。”  专员的办公室里坐着不止一个人。殖民厅厅长的一张脸在这间幽暗的屋子里汗涔涔地闪着亮光，此外，他身边还坐着一个斯考比从未见过面的高大瘦削的人——这人一定是坐飞机来的，因为过去十天中并没有轮船在这里靠岸。这人佩戴着上校的肩章和领章，可是在他的一身宽松、邋遢的军服上，这些标记好像安错了地方，根本不是他的。  “这是斯考比少校，这位是赖特上校。”斯考比一眼就看出来，专员很不安，有些气恼。专员说：“坐下，斯考比。是关于塔利特案件的事。”因为外面下着雨，屋子里光线暗淡，一点儿风也不透。“赖特上校从开普顿来，要了解一下这件事。”  “从开普顿来的，先生？”  专员把脚挪动了一下，手里摆弄着一把小刀，他说：“赖特上校是军情五处的代表。”  “这件事真是让人感到遗憾。”殖民厅厅长说。他说话的声音很低，别的人不得不把头凑过去才能听清楚。专员开始用小刀削起桌角来；他显然不想听厅长说的是什么。“不同别的部门协商，我认为警察局本来不该采取行动——不该这样处理的。”  斯考比说：“我一直认为堵塞钻石走私是我们的职责。”  殖民厅厅长又用他那含混、低哑的声音说：“查获的钻石还不值一百英镑。”  “这是查获的唯一一批走私的钻石。”  “塔利特犯罪的证据不足，斯考比，不该进行逮捕。”  “他没有被逮捕，我们只不过传讯了他一下。”  “他的律师说，他是被强行带到警察厅去的。”  “他的律师扯谎。这一点你不会不知道。”  殖民厅厅长对赖特上校说：“你知道我们这里事情多么难办。信仰天主教的叙利亚人总说他们是受迫害的少数派，说信伊斯兰教的叙利亚人把警察收买了。”  斯考比说：“如果这件事不照现在这个方法处理，他们又会说另外一套话——只不过那样事情就会更糟。国会议员对伊斯兰教徒比对天主教徒更有好感。”斯考比意识到，直到目前为止，谁都没有提到这次开会的真正目的。专员一小片一小片地只顾埋头削自己的办公桌，对一切充耳不闻。赖特上校用肩膀紧抵着椅子靠背，一言不发。  “就我个人而言，”殖民厅厅长说，“我会……”他的低哑的声音转为一阵模糊不清的咕哝。赖特用手指堵着一只耳朵，侧着头，仿佛在努力倾听一只出了毛病的电话耳机，也许他分辨得出厅长的字音。  斯考比说：“我听不见你说的是什么。”  “我说，就我个人而言，我会相信塔利特的话，他对尤塞夫提出反控。”  斯考比说：“那是因为你在这块殖民地只待了五年。”  赖特上校突然插嘴说：“你在这里待了多少年了，斯考比少校？”  “十五年。”  赖特上校不置可否地哼了一声。  专员不再削桌子了，他砰的一下把小刀往桌面上一戳，开口说：“赖特上校想知道你这个情报的来源。”  “这你是知道的，专员。尤塞夫提供的。”赖特和殖民厅厅长并排坐在那里望着他；他低着头靠后一步站着，等着下一步棋。但是并没有下一步棋。他知道他们正等着他进一步解释他刚才的大胆的回答；他也知道，如果他这样做了，他们就会认为他承认自己心虚胆怯了。沉默变得越来越不能令人忍受了，这种沉默仿佛是对他的指控。几个星期以前，他曾经同尤塞夫说过，他准备让专员知道他向尤塞夫借钱的详细情况。也许当时他确实有这个打算，也许他只是想吓唬尤塞夫一下，他现在已经记不起来了。他只知道，现在已经太迟了，他应该在对塔利特采取行动以前把这件事告诉专员，不应该事后再说。弗莱塞尔从办公室后面的过道上走过来，用口哨吹着那支他心爱的歌曲。他推开办公室的门，说了一声“对不起，专员”，马上又缩了回去，留下一股热烘烘的动物园的气味。淅淅沥沥的雨声一直在继续着。专员从桌子上拔出小刀，又开始了切削的工作，好像他再一次下决心置身事外，对这一切都不闻不问。殖民厅厅长清了清喉咙。“尤塞夫？”他重复了一句。  斯考比点了点头。  赖特上校说：“你认为尤塞夫这人可靠吗？”  “当然不可靠，上校，但是只要我们得到情报，不管来源如何，总应该采取行动，再说这次的情报在某一点上还是正确的。”  “在哪一点上？”  “确实查获到钻石了。”  殖民厅厅长说：“尤塞夫常常给你提供情报吗？”  “这是我第一次从他那里得到线索。”  殖民厅厅长又说了一句什么，可是除了“尤塞夫”这个名字以外，斯考比什么也没听清楚。  “我听不见你说什么，厅长。”  “我说你同尤塞夫有联系吗？”  “我不懂你所谓的联系指的是什么。”  “你常常同他见面吗？”  “我想，在过去这三个月我同他见过三次面——不，四次面。”  “因为公事？”  “不一定都是公事。一次他的车在路上抛了锚，我让他搭我的车回家去。一次我在班巴得了热病，他来看我。一次……”  “我们并不是在对你进行审讯，斯考比。”专员说。  “我认为这些先生是在审讯我，专员。”  赖特把他跷起来的二郎腿放下，说：“咱们把问题归结到一点吧，斯考比少校。塔利特提出了反诉——对你们警察厅，对你。他说尤塞夫给了你钱。他给过吗？”  “没有，上校。尤塞夫什么也没有给过我。”他有一种如释重负的奇怪的感觉：他还不需要说瞎话。  殖民厅厅长说：“自然了，送你的妻子去南非靠你个人的收入是完全办得到的。”斯考比紧紧贴着椅背坐着，什么也没说。他又一次感到，沉寂正在渴望着他的语声。  “你不想回答？”殖民厅厅长有些不耐烦地说。  “我不知道你们是在提出一个问题。我再重复一遍——尤塞夫什么也没有给过我。”  “这个人可得提防着点儿，斯考比。”  “如果你在这里待的时间同我一样长，你也许会了解，警察正是要同那些市政厅不屑于理睬的人打交道。”  “我们不想叫大家感情激动，是不是？”  斯考比站起身来。“我可以走了吗，专员？如果这两位先生要问我的话已经问完了……我有个约会。”他的额头上冒着汗珠，一颗心因为愤怒而怦怦地跳个不停。这样的时刻一定要小心提防：血液从身体两侧往下流，眼前晃动着一块红布。  “就这样吧，斯考比。”专员说。  赖特上校说：“打搅你了，务必请你原谅。我接到一份报告，不得不正式调查一下。我对咱们这次的谈话很满意。”  “谢谢你，上校。”但是上校这些抚慰的话说得太晚了一些，斯考比一闭眼脑子里就浮现出殖民厅厅长的一张湿漉漉的面孔。殖民厅厅长低声细气地说：“这不过表示一下，我们办事很审慎，没有别的意思。”  “如果在半小时内你还需要我，专员，”斯考比对专员说，“我将在尤塞夫那里。”<h4>三</h4>    他们还是逼着他说了一句谎话：他同尤塞夫并没有订什么约会。虽然如此，他确实想同尤塞夫谈几句：很可能他还需要把塔利特这件事再澄清一次，倒不是法律上有此必要，而是为了使自己心安一些。当斯考比在雨地里缓缓地驾驶着汽车的时候——他的挡风玻璃上的刮水器早已失灵了——他看见哈里斯正在贝德福德旅馆门外同自己的雨伞较劲。  “我可以送你一段吗？我和你是同路。”  “发生了最振奋人心的事了，”哈里斯说，他的一张凹陷的面孔因为雨水和兴奋而发着亮光，“我终于搞到了一所住宅了。”  “祝贺你。”  “说住宅也许并不合适，是你住的那个地方的一间活动房屋，但是我总算有家了。”哈里斯说，“我要找一个人合住，总算有家了。”  “谁同你合住？”  “我想找威尔逊，可是他到别处去了——他要在拉各斯待一两个星期。这个让人抓不住的可恶的红繁缕[62]！恰恰在我需要他的时候，人不见了。这又引起了第二件振奋人心的事。你知道我发现我们都在道恩海姆待过吗？”  “道恩海姆？”  “道恩海姆公学呀。他不在的时候，我到他的屋子去借墨水，在他的桌子上看到一期《老道恩海姆人》。”  “太巧了。”斯考比说。  “你知道吗？这一天出人意料的事真是层出不穷，在我翻看这本杂志的时候，我看到最后一页有这样一段话：‘道恩海姆校友会秘书希望与下列失去联系的校友重新取得联系。’在一大串人名中间，赫然印着鄙人的名字。你看，竟有这样的事。”  “你怎么办了？”  “我马上回到办公室，坐下写了封回信——连电报都顾不得处理了，当然，几封急电除外。可是后来我发现我忘记抄下秘书的通信地址了，所以我还得回去取地址。你不想进来看看我写的信吧？”  “我不能待得太久。”哈里斯在艾尔德·邓普斯特公司的大楼里有一间别人不用的小屋子做办公室。这间屋子同老式人家仆人的卧室差不多大小。由于屋子里还有一个旧式的洗脸台、一个冷水龙头同一个环形煤气灶，所以更像仆人住的下房了。在洗面盆同一个比轮船舷窗大不了多少的窗户中间，挤着一张办公桌，桌子上杂乱地堆放着电报纸。窗户紧对着海滨大道和波浪起伏的灰蒙蒙的海湾。一只托盘里摆着一本做课本用的缩写本《艾凡赫》和半块面包。“抱歉，屋子乱得不成样子。”哈里斯说，“找一把椅子坐下。”可是屋子里并没有多余的椅子。  “我把信放在哪儿了？”哈里斯一边大声问自己，一边在桌子上的电报纸里翻来翻去，“啊，我想起来了。”他打开《艾凡赫》，从里面取出一张折叠起的信纸，“这只是一个草稿，”他有些担心地说，“当然还得修改一下。我想还是等威尔逊回来再发吧。你看，我在信里提到他了。”  斯考比开始读信：敬爱的秘书——由于偶然的机会，我在另一个道恩海姆校友，E.威尔逊（1923—1928）的房间里看到一本《老道恩海姆人》。我怕我同咱们老家已经有很多年不通消息了，见到你们正努力同我取得联系的消息，我又是高兴又有些内疚。也许你们想知道一些我的消息——我在这个‘白人的坟墓里’究竟干些什么。因为我是个电报检查员，所以你们一定理解我不能多谈我的工作，只能等到我们打赢了这场战争以后再谈这方面的事。我们现在正处于雨季中——雨下个没完没了。这里有很多人害热病，我就刚刚害过一场，E.威尔逊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尝过这种滋味。我们现在合住在一所小房子里，所以你们可以知道，即使在这样一个蛮荒、遥远的地方，道恩海姆的校友还是互相扶持的。我们组织了一个只有两名队员的道恩海姆狩猎队，只不过我们一同捕猎的对象不是别的，而是蟑螂（哈哈！）。好了，信就写到这里，我要参加打胜这场战争的伟大事业去了。一个非洲海岸的老居民向全体道恩海姆老校友致敬！  斯考比抬起头来，正碰到哈里斯的焦急而困窘的目光。“你觉得这封信的腔调合适不合适？”他问，“我不知道该不该称呼他‘敬爱的秘书’。”  “我觉得你这封信的语气恰到好处。”  “当然，你知道，那所学校并不很好，我在那里的日子很不愉快。我还逃跑过一次呢。”  “现在他们还是把你抓到了。”  “叫人思考不少问题，对不对？”哈里斯说。他凝视着窗外灰蒙蒙的海水，一双充满血丝的眼睛里噙着眼泪。“过去在学校里我总是嫉妒那些成天欢天喜地的人。”他说。  斯考比安慰他说：“我也不怎么喜欢学校生活。”  “如果从一上学起就很快活，”哈里斯说，“以后的生活就会大不相同了。很可能从一开始就养成一种乐观的处事态度，对不对？”他拿起托盘里的那块面包，顺手扔到废纸篓里。“我老是想把屋子收拾一下。”他说。  “好了，我该走了，哈里斯。我很高兴你找到了一所房子——还有道恩海姆校友会的事。”  “我不知道威尔逊在学校里快活不快活。”哈里斯沉思道。他又从托盘里拿起《艾凡赫》，四面看了看，想找个地方放起来；但是因为没有找到地方，最后还是把书放在托盘里。“我想他也不会快活的，”他说，“不然的话，他到这里来做什么呢？”<h4>四</h4>    斯考比把汽车停放在尤塞夫的大门口，好像有意对殖民厅厅长表示蔑视。他对尤塞夫的管家说：“我要见你的主人。我认识路。”  “主人不在家。”  “那我等着他。”他把管家推到一边，走了进去。这所带阳台的单层住房隔成一间间的小套间，每个套间都摆着同一式样的沙发、靠枕、喝酒用的矮腿桌子，好像是妓院的小单间。斯考比打开帘子，从一间穿到另一间，最后走进了两个月以前他在里面丧失了自己廉正的那间小屋。尤塞夫正躺在一张沙发上酣睡。  尤塞夫穿着一条麻布裤子仰面朝天地躺着，张着嘴，鼻息咻咻，身旁的矮桌上放着一个酒杯，斯考比看到杯子底上有一些细碎的白屑。尤塞夫服的是溴化物。斯考比在他旁边坐下，等待着。窗户开着，但是雨水却像帘幕一样非常有效地把气流挡住。也许是由于污浊的空气，也许是因为他又回到了犯罪的场景，斯考比情绪非常低沉。为自己辩解，不承认干了坏事，这是没用的。他好像一个没有爱情而结了婚的女人，坐在这间布置得如同旅馆房间一样的小屋里，清清楚楚地记起了同别人的一次“通奸”。  窗户上面，有一段檐沟出了毛病，雨水像打开的水龙头一样哔哔地往下流，因此他听到的一直是两种落雨的声响——淅淅沥沥的雨声和哔哔的流水声。他点起一支纸烟，望着尤塞夫。他对这个人并无恨意。他有意识地、成功地捕捉住尤塞夫，正如同尤塞夫有意识地而且成功地使他坠入陷阱一样。这场“婚姻”是双方自愿缔结的。也许是他那目不转睛的凝视刺穿了尤塞夫的溴化物的迷雾，两只肥胖的大腿在沙发上挪动了一下，一声呻吟，在睡梦中咕哝了一句“老伙计”，尤塞夫翻过身来，把脸转向了斯考比。斯考比又把屋子环视了一下，但是在他到这里借钱的那次，早已经把什么都看得一清二楚了。这次来屋子一点儿也没有变样：还是那几个丑陋不堪的浅紫色的绸靠垫，套子霉烂的地方露出下面的网线来，橘红色的窗帘，甚至蓝色的苏打水瓶也还在原来的地方放着。这些东西好像地狱的设施似的给人以永恒不变的感觉。没有书架，因为尤塞夫不认识字；没有书桌，因为他不会写字；也甭想找到一张纸，纸对尤塞夫一点儿用处也没有。什么东西都记在他那罗马型的大脑袋里。  “啊……斯考比少校……”他的眼睛睁开了，寻找斯考比的目光。因为服了溴化物，这双眼睛迷迷蒙蒙，对眼前的事物还看不真切。  “早上好，尤塞夫。”这一次斯考比总算把尤塞夫打了个措手不及。有那么一刻钟，尤塞夫仿佛又要沉入到昏睡里，但是他挣扎着用一只胳膊肘把身子支了起来。  “我想同你谈一谈塔利特，尤塞夫。”  “塔利特……请原谅我，斯考比少校……”  “还有钻石的事。”  “想钻石想得发疯了。”尤塞夫费力地说，声音里还充满了睡意。他摇了摇头，一绺花白头发在额头上颠动了一下，接着就迷迷糊糊地伸出手去取苏打水瓶。  “是你安排的圈套想诬陷塔利特？”  尤塞夫把苏打水瓶从桌子的另一边拉过来，盛溴化物的玻璃杯也被他打翻了。他把瓶口的喷嘴对准了自己的脸，勾动扳柄，苏打水噗的一下喷到他脸上，连脑袋下边淡紫色的靠垫上也溅满了水点。他松快地长出了一口气，好像一个在炎热的天气里洗淋浴的人一样。“怎么回事，斯考比少校？出了什么问题了吗？”  “塔利特的事不会起诉了。”  尤塞夫像是一个疲惫不堪的人拖着身子从海水里走出来，海潮却紧紧地在后面追着他。他说：“请你原谅我，斯考比少校。我刚才没有睡好。”他思索着什么，把脑袋颠动了两下，仿佛在摇晃一只盒子，想听听里面有什么响动似的。“你刚才说塔利特，斯考比少校。”他又解释说，“这都是因为清点货物。这么多数字。三四家铺子。他们想骗我，因为我的账只记在脑子里。”  “塔利特的事，”斯考比又重复了一遍，“不会起诉了。”  “没关系。早晚有一天他要栽跟头的。”  “是你的钻石吗，尤塞夫？”  “我的钻石？他们让你怀疑起我来了，斯考比。”  “那个小佣人是你收买的吗？”  尤塞夫用手背抹去脸上的苏打水：“当然我给了他钱，斯考比少校。我的情报就是这么来的。”  尤塞夫又恢复了优越感：虽然四肢仍然懒洋洋地摊在沙发上，一颗大头已经把迷迷糊糊的感觉摇晃掉了。“尤塞夫，我不是你的仇人。我还是喜欢你的。”  “你一说这样的话，斯考比少校，我的心就扑通扑通地跳起来。”他把衬衫扯开，仿佛真的要让斯考比看到他的心如何跳动似的。一道道的苏打水正浇灌着他胸膛上的黑黪黪的“丛林”。“我太胖了。”他说。  “我是肯相信你的，尤塞夫。你要对我说实话。那些钻石是你的还是塔利特的？”  “我同你说的都是实话，斯考比少校。我从来没有对你说过那些钻石是塔利特的。”  “那么是你的喽？”  “是我的，斯考比少校。”  “你把我耍弄得真够呛，尤塞夫。如果我这里有证人的话，我就要让你蹲监狱。”  “我没有想耍弄你，斯考比少校。我只是想把塔利特弄走。他不在这个地方，对谁都好。叙利亚人分成两派没有什么好处。如果只是一派，你就可以来找我，对我说：‘尤塞夫，政府想叫叙利亚人做这么一件事，做那么一件事。’我也就可以回答：‘好，就这么办吧。’”  “偷运钻石的买卖也就可以由一个人包办了。”  “啊，钻石，钻石，钻石，”尤塞夫厌烦地说，“我告诉你，斯考比少校，我的一家最小的店铺一年赚的钱也比捣弄三年钻石赚得还多。你不知道那需要向多少人行贿。”  “好了，尤塞夫，我绝对不要你给我的情报了。咱们的关系算完了。当然了，每个月我会把利钱给你送来。”他觉得自己说的这些话有一种奇怪的不真实感。橘红色的帷幔一动不动地悬在那里。生活中，有一些地方你无论如何也抛不到脑后去：这间屋子的帷幔和靠垫、通向阁楼上的一间卧室、一张墨迹斑斑的书桌、伊灵的装饰着花边的祭坛——只要思想意识存在一天，这些东西就永远不会从记忆里消失。  尤塞夫把两脚放到地板上，挺直着腰板坐起来。他说：“斯考比少校，你对我开的这个小玩笑太认真了。”  “再见了，尤塞夫，你不是一个坏人，可是咱们还是再见吧。”  “你弄错了，斯考比少校，我是个坏蛋。”他一本正经地说，“在我的一颗黑心里，唯一的一点儿善良是我对你的友谊，我舍不得丢掉它。咱们俩一定要永远做朋友。”  “我怕这不可能，尤塞夫。”  “听我说，斯考比少校。我不要你替我做任何事，除了有的时候——也需要在天黑以后，没有人看见的时候——我求你来看看我，同我谈谈，此外再没有别的要求了。只有这一件事。我不再对你讲塔利特的什么事了。我什么事都不同你讲了。咱们就坐在这儿，桌子上摆着一瓶苏打水、一瓶威士忌……”  “我不是个傻瓜，尤塞夫。我知道，如果人们相信我和你是朋友，这对你有好处。我不想帮你这个忙。”  尤塞夫把一个手指伸进耳朵里，挖弄耳朵里的苏打水。他有些凄凉又有些厚颜无耻望着斯考比。斯考比想，当尤塞夫望着那个想利用他只把账目记在脑子里的弱点进行欺骗的商店经理时，一定也是这么一副面相。“斯考比少校，你同专员说了咱们那件小交易没有？还是你那次只是想吓唬吓唬我？”  “你自己去问他吧。”  “我想我要去问的。我心里有一种被人抛弃的感觉，有些愤愤不平。它逼着我要到专员那里跑一趟，把一切都告诉他。”  “你要永远听从心的劝告，尤塞夫。”  “我要告诉他，你拿了我的钱，你我一同计划逮捕塔利特。可是你中途变卦了。我为了报复，所以把事情讲出来。为了报复。”尤塞夫沉着脸又重复了一遍，一颗罗马型的大脑袋耷拉到肥胖的胸脯上。  “去吧。爱怎么做就怎么做，尤塞夫。咱们俩的关系算完了。”但是斯考比不论怎么精心表演，还是不能相信这幕戏里的情节是真实的，这只不过是一对情人在吵闹而已。他既不相信尤塞夫的恫吓，也不相信自己的故作镇静，就连最后两人分手也不能相信。在这间淡紫和橘红色的房间里发生的事实在太重要了，不可能成为重大、平静的过去的一部分。因此，他丝毫也没有感到惊奇。尤塞夫最后把头抬起来说：“当然我不会去。总有一天你会回来要我的友谊的。我会欢迎你的。”  我真的会这样走投无路吗？斯考比自己问自己说，仿佛他在这个叙利亚人的话语里听到了先知者的真实的语调。  <h4>五</h4>    在回家的路上，斯考比把车停在天主教堂门前，走了进去。这一天是这个月的第一个星期六，他总是在这一天到教堂来作告解。六七个老妇人，头发像做杂活的女仆那样用破布包裹着，正按顺序等着。此外，准备作告解的还有一个女护士和一个戴着皇家装备部队标识的士兵。从忏悔室里传来一阵阵兰克神父的单调的嗡嗡的话语声。  斯考比眼睛盯着十字架，开始祈祷——他连续背诵了《天主经》《圣母经》和《悔罪经》几篇祷文。这一套仪式使他感到非常倦怠。他觉得自己像是耶稣受难时的一个旁观者——簇拥在十字架周围的许多看热闹的人中的一个，基督的目光一定已经从这些人的脸上掠过，挑出朋友和敌人了。有时候斯考比觉得，他的职业同制服已经无情地把他划入了那些无名的罗马士兵之列，这些人正在远处的街头上维持秩序。克鲁族老妇人一个个地走进忏悔室又走出来。斯考比开始为露易丝祈祷——他含含混混地信口叨念着。他祈求上帝能让露易丝现在幸福，将来也永远幸福，祈求上帝不要因为他的缘故而叫露易丝遭遇邪恶。当那个士兵从忏悔室里走出来的时候，斯考比站了起来。  “以圣父、圣子和圣灵的名义，”他说，“从一个月以前我作忏悔后，我有一次没有参加主日弥撒，有一次没来领圣体。”  “因为有事耽搁了吗？”  “是的，但是只要上上心我还是可以把执勤的班次安排得好一些的。”  “是吗？”  “整个这一个月我根本没有在这方面动脑筋。我对一个人毫无必要地表现得非常粗鲁。”他半天没有说下去。  “就是这些了吗？”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神父，但是我觉得——对宗教有些厌倦，好像信不信教对我都无所谓似的。我一直在努力爱上帝，但是——”他做了一个神父看不到的手势，从栅栏里把身体转向侧面，“我自己也不知道我现在还有没有信仰了。”  “一个人很容易为这种事担心的，”神父说，“特别是在这种地方。如果我能够办到的话，我要给许多人的赎罪苦行将是六个月假期。这里的天气使人的精神非常抑郁，很容易把疲劳误认为是——一种宗教热诚的衰退。”  “我不想耽搁你太多时间，神父。还有许多人等着来作告解。我知道这只是我自己在胡思乱想，但是我感觉到——空虚。一片空虚。”  “有时候这是上帝选择的时刻。”神父说，“现在你去吧，念十遍《玫瑰经》。”  “我没有念《玫瑰经》的念珠。至少……”  “好吧，那么背五遍《天主经》和《圣母经》。”他开始读赦罪文。但是问题在于，斯考比认为，他根本没有罪可赦。赦罪文不能给他带来任何轻松的感觉，因为他的灵魂上没有什么沉重的东西需要卸下来。赦罪文只不过是一个公式——许多拉丁字胡乱堆在一起，好像是变戏法时用的一种咒语。斯考比走出忏悔室以后，又跪了下来，这也是仪式的一部分。接近上帝是没有困难的。上帝像是一个民众领袖，随时欢迎那些对他最缺乏信心的追随者走近自己的身边。斯考比望着十字架，心中想，“他”在众目睽睽下受苦受难，对谁也不隐瞒。

第二卷 第一部 第三章
<h4>一</h4>    “我给你带来了一些邮票。”斯考比说，“我收集了一个星期——看见谁就向谁要。连卡特太太也捐献了一张，一张非常漂亮的鹦鹉邮票——你看看——是南美洲哪个国家的。这里还有一套利比里亚改值美国占领期间的邮票。这是我从海军观测员那里弄来的。”  他们俩的心境都非常恬适——两人都觉得只要有这种心境就非常安全了。  “你为什么要收藏邮票？”他问，“过了十六岁，很少有人再干这种事了。”  “我也不知道，”海伦·罗尔特说，“我不是认真地在收集，我只不过随身带着。可能是一个习惯。”她把集邮簿打开，又接着说，“不，不只是个习惯，我真的喜欢它们。你看见这张乔治五世头像的半便士邮票了吗？这是我攒的第一张。那时我才八岁。我用热气把它从信封上起下来，夹在一个练习本里。我父亲就是为了这个才送我一个集邮簿的。我母亲已经死了，所以父亲给了我一个集邮簿。”  她想把事情解释得更精细一些：“邮票就同照片一样，走到什么地方都可以随身携带。有的人收集瓷器——瓷器不能老带着，书也是这样。但是你用不着把集邮簿整页撕掉，像撕掉一页照片簿那样。”  “你从来没有同我谈过你的丈夫呢。”斯考比说。  “没有谈过。”  “把整页撕掉并不太好，因为这会看到撕毁的痕迹。你说对不对？”  “对的。”  “如果把心里的事谈出来，”斯考比说，“你就不会那么痛苦了。”  “问题不在这儿，”她说，“问题在于，我对这件事太淡然了。”她的话使他吃了一惊；他没有想到，她已经这么成熟，在生活阅历上已经学到了这么深的课程了——螺丝已经拧到这一扣上。她说：“他已经死了——多久了？还不到八个星期吧，可是对我来说，他这个人已经完完全全地不再存在了。啊，我是个多么没有心肝的女人啊！”  斯考比说：“你不需要有这种想法。我想，谁都是一样。当我们对一个人说‘你死了我就活不下去’的时候，我们真正的意思是：‘看到你这样痛苦、不幸，或者愁困，我简直活不成了。’只不过是这样的意思。人一死，我们的责任也就完了。我们对这件事再也无能为力，我们的心也就安宁下来了。”  “我过去不知道自己会这样刚强，”海伦说，“简直有些冷酷了。”  “我有过一个孩子，”斯考比说，“后来死了。死的时候我在这里，不在英国。我的妻子从贝克斯希尔[63]给我拍来两封电报，下午五点钟拍来一封，六点钟又拍来一封，但是电报局把次序弄颠倒了。你知道，我的妻子不想让我一下子知道这个可怕的消息。我在吃过早饭后接到一封电报。那是早上八点钟，一天中最平静的时刻，谁也不会在这时候听到任何消息。”这件事斯考比过去没有同任何人谈过，连露易丝也不知道，可是现在他却把两封电报稿一字不差地仔细讲出来。“那封电报稿说：凯瑟琳午后病故死前未受痛苦上帝保佑你。第二封电报是午饭后接到的，内容是：凯瑟琳病危医生尚抱希望新爱的。这是五点钟拍出的那封。‘新爱的’我想应该是‘亲爱的’[64]，电码译错了。你看，她不想一下子叫我知道噩耗，电报上说‘医生尚抱希望’，可是再没有别的说法比这个更让人绝望的了。”  “这对你太可怕了。”海伦说。  “不，最可怕的是，在我接到第二封电报以后，我的头脑完全混乱了。我想，他们把事情弄错了。孩子一定还活着。在我搞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以前，有那么一刹那，我感到有些——失望。这才是最可怕的事。我当时想：‘现在忧虑和痛苦要开始了。’但是当我弄清楚是怎么回事以后，一切就都没有问题了，孩子已经死了，我可以把她忘掉了。”  “你已经把她忘了吗？”  “我很少想起她来。你知道，我躲开了那个场面，没有看到她临死的情况。我的妻子看着她死掉的。”  他们这么容易、这么快地成为朋友，他感到很奇怪。他们跨过了两个人的死亡，毫无保留地走到一起。她说：“如果没有你，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大家都会照顾你的。”  “我认为他们都有些怕我。”她说。  他笑了。  “他们是有些怕我。空军上尉巴格斯特今天下午带我到海滨去，但是他也害怕了，因为我一点儿也不高兴，也因为我死了丈夫。海滨上，每个人都装出一副因为什么事而非常快乐的样子，我坐在那儿，也摆出一副笑脸，可是一点儿用也没有。你记得你第一次参加社交集会的情形吧。一走上楼梯，你听到到处笑语喧哗，可是你不知道该怎样同别人谈话。这就是我那时的感觉，所以我就穿着卡特太太的游泳衣坐在那里，摆着一副笑脸。巴格斯特摸我的大腿。我想回家。”  “你很快就会回去的。”  “我不是说的那个家，我是说这儿的家。我在这个家里可以把门一关，有人敲门我也不开。我暂时还不想离开这里。”  “可是你在这里一定很不快活。”  “我非常害怕海。”她说。  “你常常梦见海吗？”  “不，我有时梦到约翰——这比梦见海更糟，因为我总是在一些噩梦里梦到他，我现在还总是做这样的噩梦。我是说以前在梦里我同他总是吵架，现在在梦里我们仍然不断地吵架。”  “你们吵过架吗？”  “没有，他对我挺好。我们结婚才一个月，你知道。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对一个人好并不难，是不是？那件事发生的时候，我对自己的新环境还没弄清楚。”斯考比觉得她从来也没有弄清楚她的环境，至少在她离开她的无挡板篮球队以后就一直没有弄清楚过。那是一年之前的事吗？有的时候他看见她正在漂着浮油似的水天相连的大海里仰卧在救生艇上，小艇里还有一个面临死亡的孩子、一个精神错乱的水手、玛尔珂特太太和那个念念不忘要对船主负责的轮机长；另一些时候他又看到她躺在担架里从自己面前抬过去，手里紧紧攥着她的集邮簿。现在他看到的又是另一幅景象：她穿着借来的不合身的浴衣，在一片笑语喧哗和泼溅的水声中手足无措，只能对着抚摸她大腿的巴格斯特憨笑……他心头一阵黯然，感到自己对她的责任正像晚潮一样把自己托举到岸上。  “给你父亲写信了吗？”  “啊，当然写了。他给我打电报说，他正托人给我搞船票。我不知道他在伯里怎么能使得上劲儿，可怜的爸爸，他什么人也不认识。他在电报上自然也提到了约翰了。”她从椅子上拿开一只靠垫，取出电报纸来，“你念念。他对我真好，可是他一点儿也不了解我。”  斯考比读道：非常为你悲痛，亲爱的孩子，勿忘他已入福境。爱你的父亲。电报上盖着拍发时间的戳记，上面有伯里的地名。这使斯考比想到父女两人，天涯海角，相隔万里。他说：“你说他一点儿也不了解你，是什么意思？”  “你知道，他相信上帝和天国这一类的事。”  “你不相信吗？”  “我离开学校以后就都不相信了。约翰常常拿这些事跟他开玩笑，开无关紧要的小玩笑，你知道。爸爸并不在乎，但是他从来不知道我的想法同约翰一样。如果你是一个牧师的女儿，有很多事你都要装样子。如果他知道我和约翰在结婚以前两个星期就——就在一起了，他一定要气死了。”  斯考比又一次想到，他面前的这个人对人情世故如何浑噩无知，难怪巴格斯特对她有些害怕。巴格斯特不是一个肯承担责任的人，他想，如果有了什么事，谁能叫这个对人情世故一无所知的傻孩子承担责任呢？斯考比翻着自己给她收集来的一沓邮票，说：“我倒想知道，你回国以后准备做什么。”  “我想，”她说，“他们可能让我到军队里去服务。”  斯考比想：如果我的女儿还活着，她也到了应征的年龄，也要被扔进一所可怕的寄宿处去适应新环境了。经历了大西洋的这段遭遇后，还要回英国本土去当国防后备队员，或者妇女辅助陆军队员，听大胸脯的女军曹训话，在厨房里削土豆皮，看着金黄头发、薄嘴唇的女军官搞同性恋。下班以后，有小伙子在营地外边草地上金雀花丛里等着要同你幽会……同这一切比起来，即使大西洋这里也能给你一个家的感觉。他说：“你学没学过速记，学过其他任何一种语言吗？”只有聪明的人、机敏的人以及有影响势力的人才逃脱得了这场战争。  “没有，”她说，“我什么都不好。”  不可能想象：她从大海里被拯救出来以后，又像是一条不值得捕捉的小鱼似的重新给扔到海水里去。  他说：“你会打字吗？”  “我用一个手指头打得蛮快。”  “我想你可以在这里找到个工作。我们很缺少秘书。你知道，这里官员的家属都在市政厅工作。虽然这样，我们的人手还是不够。只不过这里的气候对妇女的健康不好。”  “我愿意留在这儿。来，让我们为我的工作干一杯吧。”她开始招呼她的仆人。  “你学会了，”斯考比说，“一个星期以前你还很怕他……”海伦·罗尔特的佣人端着一个托盘走进来，托盘上摆着酒杯、酸橙、水和一瓶没有打开的杜松子酒。  “这不是我同他谈过话的那个人。”斯考比说。  “不是，那个人走了。你同他谈话态度太凶了。”  “所以又换了一个。”  “对了。”  “你叫什么名字，孩子？”  “万德，老爷。”  “我从前见过你，是不是？”  “没有，老爷。”  “我是谁？”  “你是很大的警察，老爷。”  “别把这个人再吓跑了。”海伦说。  “你从前在谁那里？”  “我在丛林地那边区专员佩倍尔顿家里，老爷。我是他的小佣人。”  “我是不是在那儿见过你？”斯考比说，“我想我见到过你。你好好地伺候这位太太。她走了以后，我给你找个好差事。别忘了。”  “是的，老爷。”  “你还没有看这些邮票呢。”斯考比说。  “没有，我大概还没有看呢。”一滴杜松子酒落在一张邮票上，留下一个斑痕。斯考比望着她把这枚邮票捡了出去，他的目光落到她的后颈上——她的直撅撅的头发像小老鼠尾巴似的紧贴在上面，好像大西洋已经把她的体力永远吸干了。他望着她的一张凹陷的脸，他觉得，很多年以来，在同别的人在一起的时候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安详宁静，这种心情他只是在露易丝年轻的时候曾经有过。但是这一次情况并不一样，他对自己说，同海伦在一起没有任何危险。他比她大了三十多岁，热带的气候早已使他失去了欲念。他怀着悲哀、爱怜和无限的同情望着她，因为他知道，将来他绝对不可能带着她到各处走动，把这个她毫不了解的世界指点给她看。当她转过头来的时候，灯光照在她的脸上，她的样子看上去有些丑陋——孩子在发育过程中常常有一段时候就是这样丑陋。她的这种丑相好像是铐在他的双腕上的手铐。  他说：“这张邮票糟蹋了，我再给你弄一张来。”  “啊，不用，”她说，“这没关系，我还是把它收在集邮簿里。我不是一个真正的收藏家。”  对于美丽、娴雅、聪明的人，斯考比认为自己并不承担任何义务。这些人自己可以闯出一条生活道路来。只有这种没有人为之倾心的脸，这种谁也不肯偷眼斜睨的脸，这种不久就要习惯于呵斥和冷漠的脸，才需要他的真诚扶助。“怜悯”和“爱情”两个词人们一向用得不够严谨，很少有人对这种可怕的、混淆不清的感情能够体验得那么清楚。  她说：“不论什么时候，我一看到这块斑迹，就会想到这间屋子……”  “那么，这张邮票就成了照片了。”  “你可以把一张邮票抽出来，”她用孩子似的清晰、真切的声音说，“一点儿也看不出来这里短了一张。”突然，她把身体转向他说：“跟你谈话我觉得非常舒服，我爱说什么就可以说什么，我不怕得罪你。你不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我觉得很安全。”  “我们两个人都很安全。”他们被包围在一片雨声中，雨点以一定的节奏一刻不停地敲打着铁皮屋顶。她忽然热情地说：“我的上帝，你多么好啊！”  “我不好。”  她说：“我有一种感觉，你永远也不会做出对不起我的事。”她的话像是对他发出的一道命令，不论执行多么困难，他也要服从。她的手里塞满了他带来的这些莫名其妙的小纸片。她说：“我要永远保存着这些邮票。我永远也不用把它们抽出来。”  有人在门上敲了敲，一个兴高采烈的声音说：“弗赖第·巴格斯特来了。不是别人，是我，弗赖第·巴格斯特。”  “别做声，”她低声说，“别做声。”她挽住他的胳膊，望着门，好像喘不过气来似的微微张着嘴。他觉得她像是一只逃回自己洞穴中的被追捕的动物。  “让弗赖第进来吧，”那声音央求着，“大方点儿，海伦。是弗赖第·巴格斯特呀！”这人显然有些醉了。  她的身子紧紧靠着他，一只手拢着他的腰。当巴格斯特的脚步声走远了以后，她抬起嘴巴来，他们的嘴吻在一起。他们本来以为的“安全”，原来是化了装的敌人，它总是借着友谊、信任和怜悯的名义施展自己的伎俩。<h4>二</h4>    雨一刻不停地倾泻着，把他房子下面的一小块填筑的沼泽地又变成一片汪洋。卧室的窗户被风刮得来回摇摆；夜间某个时候刮过一阵狂风，窗钩被风刮断了。雨吹进屋子来，梳妆台被浇得湿淋淋的，地板上积了一摊雨水。他的闹钟的指针指到四点二十五分上。他觉得自己好像回到一所离弃多年的老屋，如果他发现镜子上蛛网密结、蚊帐烂成穗络、地板上积满鼠粪，他也不会感到惊奇的。  他在一张椅子上坐下来，雨水顺着他的裤脚滴滴答答地流下来，在他的防蚊靴四周又积了一摊水。他往家走的时候，把雨伞落下了；当时他处在一种奇特的狂喜的心情里，仿佛是，他再度寻获到自己失去的一件东西，一件属于他青年时代的东西。在潮湿、喧嚣的黑暗中，他甚至提高嗓门唱起弗莱赛尔经常哼唱的那首歌里的一句歌词来，虽然他唱得并不入调。但是，就在他从尼森式活动房屋到自己住房的这段路上，他又在某处把自己的欢乐失落了。  他是在清晨四点钟醒来的。她的头倚在他的腰部，他可以感到她的头发擦着他的胸脯。他把手伸出蚊帐，摸到了电灯开关。她的身体蜷缩着躺在那里，那姿势使他想到一个在逃跑中途遭受枪杀的人。他觉得在一刹那间，在他的温柔和喜悦还未觉醒前，自己看到的是一具死于战火的尸体。当灯光把她晃醒以后，她说的第一句话是：“让巴格斯特见鬼去吧！”  “你做梦了吗？”  她说：“我梦见我在一片沼泽里迷了路，巴格斯特找到了我。”  他说：“我得走了。要是再睡下去，醒来的时候天就亮了。”他开始周密地盘算起他们两人的这件事来。好像一个罪犯，他开始通盘考虑这件不能为外人发生的罪行。他计划着下一步应该采取的步骤。在他的一生中，这是他第一次为了欺骗而严密思考、反复推论。如果这样这样……就会如何如何。他说：“你的佣人什么时候来？”  “大概六点左右。我不太清楚。他七点钟喊我起床。”  “阿里六点差一刻给我烧水。我最好走吧。”他到处仔细察看了一番，是否自己在这里过夜留下什么痕迹。他把一块席子弄平，犹豫了一会儿，要不要把烟灰缸倒掉。但是最后，他还是忘了那把靠墙放着的雨伞。他也觉得，这是罪犯经常犯的那种典型的错误。当雨点淋到身上，使他想起雨伞的时候，他发现已经太晚了。他需要大声敲她的房门，而且有一间宿舍已经亮起了灯光。当他拿着一只防雨靴，站在自己房间里的时候，他疲倦地、凄凉地想，以后我一定要做得好一些。  以后——令人悲哀的就在这个“以后”。是说蝴蝶在寻爱的过程中死掉吗？人可不是这样，人是要承担后果的。责任同负疚，都要他承担——他不是巴格斯特，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事。他发过誓，要使露易丝幸福，而今他却又承担下另外一个与他的誓言矛盾的责任。他想到他有一天不得不说那些谎言，就感到非常疲倦；他现在已经感到了那些还没有淌血的受害者身上的伤痛。他倚着枕头仰面躺着，睡意全无，怔怔地望着窗外灰暗的黎明。在这一片迷茫的水雾上面，他感到流动着另一件冤屈，漂浮着另外一个受害者，不是露易丝，也不是海伦。远处市镇里，公鸡过早地喔喔啼叫起来。

第二卷 第二部 第一章
<h4>一</h4>    “这里就是。你觉得怎么样？”哈里斯带着掩饰不住的骄傲问道。他站在活动房屋的门口，叫威尔逊先走进去。威尔逊在公家发的那些棕色家具当中小心翼翼地挪动着脚步，像是一只雪达犬走在满是庄稼茬的田地里。  “比旅馆好一些。”威尔逊谨慎地说，然后把猎犬似的嘴巴指向一张公家发的安乐椅。  “我想叫你从拉各斯回来时大吃一惊。”哈里斯用帷幔把这所尼森式简易住房隔成了三间：每人一间卧室，一间共同使用的起居间。“只有一件事我不放心，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蟑螂。”  “咳，咱们过去做那种游戏还不是为了消灭它们。”  “我知道。可是没有蟑螂似乎总是件憾事，是不是？”  “谁是咱们的邻居？”  “有那个被潜艇攻击的罗尔特太太，有两个市政工程厅的人，一个在农业厅工作的克里夫，还有波灵，是管下水道工程的——这些邻居看起来人都很不错。当然了，还有斯考比，住在公路下边。”  “是的。”  威尔逊不安地在屋子里转了一圈，在一张照片面前停下来，哈里斯把这张照片靠在公家发的墨水瓶前面。照片上是三排男孩子在一块草坪上：第一排人盘着腿坐在地上；第二排坐在椅子上，系着很高的硬领，坐在正中间的是一个老年人和两个女人（一个女人是斜眼）；第三排人站在后面。威尔逊说：“那个斜眼的女人——我敢发誓我在哪儿见过她。”  “斯耐基这个名字会不会使你想到什么？”  “为什么？噢，当然想到了。”威尔逊又仔细地看了看这张照片，“这么说你也在那鬼地方待过？”  “我在你的房间里看到一本《老道恩海姆人》，我就把这张照片找出来，准备叫你吃一惊。我是杰格尔楼的。你是哪个楼[65]的？”  “我在普罗格楼。”  “噢，”哈里斯听了似乎有些失望，“普罗格楼的那些喽啰里有不少好样的。”他把照片随随便便地往桌上一放，好像怪它没有像自己所想的那样成功似的。“我本来在想，咱们是不是吃一顿道恩海姆纪念餐。”  “这有什么意思？”威尔逊说，“就咱们两个人。”  “咱们可以各自邀请一位客人。”  “我看不出有什么意义。”  哈里斯一肚子怨气地说：“哼，你是真正的道恩海姆人，我不是。我根本没有加入过校友会。你还订了校刊。我本来以为你对这个学校或许是有感情的。”  “是我父亲替我交的费，叫我做了终身会员。这个倒霉杂志每期他都给我转来。”威尔逊的语气很不耐烦。  “我看见这本校刊在你的床头放着。我想你在看它。”  “也许我随手翻过。”  “这里面还提到我。他们想知道我的通信地址。”  “啊，可是你应该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找你。”威尔逊说，“凡是被他们搜寻到的校友，都会收到他们一封募捐信。创办人捐建的礼堂需要更换嵌板。如果我是你的话，就不叫他们知道自己的地址。”有些人总是了解内情，哈里斯觉得威尔逊就是这样一个人。这些人事前就知道哪些人有资格当候补前卫、知道为什么某一位老师没来学校，也知道教员特别议会又在准备找学生什么麻烦。几个星期以前威尔逊在这里还是个新学员，哈里斯满心欢喜地同他交朋友，给他出主意。他还记得，有一天晚上如果不是他阻拦，威尔逊就会穿着晚礼服到一个叙利亚人家去吃饭。但是哈里斯从在学校的第一年起，就亲眼看到新同学多么快地成熟起来；对他来说，这已经成了命中注定的事。头一个学期他还以自己的老资历给人出谋划策，第二个学期就被人甩在脖子后边了。他从不能像那些初生犊儿那样飞快地老练起来。他记起来，就是在捕打蟑螂的游戏中——这本是他的创造，头天晚上他制定的规则就受到挑衅。他悲伤地说：“我想你说得对。也许我不写回信了。”他又谦逊地加了一句，“我睡这边的床，但是说实在的，睡哪边对我来说都一样……”  “成，我就睡那边吧。”威尔逊说。  “我只雇了一个佣人，我想，咱们合用一个人可以节省一些开支。”  “仆人越少在咱们跟前露面越好。”威尔逊说。  这天晚上是他们建立起新友谊的头一个夜晚。在遮光窗帘后面，他俩坐在一对公家发的椅子上各自读各自的书。桌子上摆着一瓶威尔逊喝的威士忌、一瓶哈里斯喝的带酸橙味的大麦茶。雨点叮叮咚咚地一刻不停地敲打着屋顶，威尔逊在读一本华莱士的作品，哈里斯感到心头无比宁静，偶尔有几个空军军官喝醉了酒从房子前边经过，大声喊叫几声或者轰轰地发动汽车马达，但是这反而更增加了室内的宁静感。哈里斯的眼睛有时候往墙上瞟瞟，想寻找一只蟑螂，但是人总不能事事如意。  “你的那本《老道恩海姆人》还在手边吗，伙计？我想再看一眼。这本书太乏味了。”  “梳妆台上有一期新来的，还没有拆封。”  “我给你打开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  哈里斯首先翻到校友动态一栏，看到寻找H.R.哈里斯（1917—1921）的启事仍然登在那里。他怀疑威尔逊会不会弄错了，这里一个字也没有提礼堂嵌板的事。也许他还是应该把那封信寄出去。他想象校友会秘书会怎样给他写回信。亲爱的哈里斯，回信也许会这么写，接到你从那样充满浪漫情调的地方写来的信，我们都非常高兴。为什么不写一篇长篇通信投寄到我们杂志来呢？在写这封回信的时候，我还想到你参加道恩海姆校友会的事。我发现你没有参加我们校友会。我现在代表全体道恩海姆校友向你表示：如果你愿意参加，我们会非常高兴。他想用“非常骄傲”几个字代替“非常高兴”，但是叨念了一遍，觉得不很合适。哈里斯是很现实的。  圣诞节左右这一段日子，道恩海姆的老朋友们成绩很不坏。他们胜了哈尔佩恩登队一个球，胜了泰勒斯商校两个球，同蓝星队打了个平局。达克尔和梯尔尼的前锋踢得很出色，可是并列争球的速度仍然不够。哈里斯又翻了一页，开始读歌剧组在学校礼堂演出《耐心》[66]的报道。这次演出效果很好。一个署名F.J.K.的人——这人肯定是个英语教师——报道说：雷恩扮演本桑尔恩表现出一定的表演才能，使五年级B组的所有同学都大吃一惊。在此以前，我们一直不肯承认他的手臂带有中世纪的风姿，或者说他的扮相幽淡娴雅，但是这次他却现身说法，告诉我们过去对他的判断错了。一句话，雷恩的表演极为精彩。  哈里斯跳过了手球比赛的报道和一篇题为《时钟的滴答》的幻想作品，文章开首的一句是：从前有一个小老太婆，她最宝贵的财富是……哈里斯仿佛又一度置身于道恩海姆学校的院墙里：镶着黄边的红砖墙，式样古怪的卷叶式凸雕，维多利亚中叶的承溜口，皮鞋橐橐地走在石头的楼梯上，饭厅的喑哑钟声把他从梦中唤醒，又要挨过愁惨的一天。他的心头涌起一阵必须忠实于不幸的感觉、一种我们感到自己真正的地位是在不幸里的感觉。他的眼睛充满了泪水，他又喝了一口大麦茶，思忖道：“不管威尔逊怎么说，我还是要把那封信寄出去的。”门外边有人喊叫着：“巴格斯特，你在哪儿呢？巴格斯特，你这狗娘养的。”话没说完，那人扑通一声掉在水沟里。他真的好像回到道恩海姆去了，当然了，在学校里他们是不会用那么脏的字眼骂人的。  哈里斯又翻过了一两页，一首诗的标题吸引了他的注意力。题目叫“西海岸”，下面写着献给“露·斯”。哈里斯对诗本来没有什么兴趣，但是在非洲的这一充满沙碛和臭气的漫长海岸上居然还有第三个道恩海姆校友，这倒使他感兴趣。他读道：    在这遥远的海岸，  另一个特里斯丹[67]把毒杯擎到唇边；  在棕榈摇曳的海滩，  又一个马克[67]望着爱情的光辉消散。    哈里斯觉得诗写得很隐晦。他的目光很快地越过中间的段落，去寻找后面的署名——艾·威。他差一点儿喊叫出来，但是及时地控制住了自己。他们俩现在共住在一所房子里，举动一定要非常谨慎。要是吵起架来，连躲都没有地方躲。谁是露·斯呢，他想，当然不可能是……他的这一猜想使他的嘴角浮现出悲凄的苦笑。“这本杂志没有登什么。我们打赢了哈尔佩恩登。有一首诗题目是《西海岸》。我想，也是一个流落到这儿来的倒霉鬼。”  “噢。”  “写的是失恋的痛苦，”哈里斯说，“可是我是不读诗的。”  “我也不读。”威尔逊把脸躲在华莱士的小说后面扯谎说。<h4>二</h4>    这真是一步险棋。威尔逊仰面躺在床上，倾听着屋顶上的雨声和帷幔那边那个道恩海姆老同学的沉重的鼻息。那些丑恶的岁月好像已经漫过离校后这些年的迷雾，重又把他包围起来。他究竟发了什么疯，竟把这首诗投寄给道恩海姆的校刊？但是这不是发疯，疯狂总还算是一种真诚的行动，而他却早已不会真诚了。从童年时代起他就养成了多重的性格，他完全知道自己想做的是什么：他要把这首诗剪下来寄给露易丝，不让她知道发表的地方。他知道这不是她喜欢的那种诗，但是他相信，只凭它能够在刊物上发表，就一定能给她留下个印象。如果她问起发表的地方，他会很容易地编造一个可信的小圈子里某个刊物的名字。幸而《老道恩海姆人》印刷得很精致，纸张也很考究。当然了，他必须把剪下来的诗，贴在一张不透明的纸上，不让她看到印在反面的文字，这样做他会找到一个借口的。看来他的职业正慢慢地侵蚀了他的全部生活，正像他在学校的那段日子一样。他的职业就是撒谎，随时编造好故事，永远不让人知道自己的身份，如今他的私生活也正在采取同一个模式了。他仰面躺在那里，充满了对自己的鄙夷和厌恶。  雨停了片刻，空气暂时凉爽了一些，这对不眠的人是一种慰藉。在哈里斯的沉浊的梦中，雨仍然下个不停。威尔逊轻手轻脚地下床，给自己弄了一点点儿溴化物。药粒在杯底发出轻微的嘶嘶声，哈里斯在帷幔的另一边哑着嗓子嘟囔了一句什么，翻了一个身。威尔逊打开手电筒，看了看手表：两点二十五分。为了不吵醒哈里斯，他踮着脚尖走到门口，他感到大脚趾指甲下面被沙蚤叮了一口。明天早上一定得叫佣人把它剜出来。他站在沼泽地上面的一小块混凝土路面上，让凉风吹在自己身上，睡衣的前襟轻轻飘拂着。所有活动房屋的灯都关了，月亮被涌上来的乌云遮盖起来。他正要转身回屋的时候，听见几步外有人磕绊了一下。他打开了电筒，电筒的光照到一个人弓着的腰背上；这人正从这一排住房中间向大路走去。“斯考比。”威尔逊喊了一声，那人转过身来。  “你好，威尔逊，”斯考比说，“我不知道你住在这儿。”  “我同哈里斯合住。”威尔逊说。他凝视着这个曾看到过他脸上泪痕的人。  “我在散步，”斯考比不太令人信服地说，“睡不着觉呀。”威尔逊觉得，在欺骗的世界里斯考比还是一个生手，斯考比并没有从童年时期就生活在欺骗的世界里，威尔逊想到自己在这方面已经陷得这么深，不由得对斯考比感到一阵嫉妒，这就像一个惯犯嫉妒一个初次作案的人一样：所有惯犯已习以为常的事对这个刚走上邪道的人来说还都是新鲜的。<h4>三</h4>    威尔逊坐在非洲联合公司自己的一间闷热的小屋里，公司的几本分录账和用猪皮订着脊背的流水账簿在他同房门之间形成一道屏障。像是小学生在做小抄，他正在这道屏障后面偷偷地用一本电码簿译一封电报。一份登着商业广告的日历仍然翻到一个星期以前的日子——6月22日，日期下面有一句格言：最好的投资是诚实和事业。——威廉·P.康恩弗斯。一个职员敲了敲门说：“一个黑人找你，威尔逊，带来一张便条。”  “谁叫他来的？”  “他说是布朗。”  “劳你驾，先叫他在外边等一会儿，过两分钟再招呼他进来。”虽然威尔逊极力模仿，当地人惯用的一些词语在他嘴里说得还是很不自然。他把电报折起来，夹在电码本刚才翻开的地方，然后又把电码本连同电报一起放在保险柜里，关好柜门。他给自己倒了一玻璃杯水，眺望着街头。黑人妇女头上裹着颜色鲜艳的花布，打着花伞从窗子外边走过去。她们穿着肥大的长袍，一直拖到脚面。一个人的袍子图案是火柴盒，另一个人的是煤油灯，第三个人的袍子——最近从曼彻斯特运来的货色——在黄底上印满了淡紫色的打火机。一个年轻的黑人姑娘赤裸着上身从雨地里走过去，皮肤上闪着晶莹的雨珠。威尔逊带着一种忧郁的欲念一直望着她从视野里消失。门开了，他咽了一口吐沫，转过身来。  “关上门。”  黑人孩子照他的话做了。他到这里来穿的显然是最好的衣服：一件白色的花衬衫罩在白色短裤外边。虽然下着雨，他的球鞋却一点儿污泥也没沾上，只是脚趾头却露在外面。  “你是尤塞夫的小佣人？”  “是的，老爷。”  “你从我的佣人那里得到了信儿，”威尔逊说，“他同你说过我叫你做什么了，嗯？他是你弟弟，是不是？”  “是的，老爷。”  “同一个父亲的？”  “是的，老爷。”  “他说你是个好孩子，诚实。你想当管家，是吗？”  “是的，老爷。”  “认识字吗？”  “不认识，老爷。”  “会不会写字？”  “不会，老爷。”  “你长着眼睛，是不是？耳朵也不坏？你什么都看得到？什么都听得清？”黑人孩子咧开嘴笑了——在他的一张同大象皮肤一样光滑、黝黑的脸上露出了一排白牙；看得出来，这个孩子非常机灵。对于威尔逊来说，机灵比诚实更有价值。诚实是一件两边带刃的武器，而机灵却只替有钱有势的人服务。机灵了解有一天叙利亚人可能要回国，而英国人却会留在这里。机灵知道替政府工作是一件好差事，不论是哪个政府。“你当小佣人挣多少钱？”  “十先令。”  “我再给你五先令。如果尤塞夫把你辞掉，我就给你十先令。如果你在尤塞夫家里待一年，给我好情报——真实情报，不是瞎话，我就给你找一个好差事，给白人当管家。懂不懂？”  “是的，老爷。”  “如果你跟我说瞎话，我就叫你坐牢。没准儿他们还要枪毙你。我可说不定。我也不在乎。懂不懂？”  “是的，老爷。”  “每天你在卖肉的地方同你弟弟见面。你告诉他谁到尤塞夫家里去过。告诉他尤塞夫上哪儿去了。你告诉他有没有你不认识的黑人孩子到他家去过。不许说瞎话，要说实话。不许骗人。要是没有人去尤塞夫家，你就说没有人去。别编瞎话。如果你说瞎话，我都能知道，你马上就会坐牢。”这场让他感到厌倦的独白继续下去。他一点儿也不知道他说的话那个孩子能懂多少。威尔逊的额头上汗珠滴滴答答地往下流，可是那个孩子的一张黑色面孔却平静、凉爽，仿佛是向他提出的一个无法辩解的谴责。威尔逊不由得一阵阵气往上撞。“你会去坐牢，坐很多很多年牢。”他听见自己为了吓唬这个孩子连嗓音都差了。他那仿佛在音乐厅里表演白人装腔作势的语调清清楚楚地传到自己的耳朵里。他说：“斯考比？你认识斯考比少校吗？”  “是的，老爷。他是很好的人，老爷。”除了是和不是以外，这是黑孩子第一次说的话。  “你在你主人家里见过他？”  “是的，老爷。”  “见过几回？”  “一回，两回，老爷。”  “他同你的主人——他们是好朋友？”  “我的主人他认为斯考比是很好的人，老爷。”黑孩子又重复了这句话，叫威尔逊很生气。他气呼呼地说：“我不想知道他是好人还是坏人。我想知道的是，斯考比同尤塞夫在哪里见面，懂不懂？他们谈些什么？有的时候管家忙，你是不是给他们送酒去？你听见什么了？”  “上一回他们有很多的谈话。”孩子讨好地说，好像向对方显露自己的一部分货色似的。  “他们肯定会的。我要知道他们都谈了些什么。”  “斯考比走了以后，我的主人他把枕头放在脸上。”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黑孩子弯起胳膊，挡住眼睛，摆出一副很有威严的样子说：“主人的眼泪把枕头弄湿了。”  “我的上帝，”威尔逊说，“多么奇怪的事。”  “然后他喝了很多很多威士忌，后来他睡觉了——十个、十二个小时。以后他到邦德街的铺子去，使劲发脾气。”  “为什么？”  “他说他们骗他。”  “这同斯考比少校有什么关系？”  孩子耸了耸肩膀。同以前好多次一样，威尔逊又觉得门砰的一声迎面关上了。他总是留在门外边。  当这个黑孩子走了以后，威尔逊又去打开保险柜；先把暗码锁的转钮向左转到32——他的年龄，再向右转到10——他出生的月份，再一次向左到65——他在伦敦平纳区西路的门牌号码。保险柜门开了以后，他取出了电码本。32946 78523 97042。一排排的数码在他眼睛前浮动着。这封电报注明是“急电”，不然的话，他就可以搁到晚上再动手译。他知道实际上并没有什么急事——一艘普通客轮驶离洛比托，乘客中有偷运钻石的嫌疑犯——钻石，钻石，钻石。等他把电报译出以后，他就要把它交给一直受钻石折磨的专员；专员可能已经收到了同样的情报，或者与此相反的情报，S.O.E.或者像红树一样遍布西非海岸的任何一个秘密机构早已给他拍来了电报。不需惊动但不要重复不要准确寻找P.费雷拉头等舱旅客重复P.费雷拉头等舱旅客。费雷拉大概是他的组织在轮船上雇的一名情报员。很可能专员同时也接到赖特上校的情报，通知费雷拉有人偷运钻石，需要严加搜查。722391 87052 63847 92034。怎么能够既“不惊动”，又“不要重复，不要准确寻找”，同时又“严加搜查”呢？幸而威尔逊不需要为这个操心。如果有什么伤脑筋的事，也许倒霉的是斯考比。  他走到窗户前边倒了一杯水，又一次看到那个年轻姑娘走了过去。也许不是刚才他看到的那个人了。她的薄薄的肩胛骨像是两扇小翅膀，威尔逊看着雨珠从那中间滴落下去。他记起来，曾经有一段日子他根本不留意黑颜色的皮肤。他觉得自己在这里海岸上已经过了好几年，而不是几个月；在这几年里，他已经度过了青春时期，发育成熟了。  <h4>四</h4>    “出去吗？”哈里斯有些惊异地问，“到哪儿去？”  “到城里去一趟。”威尔逊一边解防蚊靴的鞋带一边回答。  “这个时候你进城有什么可做的？”  “有点儿公事。”威尔逊说。  他想，也可以算做一桩公事吧，一件需要独自处理的、没有什么乐趣的事。几个星期以前他买了一辆旧汽车，这是他的第一辆小汽车，他开车的本领还很不熟练。在这种热带气候里，所有的零件寿命都不很长。他每行驶几百码就需要用手帕拂拭一下窗玻璃。克鲁镇的一所所小房子门都敞开着，可以看见家家户户围坐在煤油灯四周，等着凉爽一些再上床睡觉。水沟里躺着一条死狗，雨水从它膨胀的、发白的肚子上流过去。他把车放到第二挡，速度比走路快不了多少。因为灯火管制，私人汽车的车灯只能露出名片大小的一块亮光，所以威尔逊只能看到十五步远的地方。汽车开了十分钟才到达警察厅附近那株大木棉树下面。警察厅的各个办公室灯光都已经熄灭，他把车停在大门外边。如果有人看到他的汽车，他们会以为他在警察厅里办事。他打开车门，坐着犹豫了一会儿。在雨地行走的那个女孩子的身影同身边放着一杯果汁、伏在桌上看书的哈里斯形象在他的脑子里斗争着。他愁眉不展地想：如果欲念占了上风，将会导致多少麻烦事儿；事后的悲哀在事情发生以前就沉重地压在他心头了。  他忘记了带伞，往山下没有走出十几码路浑身就已淋透了，逼着他的脚步往前迈的与其说是欲念，不如说是好奇心。如果一个人在一个地方住久了，迟早要尝一下本地风味。这也如同卧室抽屉里收着一盒巧克力一样，不把它吃光，心里总觉得记挂着些什么。威尔逊想：这件事过去以后，我又可以给露易丝写一首诗了。  妓院是半山腰里路右边的一座铁皮屋顶的平房。旱季里，姑娘们都坐在房子外边下水道旁边，像是一排小麻雀。她们总是同山上面值勤的警察东拉西扯。这条路一直没有修好，因此驾车去码头或者教堂谁也不从妓院门前走，人们完全可以不理会这所妓院的存在。现在这所房子上着护窗板，寂静无声地伫立在泥泞的街旁，只有一扇门没有关，用一块从马路上起下的石块撑着，里面是一条过道。威尔逊很快地向四周看了看，走了进去。  过道涂抹的灰泥和粉刷已是多年以前的事了。这些年来，老鼠在墙上打了一个又一个的洞，人们在上面乱涂乱抹，用铅笔勾画名字，弄得两边的墙壁像水手的胳膊一样刺满了花纹：这上面有姓名缩写，有年月日期，还有一对套在一起的鸡心。开始的时候，威尔逊认为这里的人一个不在。过道两旁是一间间九英尺长、四英尺宽的小屋，门帘代替了屋门，旧包装箱搭的床铺上面铺着土布。他很快地走到过道的尽头。他对自己说，一走到头他就掉转身回到他那间安全、宁静、催人入睡的斗室去，他的老道恩海姆校友这时候一定正趴在书上打瞌睡呢。  当他走到过道的尽头，发现左边的小屋里已经有人的时候，他感到非常失望，他有一种像没有找到自己要寻找的东西似的感觉。借着一盏摆在地上的油灯的光亮，他看见一个女孩子穿着肮脏的汗衫躺在包装箱上，活像扔在柜台上的一条死鱼。女孩子的一双赤裸着的粉红色的脚后跟在“泰特白糖”几个字上面摇晃来摇晃去。她正躺在那里等待主顾。她向威尔逊笑了笑，连身子也没有欠起来。“要基格基格吗，亲爱的？十先令。”威尔逊觉得一个脊背上淌着雨珠的姑娘的影像永远从他的视野里消失了。  “不，”他说，“不。”他摇了摇头，心想：我是多么大的傻瓜，多么大的傻瓜，把车开到这地方来只是为了这个。女孩子嘻嘻地笑起来，好像她很了解他的愚蠢。就在这个时候，威尔逊又听见从过道那边有谁光着脚噼噼啪啪地走过来。他的去路被一个拿着花条雨伞的黑妈妈挡住了。她用土话对屋子里的姑娘说了几句什么，姑娘只是笑了笑作为回答。威尔逊觉得，这件事只是对他一个人来说非常新奇，对于那个统治着这个黑暗领域的黑妈妈来讲，这完全是司空见惯的事。他一点儿力气也没有地说：“我先出去喝杯酒。”  “她有酒。”黑妈妈说。她用他不懂的话使劲呵斥了那个女孩子几句；女孩子把脚从包装箱上搁到地上。“你待在这儿。”黑妈妈对威尔逊说。她像是一个女主人，尽管神思不属，却不得不同她最不感兴趣的人周旋应酬。她机械地说：“漂亮姑娘，基格基格，一英镑。”价格规律在这里颠倒了过来：他越不想买，价钱越往上涨。  “对不起，我不能等了，”威尔逊说，“这儿是十先令。”他做了一个准备马上离开的动作，可是那个老黑婆子根本不理会他，仍然挡着路。她的脸上一直堆着笑容，倒像是一个知道该怎样办才对你有好处的牙科医生。在这个地方，一个人的肤色一点儿价值也没有了，他不能像白人在其他地方那样摆威风了。一进了这个过道，他就把各种种族的、社会的和个人的特性都扔掉了，他已经只剩下人性了。如果他想躲藏起来的话，这里倒是一个很好的隐蔽所；如果他想隐姓埋名的话，他在这里只不过是一个没有姓名和特征的人。甚至他表现出的不情愿、厌恶和恐惧也不是他个人的特点，而是所有第一次到这里来的人的共同表现。黑妈妈对他的每一步行动都了如指掌：首先是提出要喝一点儿酒，接着把钱拿出来，最后……  威尔逊有气无力地说：“让我过去。”但是他知道她是不会给他让路的。她站在那里，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仿佛正在替别人照顾一只用绳拴着的小动物。她对他并不感兴趣，但是每隔一会儿她就厚着脸皮重复一句：“漂亮姑娘基格基格慢慢的。”他递给她一个英镑，她把钱装在口袋里，但是仍然把路挡着。他想挤过去，她伸出一只粉红色的手掌并不太费力地把他推了回去，嘴里说：“慢慢的，基格基格。”这样的事情以前发生过几百次了。  女孩子从过道那边走过来，拿着一个装满棕榈酒的醋瓶子。威尔逊心有不甘地叹了口气，投降了。密不透风的雨帘，他的女伴身上的霉味，煤油灯的昏暗、摇曳的灯光，这一切都使他想到一个为了停放另一具尸体而新挖掘的墓穴。他感到心里有一股怨气，他恨那些把他引到这里来的人。在这些人面前，他觉得他的已经僵死的血管好像又要流血了。

第二卷 第三部 第一章
<h4>一</h4>    海伦说：“我下午在海滩上看见你了。”斯考比正在往杯子里倒威士忌，他的心震颤了一下，眼睛从杯子上抬起来。她的声音使他奇怪地想到露易丝。他说：“我在寻找里斯——那个海军情报员。”  “你连一句话也不同我说。”  “我太忙了。”  “你太小心了，老是这样。”她说。他这时了解发生什么事了，为什么他想到露易丝了。他忧郁地问自己，爱情是不是不可避免地总要走同一条道路啊？并不只是性行为才总是一成不变……在最后这两年中，有多少次他在紧急关头竭力想逃避开的正是这种不愉快的场面——为了拯救自己，也为了拯救另一个牺牲者。他干笑了一声说：“只有这一次我没有想到你。我心里有别的事。”  “什么别的事？”  “噢，还不是钻石……”  “你的工作比我对你更重要。”海伦说。这句在多少本书里可以读到的陈腐的词句，好像孩子嘴里说出了一句非常成熟的话一样使他感到一阵心痛。  “是的。”他神情严肃地说，“但是为了你我是愿意把工作牺牲了的。”  “为什么？”  “我想这是因为你是人。一个人可能非常爱他养的一条狗，比什么都爱，但是他绝不肯为了救这条狗而把汽车开到一个孩子身上，哪怕是他不认识的孩子呢。”  “噢，”她不耐烦地说，“为什么你老是对我讲实话呢？我不想永远听你讲实话。”  他把威士忌酒杯递在她的手里，说：“我亲爱的，你很不幸。你把自己同一个老年人拴到了一起。我们不能像年轻人那样老是费脑子说谎话。”  “你不知道，”她说，“你老是这么小心谨慎，让我感到多么厌烦啊！你天黑以后才来，天不亮就走。简直太——太可鄙了。”  “你说得对。”  “我们发生关系总是在——这里，对着这些低级职员的家具。我想换一个地方我们就不知道怎么做了。”  “可怜的爱人。”他说。  她非常生气地说：“我不要你的怜悯。”但是这不是一个她要不要的问题——她已经得到他的怜悯了。怜悯像是他心头上一块溃疡，他永远也不能把它去掉。根据自己的经验，他知道热情会泯灭，爱情会消失，但是怜悯却永远停留在那里，无论什么也不能使怜悯消减。生活的条件培育着它。世界上只有一个人不需要怜悯——那就是他自己。  “你难道就永远也不能冒点儿风险吗？”她问道，“你从来没有给我写过一行字。有时候你出去巡逻，一去好多天，可是你什么也不留给我。我连一张能使这个地方有点儿生气的照片都没有。”  “可是我没有照片啊。”  “我想你大概害怕给我写信会留下把柄。”他疲惫不堪地想：如果我合上眼，简直就是露易丝在讲话了——声音比较年轻一点儿，不过如此而已，也许那使人痛苦的本领小一些。他站在那里，手里端着一杯威士忌，想到另一个夜晚——一百码以外的地方——那一次酒杯装的是杜松子酒。他温柔地说：“你胡说些什么，亲爱的。”  “你把我当作个孩子，踮着脚走进来，给我带来邮票。”  “我在尽力护卫你。”  “别人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去它的吧，我才一点儿不在乎呢。”他听得出这是无挡板篮球队队员骂人的口头语。  他说：“如果别人闲话说多了，亲爱的，咱们的事就完了。”  “你不是在护卫我。你是在护卫你的妻子。”  “这是一回事。”  “噢，”她说，“把我和她同等对待——那个女人。”他身不由己地往后一闪。他暴露了自己的弱点。他还是低估了她给人带来痛苦的本领。看得出，她已经发现了自己的胜利：他已经把自己交到了她的手里。她会永远记住怎样能够最厉害地刺痛他了。她像是一个学会了用圆规扎人的孩子，你不可能期望一个孩子不施展他学会的一种本领。  “亲爱的，”他说，“咱们现在就吵嘴，未免太早了一些。”  “那个女人，”她又望着他的眼睛重复说，“你永远离不开她，是不是？”  “我们结过婚。”他说。  “要是她发现了这件事，你就会像一个挨了鞭子抽的小狗似的回到她身边去。”是的，他感到一阵心酸，她同露易丝不一样，没有读过什么好文学作品。  “我不知道。”  “你永远也不会同我结婚。”  “我不能。这你知道。”  “做个天主教徒真是个绝妙的挡箭牌。”她说，“但是这并不妨碍你同我睡觉——只是妨碍你同我结婚。”  “是的。”他像正在接受一次赎罪苦行似的语气沉重地说。他思忖道：她比一个月以前老了多少岁啊！一个月以前她还不会吵嘴，但是爱情和隐私已经使她受到教育。他正在开始塑造她，他很想知道，如果这种情况再继续下去，她会不会变得同露易丝一模一样。在我的这个学校里，他非常疲惫地想，她们学到的是怨恨、挫折和怎样变老。  “说下去，”海伦说，“继续为你自己辩护吧。”  “那要花很多时间，”他说，“得从相信不相信有一个上帝开始。”  “你真会狡辩。”  他觉得非常沮丧。他本来盼望着这个夜晚。一整天他都在警察局里审理一件房租的纠纷、一件少年犯罪案，他像怀念自己的青年时代一样一直向往着这所尼森式活动房屋。这间一点儿陈设也没有的房间和这些下级职员的家具，他希望看到所有这些她责骂的东西。他说：“我本想做一些好事。”  “你想做什么？”  “我本想做你一个朋友，照顾你，使你比当初更幸福一些。”  “我那时候不幸福吗？”她问。她好像在谈论一件多年以前的往事。  他说：“你当时精神受了打击，孤独……”  “我那个时候不可能比现在更孤独。”她说，“现在我在雨停歇的时候同卡特太太一起到海滨去。巴格斯特同我调情。他们都说我太死板了。在重新下雨以前我回到这里来等着你……我们喝威士忌……你给我一些邮票，好像我是你的小女儿……”  “我真是对你不起，”斯考比说，“我无论做什么都是失败的……”他伸出一只手，放在她的手上面。她的关节在他的手掌下面像是纤小的、折断的脊椎骨。他小心翼翼地、慢吞吞地说下去，仔细选择每一句用语，就好像他走在部队撤退以后埋着地雷的田野上的一条小路，每走一步都期待着一声爆炸。“只要能使你幸福，我什么都可以做——几乎什么都可以。我可以不再到这里来，可以马上到别的地方去——退职……”  “你巴不得把我甩掉呢。”她说。  “那对我来说就是生命的尽头了。”  “你要是想走开就走开吧。”  “我不想走。我想做你要我做的事。”  “你要是想走就可以走，想留下也可以留下。”她鄙夷不屑地说，“我在这里动不了，我能动吗？”  “如果你要离开，我会设法让你乘下一班船走。”  “噢，你多么希望这件事赶快过去啊。”她开始哭起来。他羡慕她能这样流泪。当他伸出手去想抚摸她的时候，她尖叫起来：“滚开，滚开。快点儿走开。”  “我走了。”他说。  “走吧，再别回来了。”  到了门外边，当雨水清凉地落到他的脸上，从他的手臂上流下来的时候，他突然想到，如果他真的按照她的话做了，生活将多么容易过啊。他将回到自己的房子里，把门一关，重新回到孤独中去；他将毫无欺骗之感地给露易丝写一封信，睡一个几个星期也没有那样睡过的觉，什么梦也没有；第二天上机关办公，平平静静地回家来，吃晚饭，锁房门……但是在山下面，在汽车趴伏在湿淋淋的防雨布下面的停车场的那一边，雨水正同眼泪一样不停地淌着。他想到她正孤零零地待在小房里，也许她正在想：是不是已经说出了无法挽回的话？是不是今后的日子将永远意味着同卡特太太和巴格斯特一起厮混，直到上了轮船踏上归程，除了痛苦再也没有留下别的回忆？他想：如果我不到那个地方去、不到那所尼森式小屋去，能够使她幸福，哪怕我要忍受折磨，我也一定这样做……但是她说的一番道理却像一个被谋害的无辜者的幽灵一样总是缠着他。她是对的，他想，谁能忍受这种小心谨慎呢？  他打开房门的时候，一只在食品橱前嗅来嗅去的老鼠不慌不忙地沿着楼梯爬到楼上去了。露易丝讨厌的和害怕的正是这个。他至少已经使她得到了幸福。现在，他决心把一切置之度外，做一件能够减轻海伦痛苦的事；他要小心地、计划严密地迈出轻率的一步。他在桌子前边坐下，取出一张打字纸——那张带机关水印图案的办公纸——开始拟一个信稿。  他写道：我的爱人——他准备把自己完全交付到他的手里，而又不让别人看出来收信的人是谁。他看了看表，在信纸的右上角加上时间、地址，好像他写的是一份案情报告。勃恩赛德街，九月五日午夜十二点三十五分。接着，他字斟句酌地写下去，我爱你，比爱我自己、爱我妻子，我想也许比爱上帝更爱你。请留着这份信，不要烧毁它。我不顾一切要对你讲实话。与世界上的一切事相比，我最需要的是使你幸福……这些平庸陈腐的话使他很难过；这些话似乎表达不出他对她的真实心境，人们已经千万遍地这样说过了。如果我还年轻，他想，我就会想出合适的话，想出新鲜的词句，但是这些事以前我已经遇到过了。他又往下写：我爱你。原谅我。他签了自己的名字，把信纸折好。  他穿上雨衣，又走到外面雨地里。伤口在潮湿中溃烂，永远也不能愈合。手指划破了，几个小时以后就化脓、发绿。他带着一种腐烂、发霉的感觉走上小山。停车场里一个士兵在睡梦中喊了一句什么——像是写在墙上的一个斯考比无法了解的象形字——这些士兵都是尼日利亚人。雨点敲击着尼森式房屋的房顶。斯考比想，为什么我要那样写呢？为什么我写“比爱上帝更爱”她？我只写“比露易丝更爱”她就会满足了。即使真是这样，我又何必写呢？天空在他四周没完没了地哭泣，他有一种永远也无法治好伤痛的感觉。他轻轻地念叨出声来：“啊，上帝，我已经离弃了你。你不要离弃我吧。”当他走到她的门前的时候，他从门缝下面把信塞进去。他听见信纸在水泥地上唰地响了一下，再没有听到别的什么。回忆起躺在担架上从自己身旁过去的那个孩子似的身躯，他想：这期间已经发生了多少事啊！叫他现在赌气对自己说“她再也不能说我小心谨慎了”，这是多么没意义的事啊！当他想到这些的时候，他感到非常悲哀。<h4>二</h4>    “我只是从这里路过，”兰克神父说，“我想不妨进来坐一会儿。”傍晚时分下着阵雨，像满是皱褶的传教士的长袍，灰蒙蒙地覆罩着大地，一辆卡车吼叫着向小山那面驶去。  “进来，”斯考比说，“我的威士忌喝光了。但是还有啤酒——也有杜松子酒。”  “我在上边尼森式住房那儿看到你了，所以我想我就跟在你后边走下来。你没有事吗？”  “我到专员家去吃晚饭，但是还要过一个小时。”  当斯考比从冰箱里往外取啤酒的时候，兰克神父心神不宁地在屋子里兜圈子。“最近接到露易丝的信了吗？”他问。  “有两个星期没有来信了，”斯考比说，“南边又有船被击沉了。”  兰克神父在一张公家发的椅子上坐下，酒杯夹在两膝中间。除了雨水冲刷着屋顶外，听不到别的声音。斯考比清了一下喉咙，寂静马上又回来了。他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仿佛兰克神父是他手下的一名警官，正在等着他下命令。  “雨季快要过去了。”斯考比说。  “你的妻子走了一定有六个月了。”  “七个月。”  “你快要去南非度假了吧？”兰克神父问。他的眼睛望着别处，又一气喝了几口啤酒。  “我已经把假期推迟了。年轻人更需要休假。”  “谁都需要。”  “你自己就有十二年没有离开这里了，神父。”  “啊，这不一样。”兰克神父说。他又站起来，不安地沿着一面墙壁转到另一面墙壁。他转向斯考比，脸上呈现出一种迷惘的祈求神色。“有时候，”他说，“我觉得自己简直不能工作了。”他停下来，眼睛直勾勾地望着前方，两手微微地举起来。斯考比想起克雷神父烦躁地往返踱步时如何给一个看不见的人让路的情形，他觉得兰克神父好像正在要求解答一件什么事，而他是寻找不到答案的。他一点儿气力也没有地说：“再没有人像你工作得这样努力了，神父。”  兰克神父拖着两条腿回到他的椅子上。他说：“雨季过去以后就好了。”  “住在刚果小湾的那个黑人老太婆怎么样了？我听说快要死了。”  “活不过这个星期了。她是个善良的女人。”他又一气喝了几口啤酒。他在椅子上蜷曲着身体，一只手捂着肚子。“肚子里老是有气，”他说，“老是有一股气。”  “你不该喝瓶装啤酒的，神父。”  “快要死的人，”兰克神父说，“我在这里就是为了快要死的人。”他抬起一双因为服了大量奎宁而变得迷蒙暗淡的眼睛，绝望地、毫不隐讳地讲出心里的话，“对于活着的人我一点儿用处也没有，斯考比。”  “你真是在胡说了，神父。”  “刚刚当传教士的时候，我认为人们都对教士说心里话，我认为上帝也把该说的话通过教士的嘴说出来。别理我，斯考比，别听我胡说。都是因为老下雨的缘故——每到这个时候，雨季就弄得我情绪低沉。上帝并没有把该说的话告诉我，斯考比。从前我在北安普顿[68]有一个教区，那里的人都是鞋匠，他们常常请我去喝茶。我坐在那里看着他们怎么倒茶，我们谈论玛丽的孩子啊，修补教堂的屋顶啊……这些事。北安普顿的人很大方，只要我肯张嘴，他们就给教堂捐钱。对于活人，不管是谁，我一点儿用也没有，斯考比。我当时想，在非洲也许情况会不一样。你知道，斯考比，我不是一个爱读书的人。我从来不像某些人那样，有敬爱上帝的本领。我只想对别人有一点儿用，再没有别的了。别听我胡扯，都是老这么下雨的缘故。我有五年没这么谈话了，除了对着镜子。人们要是遇见麻烦事，他们找的是你，而不是我。他们请我吃饭是为了听我聊天。可是要是你遇到麻烦事，你去找谁呢？”斯考比又一次注意到神父蒙眬的、祈求的目光，过了一个又一个旱季、一个又一个雨季，那双眼睛一直在等待着，等待着一件永远也不会发生的事。我要不要现在就把心里的包袱卸下来呢，他问自己说。我能不能告诉他我同时爱着两个女人，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可是有什么用呢？用不着他告诉我，答案我也知道。不论叫别人做出什么牺牲，一个人首先要关心自己的灵魂，而这正是我做不到的，是我永远也做不到的。需要这个神奇的字的不是斯考比，而是神父自己，但是这个字斯考比是无法讲给神父听的。  “我不会遇到什么麻烦的，神父，我不是那种人。我这人不会使人感到有兴趣，年纪也老了。”斯考比不愿看到神父脸上的苦恼神情，眼睛向别处望去，但是他的耳边却响着兰克神父的凄楚的笑声：“呵，呵，呵！”<h4>三</h4>    在去专员的住宅以前，斯考比先到他的办公室去看了看。他的拍纸簿上面有人用铅笔留了两句话：我来看你。没有什么重要的事。威尔逊。他觉得很奇怪，他已经有几个星期没有见到过威尔逊了，如果威尔逊到这里来没有要紧事，为什么要这么郑重其事地留个条子呢？他拉开办公桌的抽屉想找一包纸烟，发现有些东西移动了位置。他仔细想了想抽屉里放的东西：他的一支写了字后不容易擦掉笔迹的铅笔不见了。看样子威尔逊是想找一支铅笔写这个条子，写完了以后就忘记放回原处了。但是为什么要留条子呢？  在审讯室，警佐对斯考比说：“威尔逊来看你了，长官。”  “可不是，他留了个条子。”  他想：原来是这么回事，因为迟早我会知道，所以他认为还不如自己告诉我呢。他回到办公室里又看了看他的办公桌。他觉得一个卷宗挪动了地方，但是他不敢肯定。他拉开抽屉，但是那里面没有什么使人感兴趣的东西，只有一串断了线的念珠引起了他的注意——一件早就该拿去修理的东西。他把它拿出来，装在口袋里。    “威士忌？”专员问。  “谢谢，”斯考比说，把酒杯举到他同专员两人中间，“你相信我吗？”  “那还用说。”  “我是不是唯一不知道威尔逊身份的人？”  专员笑了笑，从容地把身体往后一靠，一点儿也没有露出窘迫的样子。“官方谁都不知道——除了我同非洲联合公司的经理——非这样做不可。另外就只有总督和那些同标着‘绝密’的电报打交道的人了。我很高兴你也猜到了。”  “我想叫你知道我是可以信任的——当然了，我是说直到目前为止。”  “这你不需要告诉我，斯考比。”  “关于塔利特的那个表兄弟的案子我们不可能不那么处理。”  “当然不能。”  斯考比说：“但是有一件事你还不知道，我从尤塞夫那里借了两百镑钱，好把露易丝送到南非去。我付他四分的月息。我们的安排纯粹是商务性质的，但是假如为这件事你要我的脑袋……”  “我很高兴你告诉了我。”专员说，“你知道，威尔逊猜测你可能正在受尤塞夫的敲诈。威尔逊一定从哪儿把你借钱的事探听出来了。”  “尤塞夫不会用借钱的手段进行敲诈。”  “我同威尔逊讲了。”  “你要我的脑袋吗？”  “我需要你的头脑，斯考比，在这个地方。你是我唯一真正信任的警官。”  斯考比伸出一只手，举着一只空酒杯，这象征着一次握手。  “要多少？”  “就这么多。”  人们可能随着年纪的增长而成为孪生兄弟：经历是他们共同的母体，六个月的雨水同六个月的阳光是他们共同的妊娠期。只要交谈几句话、做一两个手势，两个人就能把心里的想法完全传达给对方。他们接受过同样的热病给他们的教育，他们的感情也是受同样的喜爱和鄙夷所支配。  “戴瑞报告说，钻石矿发生了几起比较大的盗窃案。”  “商用钻石？”  “装饰用的钻石。是尤塞夫——还是塔利特？”  “可能是尤塞夫，”斯考比说，“我认为他不倒腾工业钻石。他管工业钻石叫小石子。但是，自然了，这些事谁也说不准。”  “希望号过几天就到港了，咱们得小心点儿。”  “威尔逊怎么说？”  “他发誓说不是塔利特干的。在他的这出戏里，尤塞夫是坏蛋——还有你，斯考比。”  “我有很长时间没有看到尤塞夫了。”  “我知道。”  “我开始了解这些叙利亚人的感情了——总是受人监视、受人汇报。”  “我们这些人他谁都汇报——斯考比、弗莱赛尔、托德、西姆布勒利格，还有我。他认为我松松垮垮。但是这都是无所谓的事。赖特把他的报告都撕了。当然了，威尔逊又向上边汇报了赖特。”  “我想他会这样的。”  午夜时分，他走向山坡上的尼森式活动房屋。在灯火管制的一片漆黑中，他暂时感到很安全，没有人监视他，也没有人给他汇报。他的脚步在潮湿的地上几乎没有声音，但是在经过威尔逊的宿舍时，他又感到需要极度谨慎。他突然觉得非常、非常疲惫，他想：我回家去吧，我今天夜里不要偷着上她那儿去了，她最后说的一句话是：“不要来了。”我为什么不把她的话当真，哪怕就是这一次呢？他站在离威尔逊宿舍二十码远的地方，看着从窗帘缝里透出的灯光。一个喝醉酒的人在小山上哪个地方喊了一句什么。雨又下起来，最初的几滴雨点洒在他的脸上。他想：我还是回去睡觉吧，明天早上我要给露易丝写一封信，晚上我去作告解；再过一天上帝就会通过一个教士的手回到我身上，生命就会又变得简单不过了，他就又可以心安理得地坐在头上挂着手铐的办公室里了。道德、诚实的生活在黑夜里像罪恶一样诱惑着他。雨水模糊了他的视线。当他向尼森式的小屋迈动脚步的时候，泥地一直在吮吸着他的双脚。  他在门上敲了两下，门马上开了。在两下敲击之间，他曾暗暗祷告，祈求在门后边等待着的是仍未消散的怒气，而不是对他的需求。如果别人对他有所需求，他无法装聋作哑。他不是百人队队长，而是一个需要听从一百个百人队队长召唤的普通士兵。门开以后，他知道他又要接受命令了——命令他留下，命令他爱、承担责任和撒谎。  “噢，亲爱的，”她说，“我还以为你再也不来了呢。我那么没道理地同你发脾气。”  “只要你需要我，我会永远到你这儿来的。”  “你会吗？”  “永远来。只要我活着。”让上帝等一会儿吧，他想，一个人怎么能以另一个生物的痛苦为代价去爱上帝呢？如果是女人，她能忍心牺牲一个孩子而接受别人的爱吗？  他们小心谨慎地把窗帘拉好，然后才把灯打开。他俩像抬着一个摇篮似的共同抬着“谨慎”。  她说：“我这一整天都害怕你不来。”  “我当然还是来了。”  “我那天叫你走。要是我再叫你走，你别理会我的话。答应我。”  “好，我答应你。”他回答说。他有一种自暴自弃的感觉，好像把自己的未来整个签署给别人了。  “如果你不再来了……”她在灯光下不知该怎样说下去了，看得出，她正在思索，她正皱着眉头努力想她那时的处境，“我不知道会怎样。也许我会同巴格斯特乱搞，也许会自杀，也许两者都做。我想两种事我都做得出来。”  他忧虑地说：“你一定不要这么想。如果你需要我，我会永远到这儿来的，只要我还活着。”  “为什么你老是说只要你还活着？”  “咱们两人相差三十岁。”  这是那天夜里他俩第一次接吻。她说：“我感觉不到咱们年龄的差异。”  “为什么你认为我不会来了呢？”斯考比说，“你看到我的信了吗？”  “你的信？”  “我昨天夜里塞在你门底下一封信。”  她恐惧地说：“我根本没看到信。你在信上说什么了？”  他摸了摸她的脸，为了不让她感到有什么危险故意笑起来：“什么都说了。我不想再小心了。我把什么都写在纸上了。”  “连你的名字也写了吗？”  “我想也写了。不管怎么说，我是亲笔签了名字的。”  “门口有一块席子，一定在席子下面呢。”但是他们俩都知道，信不会在那里。他们好像早就预见到，灾祸迟早有一天要从这扇门走进来。  “可能是谁把它拿走了吧？”  他努力抚慰她，不叫她为这件事感到紧张：“可能你的佣人把它扔了，以为是一张废纸。信没有装在信封里。没有人看得出我是写给谁的。”  “倒好像这有什么要紧似的。亲爱的，”她说，“我不好受。真的难受。有人正在抓你的把柄。我还不如死在那条船上呢。”  “不要胡思乱想了。也许我没有使劲往里塞。早餐你的佣人开门的时候，风把它刮走了，或者踩在烂泥里了。”他说得确有其事的样子；也确实有这种可能。  “可别让我连累了你。”她祈求说。她说的每一个字都更加系牢了套在他腕子上的手铐。他向她伸出手来，毫不犹豫地扯谎说：“你不会连累我的。算了吧，别再为一封失落的信发愁了。我刚才是有意夸大。信里什么也没有写——写的东西外人都看不懂。亲爱的，别发愁了。”  “听我说，亲爱的。今天晚上你走吧。我很紧张。我觉得——有人监视着我们。现在跟我道晚安就走吧。但是还要再来。噢，我亲爱的，你还要来。”  当斯考比经过威尔逊宿舍的时候，里面还亮着灯。他走回自己黑洞洞的房子，打开门，看到地上扔着一张纸，不由得吃了一惊。他觉得很奇怪：那封失落的信怎么会像家里养的一只猫，又跑回来了？但是在他把地上的纸捡起来以后，他知道并不是那封信，虽然这也是一个爱的信息。这是送到警察厅去的拍给他的一封电报。因为邮电检查的缘故，电报下面签署的是全名——露易丝·斯考比。这就像一个拳击家抡圆了胳膊打出的一拳。已写信正在归家途中悔此一行爱你——然后就是那个像印章似的正式签名。  他坐下来。他的头因为恶心而昏沉沉的。他想：如果我没有写那封信，如果我真的按照海伦的话去做，不再回去，再重新安排我的生活将是如何容易的事啊！但是他又记起了几分钟以前他说的话：“如果你需要我，我会永远到这儿来，只要我还活着。”——这同他在祭坛前立的誓约一样，也是不可更改的。一阵阵的狂风从海面上刮过来，随着台风而来的雨点停止了。窗帘一个劲地往里飘，斯考比连忙跑过去关好窗户。楼上卧室的窗户咔嗒咔嗒地来回摇动，好像要挣脱合叶似的。他跑上楼去把窗关好。转过身来，他迎面看到光秃秃的梳妆台。过不了多久，这上面就要摆满照片和化妆用的瓶瓶罐罐——特别是一张照片，一定会摆在上面。快乐的斯考比，他想，我的一张成功的照片。一个躺在医院里的孩子看到小兔的影子在枕头上闪动，叫着爸爸；一个躺在担架上手里握着集邮簿的女孩儿从他面前抬过——为什么是我，他想，为什么他们需要我呢？一个枯燥乏味的上了年纪的人，一个失去晋升机会的警官。我能够给他们的，他们在别的什么地方得不到呢？为什么他们不能让我安静一些，别来打搅我呢？在别的地方他们不是能够找到更美好的爱情和更大的安全吗？他这时候觉得，有时候他能分给她们的只不过是他的绝望的心境而已。  他背靠在梳妆台上，开始祈祷。主的祈祷文好像法律文件一样僵硬地压在他的舌头上，他需要的不是每日的食粮而是远比这个更美好的东西。他为别人祈求的是幸福，为自己祈求的是孤独和平静。“我不需要再操心筹划了，”他突然大声说，“如果我死了，他们就不再需要我了。没有人需要一个死人。死了，人们就把他忘了。啊，主啊，在我给人们不幸之前请先赐我死亡吧。”但是这些话他自己听着也觉得有些像做戏。他对自己说，一定不要变得歇斯底里，需要安排筹划的事太多了，歇斯底里的人是做不过来的。他又走到楼下去，他想三片或者四片阿司匹林是他这时候最需要的东西——是他在这样一个厌腻不堪的情况下最需要的。他从冰箱里取出一瓶滤过的水，把阿司匹林溶化了。阿司匹林水吞进嗓子里给他一种酸涩感，他想知道，如果吞的是毒药会不会也像这杯阿司匹林水这样一点儿不费力气。神父曾说过自杀是不可饶恕的罪，是毫无改悔之心的绝望的最后表现。当然了，教会的训诲是应该接受的，但是教会也教导我们，上帝有时也不遵守他自己的法律，既然他能从坟墓里、从石头后面复活，难道他就不能向自杀的混沌黑暗里伸出宽恕的手吗？基督不是被别人杀害的；上帝是不能被杀死的。基督自己杀死了自己，他在十字架上吊死，同佩倍尔顿在挂画的钩子上吊死一模一样。  他放下手中的杯子，继续想：我一定不能变得歇斯底里。两个人的幸福操持在他手里，他一定要学会用坚强的神经处理一切，最重要的是保持平静的心绪。他拿出日记，在9月6日星期六这一日期下面写道：在专员家吃晚饭，谈威的事，颇圆满。到海伦处小坐几分钟。接到露易丝电报，通知起程返家事。  他犹豫了一会儿又接着写道：晚饭前兰克神父来喝啤酒。神父似乎过于劳累，极需休息。他读了一遍，又把最后两句画掉。在这本日记里，他很少记下自己对事物的评论。

第二卷 第三部 第二章
<h4>一</h4>    整整一天这封电报一直压在他的心头，这平淡无奇的一天——在法院里坐了两个小时听审一件假证案——显得极不真实，就像一个人永远离开的一个乡村一样的不真实。尽管可以告诉自己说，在那个村庄里，我曾经熟悉的那些人这时候正在桌子旁吃饭，同一年以前我在那里的时候一样，但是一旦那地方离开了你的意识，就再也不能相信那里的生活还照老样子继续下去了。现在斯考比的全部思想意识正是在那封电报上，在一艘沿着海岸从南非缓缓驶来的不知名的轮船上。上帝宽恕我吧，他想。因为他忽然闪了个念头，这艘船也有可能永远开不到这里来。在我们每人的心里都有一个冷酷残忍的东西向我们发布命令，只要保证几个我们热爱的人能够得到幸福，就是让一千个我们不认识的人遭受不幸也在所不惜。  假证案审理完毕以后，卫生监督菲娄威斯在门口拦住了斯考比：“晚上来吃饭吧，斯考比。我们弄到了一些真正的阿根廷牛肉。”斯考比仍然陷在他的梦境里，他没有力气拒绝这一邀请。“威尔逊也来，”菲娄威斯说，“对你讲实话，就是他帮助我们把牛肉搞来的。你挺喜欢他的，是不是？”  “是的。我一直以为你不怎么喜欢他。”  “噢，俱乐部也该随着时代走，现在什么样的人都能搞贸易这一行。我承认那时我脾气急躁了一些，多喝了两杯，我一点儿也不奇怪。他在道恩海姆念过书，我在蓝星学校的时候常常跟他们赛球。”  菲娄威斯的房子在小山上，这本是斯考比自己住过的地方。在驶向他很熟悉的这所房子的路上，斯考比不安地思索着，他一定要尽快地把电报的事告诉海伦，一定不能让她从别人的嘴里听到这件事。生活翻来覆去总是一个老式样：或迟或早，一定要透露给别人一件什么坏消息，要编造几句令人心安的谎话，要喝两杯杜松子酒浇愁……  他走进这座狭长的单层住房的起居间，在屋子的另一端坐着的是海伦。他震动了一下：他发现自己还从来没有在别人家里见过她，好像两人素不相识似的，也从来没有看过她穿着晚宴的服装。“你不认识罗尔特太太吧？”菲娄威斯说。他的声音里一点儿也没有嘲讽的味道。斯考比的心震颤了一下，感到一阵对自己的厌恶。我们多么聪明啊，我们多么成功地欺骗了这一小块殖民地的惯爱揭人隐私的人啊！按道理讲，情人是不可能这样把别人都瞒住的。人们不是都说爱情是任性的、轻率的吗？  “认识，”他说，“我是罗尔特太太的老朋友了。她从那边过来的时候，我正在彭德。”当菲娄威斯掺兑饮料的时候，斯考比站在桌子旁边，从十几步远的地方打量着她。她正在同菲娄威斯太太讲话，她谈得非常从容、自然，似乎她在小山下幽暗的尼森式小屋里伏在他的怀抱里哭泣的事根本没有存在过。斯考比怀疑地问自己说：如果我今天晚上走进来才第一次看见她，会不会对她产生爱情呢？  “你要什么，罗尔特太太？”  “一杯杜松子酒。”  “我真希望也能劝我太太喝这个。她老是喝加橙汁的杜松子酒，真让人受不了。”  斯考比说：“要是我早知道你也到这里来，我就叫你搭我的车了。”  “我也希望你叫我一下，”海伦说，“你从来不过来看看我。”她转过头来对菲娄威斯说话时那安详自在的样子使斯考比非常震惊：“我在彭德医院里的时候，他对我那么好，可是我猜想，他只喜欢生病的人。”  菲娄威斯捋了捋他的姜黄色的胡须，又给自己倒了一杯杜松子酒说：“你把他吓住了，罗尔特太太。我们这些结过婚的人都被你吓住了。”当菲娄威斯说出“结过婚的人”这几个字的时候，斯考比看到那个在担架里躺过的疲惫不堪、精力衰竭的人像躲避强烈的阳光似的把脸避开了他们。  她故作殷勤地说：“你想我再喝一杯不会醉吧？”  “啊，威尔逊来了。”菲娄威斯说。威尔逊走进屋子来，一张白里透红的、天真的、忸怩不安的脸，缠腰布系得歪歪扭扭。“这里的人你都认识吧？你和罗尔特太太是邻居。”  “可是我们还没有见过面。”威尔逊说。他的脸刷的一下红了。  “我不知道咱们这儿的先生们是怎么回事。”菲娄威斯说，“你和斯考比都同罗尔特太太是邻居，可是你们俩都没有见过她。”斯考比立刻感到威尔逊的目光猜疑地落到自己身上。“要是我，可不会这么腼腆。”菲娄威斯一边说一边往杯子里倒杜松子酒。  “塞克大夫又来晚了。”菲娄威斯太太坐在屋子的尽头发表评论说。但是就在这个时刻，屋子外面的台阶上响起了一阵脚步声，塞克医生穿着得体的黑衣服和防蚊靴走了进来。“刚好来得及喝一杯，杰西。”菲娄威斯问，“要喝什么？”  “双料苏格兰威士忌。”塞克医生说，她从自己的一副厚眼镜片后面向屋子里环视了一周，又添了一句，“大家晚上好。”  在他们起身去吃晚饭的时候，斯考比对海伦说：“我得和你谈谈。”他看到了威尔逊的目光，又说，“关于你的家具的事。”  “我的家具？”  “我想我也许能再给你搞几把椅子。”作为一对搞秘密活动的人，他们俩的资格还都太浅，他们还没有把一整本密码记在脑子里。他不知道她是否体会了他说的前半句话的意思。饭桌上，他始终沉默着，害怕将单独地同她在一起，同时又担心错过同她在一起的机会。当他把手插在口袋里取手帕时候，电报碰在他手指上窸窣地响了一下……悔此一行爱你。  “这件事你当然知道得比我们多，斯考比少校。”塞克医生说。  “对不起，我没听见……”  “我们在谈佩倍尔顿的事件。”这么看来，才不过几个月的时间，佩倍尔顿自杀的事已经成了事件了。一旦成了事件，好像就不再是一个人的私事了。在谈论某一事件的时候，人们既感不到惭愧，也感不到痛苦。躺在床上的那个年轻人已经洗拭干净、穿戴整齐，可以供人们进行心理研究了。  “我刚才说，”威尔逊说，“佩倍尔顿选择了一种奇怪的自杀方法。要是我，就吃安眠药片。”  “在班巴那种地方，要找到一片安眠药可不容易。”塞克大夫说，“也许佩倍尔顿突然想起来要自杀。”  “我不会给别人惹来那么多麻烦的，”菲娄威斯说，“当然了，一个人要是不想活下去，他是有权利死的，但是又何必吵得别人不得安宁呢。多服几片安眠药——我同意威尔逊的意见——这是个办法。”  “可是你得先让医生给你开安眠药。”塞克医生说。  斯考比的手指摸着电报，想起了署名“迪奇”的那封信中的幼稚的字体、椅子上的烟蒂烫痕、华莱士的小说、孤独的烙印。两千年以来，他想，我们正是一直这样无动于衷地谈论着耶稣基督受难的。  “佩倍尔顿活着的时候就有些痴痴呆呆的。”菲娄威斯说。  “安眠药片总是让人不太放心。”塞克医生说。当她把自己的一副大镜片像是灯塔的探照灯似的对斯考比这面转过来的时候，电灯明晃晃地从镜片上反射出来。“谁根据自己的经验都知道，安眠药多么容易出毛病。人寿保险公司对这种药最头疼，没有一个验尸官肯放过吞服安眠药自杀的案件。”  “验尸官怎么看得出来？”威尔逊问。  “就拿鲁米那说吧，谁也不会因为不小心吞服过量……”斯考比向坐在桌子对面的海伦望过去。她吃得很慢，一点儿食欲也没有的样子，她的眼睛始终没有离开她的餐碟。他们俩的这种沉默好像把自己孤立起来了。对饭桌上正高谈阔论的这个话题，自身正陷入不幸的人是不可能置身事外地发表议论的。斯考比又一次感觉到威尔逊的目光从他们一个人身上移到另一个人身上，他拼命地搜索自己的脑子，想找出一句什么话来说说，结束他俩的这种可怕的沉寂。即使在沉默中，他们也不能安全地待在一起。  他说：“你推荐什么办法呢，塞克医生？”  “嗯，洗澡的时候可能发生意外——但是这种事解释起来也还是要费一番口舌的。如果有勇气的话，倒不妨往汽车底下一钻，但是这也不保险……”  “而且还会连累另一个人。”斯考比说。  “要是我的话，”塞克医生在眼镜后面笑起来，“做这种事是不困难的。因为我是医生，我可以给自己做个假诊断——心绞痛，再叫我的一个同事给我开药……”  海伦突然厉声说：“你们怎么老谈这种让人恶心的事。大夫，你不应该告诉别人……”  “亲爱的，”塞克医生转动着她的幸灾乐祸的镜片说，“如果你像我一样当了这么多年大夫，你就会知道你同什么人在一起。我不认为在座的人有谁会……”  菲娄威斯太太说：“罗尔特太太，再来一点儿水果色拉吧！”  “你是天主教徒吗，罗尔特太太？”菲娄威斯问，“他们对这个问题当然看得很严重。”  “不，我不是天主教徒。”  “他们看得很严重，是不是，斯考比？”  “我们受到的教诲是，”斯考比说，“这是不可饶恕的罪过。”  “要下地狱？”  “嗯，下地狱。”  “但是，斯考比少校，”塞克医生问，“你真的确确实实相信有地狱吗？”  “啊，是的。我相信。”  “相信烈火和酷刑？”  “也许不完全是那样。他们告诉我，那可能是一种永恒失去的感觉。”  “这样的地狱我可不在乎。”菲娄威斯说。  “也许你从来没有丢失过什么要紧的东西。”斯考比说。  但是这次晚餐，桌上真正的话题还是阿根廷牛肉。牛肉吃过以后，再也没有什么非使他们聚在一起的事了（菲娄威斯太太不玩牌）。菲娄威斯忙着准备啤酒。威尔逊被夹在菲娄威斯太太的愁眉苦脸的沉默同塞克医生的多嘴饶舌中间。  “咱们去透透风吧。”斯考比提议说。  “这样做好吗？”  “不这样反而不正常。”斯考比说。  “去看星星吗？”菲娄威斯一边倒啤酒，一边喊，“要把损失的时间补过来吗，斯考比？你们把酒杯带着。”  他们把酒杯小心地放在阳台的栏杆上。海伦说：“我没有找到你的信。”  “别管它了，亲爱的。”  “你找我不是想谈这件事吗？”  “不是。”  他可以看到她那被夜空映出的面庞的轮廓；过一会儿，乌云就要涌上来，那轮廓也必定要消失了。他说：“我有一个不好的消息。”  “有人知道了吗？”  “噢，不是这个，没有人知道。”他说，“昨天夜里我收到我妻子拍来的电报，她已经启程回家了。”一只酒杯从栏杆上掉下来，摔碎在下面的院子里。  她的嘴唇痛苦地重复了一声“家”，好像这是她唯一能够了解的字。他的手顺着栏杆移过去，但是没有能摸到她的手。他很快地补充说：“她的家。永远也不会是我的了。”  “噢，会的。现在就会是你的了。”  他很小心地发誓说：“没有你，我再也不要什么家了。”乌云已经把月亮遮起来，她的面庞像一阵狂风中的蜡烛，突然消失了。他感觉到，现在他正踏上他从来也没有准备要走的漫长的旅途，如果转回头，他知道自己只会看到一片荒凉的原野。门打开了，一道亮光突然射在他们两人身上。他没有好气地吆喝道：“注意灯火管制。”他想：至少我们并没有靠在一起，可是我们的脸、我们脸上的神色呢？威尔逊的声音传了过来：“我们以为打起来了呢。我们听见杯子打碎了。”  “罗尔特太太的啤酒都洒了。”  “看在上帝的份上，叫我海伦吧。”她凄凉地说，“谁都叫我海伦，斯考比少校。”  “我打搅你们了吗？”  “搅散了一个大胆谈情的场面，”海伦说，“弄得我浑身发抖。我要回家去了。”  “我送你回去吧，”斯考比说，“已经不早了。”  “我不信任你，再说，塞克医生还等着同你讨论自杀的问题呢。我可不想把客人都搅散了。你有车子吧，威尔逊先生？”  “当然有。我很高兴能送送你。”  “你如果愿意，回去以后可以马上再过来。”  “我睡觉也很早。”威尔逊说。  “那么，我进去同大家告别一下。”  当斯考比在灯光下看到她的面孔时，心里想，我是不是过分担忧了？这对她来说会不会恰好是一段插曲的结束呢？他听到海伦对菲娄威斯太太说：“阿根廷牛肉实在太可口了。”  “咱们得感谢威尔逊先生。”  客气话像羽毛毽子一样飞过来飞过去。不知是谁（是菲娄威斯，也许是威尔逊）笑着说：“你说得太对了。”塞克医生眼镜的反光映在天花板上——一点一横一点。斯考比看不到汽车开走，因为那样就把灯光漏出去了。他听着汽车的起动器干呕了两声，接着马达发动起来，声音逐渐消失在远处。  塞克医生说：“他们不应该这么早就叫罗尔特太太出院。”  “为什么？”  “神经不稳定。她同我握手的时候我感觉得出来。”  他又等了半个小时，然后才开着车回去。像往常一样，阿里坐在厨房台阶上等着他，不安地打着盹。他用手电筒给斯考比照着路，送他进了门。“太太留下一封信。”说着，他从衬衫里取出一个信封。  “为什么不放在我的桌子上？”  “老板在里面。”  “什么老板？”但是这时候他已经打开房门，看见尤塞夫正伸着腿在一张椅子上睡觉。他的呼吸很轻，连胸脯上的长汗毛都静静地贴着不动。  “我叫他走，”阿里满脸鄙夷地说，“他不走。”  “没关系。你去睡觉吧。”  他觉得生活正在四面八方向他挤压过来。尤塞夫自从那天夜里来问候露易丝并为塔利特布置了陷阱以后就一直没有来过。为了不把这个睡着了的人吵醒，随之再把那个问题引出来，他尽量不出声音地打开海伦送来的条子。她一定是刚一到家马上就写的。他读道：我亲爱的，这很严重。我不能把我要说的话亲口对你讲，所以我把它写下来。只是我要把这封信交给阿里。你信任阿里。当我听到你的妻子已经启程回来……  尤塞夫睁开了眼睛，说：“对不起，斯考比少校，我闯进你屋子里来了。”  “要喝点儿什么吗？啤酒？杜松子酒？我的威士忌喝光了。”  “我可不可以送你一箱？”尤塞夫脱口问道，但是马上就笑了起来，“我老是忘记。我一定不能给你送东西。”  斯考比在桌子旁边坐下来，把信平摊在自己面前。没有什么比下面几句话更重要了。他说：“你有什么事，尤塞夫？”他接着读下去：当我听到你的妻子已经启程回来，我又气又恨。我不该这样。这一点儿也不怪你。你是一个天主教徒。我希望你不是，但即使你不是，你也不愿背弃你的诺言。  “你先看信吧，斯考比少校，我不忙。”  “没有什么要紧事。”斯考比费力地把目光从那幼稚的、写得很大的字母上抬起来，那上面的拼写错误使他的心感到一阵剧痛。“告诉我你有什么事，尤塞夫。”他的眼睛又回到信纸上：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写这封信的缘故。因为昨天晚上你答应我不离开我，我不想叫你被你的诺言永远拴住。我亲爱的，你的一切诺言……  “斯考比少校，借给你钱的时候，我发过誓，是为了友谊，纯粹是为了友谊。我从来不想向你要什么，什么东西也不要，连那四分利息也不要。甚至我也不要你对我有什么友谊……我是你的朋友……这件事很乱，我不能把话说清楚，斯考比少校。”  “你遵守了咱们订的条约，尤塞夫。关于塔利特表兄弟的事我不怨你。”斯考比又接着读信：都是说给你妻子的。你对我说的都不算对我的诺言。请你，请你记住这一点。如果你永远也不想见我了，就别给我写信，也别同我说话了。但是如果你有时候，亲爱的，想看看我，你就看看我。你愿意叫我说什么谎话我就说什么谎话。  “请你一定把你要读的读完吧，斯考比。因为我要谈的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  我亲爱的，我亲爱的，你可以离开我，如果你愿意这么做的话；如果不愿意这么做的话，你也可以把我当作你的一个小娼妇。他想：她只是听说过这个字，没有看到过这个字是怎么拼写的，在学校用作课本的莎士比亚戏剧把这个字都删掉了。晚安，没有什么值得忧虑的，我亲爱的。他恶狠狠地说：“好了，尤塞夫。你说说有什么事这么重要吧。”  “斯考比少校，我最后还是不得不求你替我做一件事。这同我借给你钱一点儿关系也没有。要是你肯帮我这个忙，从你那方面讲，是出于友谊，纯粹出于友谊。”  “天不早了，尤塞夫，快说说是什么事。”  “希望号后天就要进港了。我要托人把一个小盒子拿到船上去，交给船长。”  “盒子里是什么？”  “斯考比少校，这你就不要问了。我是你的朋友。我想，还是不让人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好。反正那不是危害谁的东西。”  “我当然不能替你办这件事，尤塞夫。你该知道的。”  “我向你保证，斯考比少校，我发誓——”他从椅子上把身体俯过来，一只手放在胸脯上的一片黑毛上——“作为一个朋友我敢发誓，盒子里没有任何给德国人的东西。没有工业钻石，斯考比少校。”  “做首饰的钻石？”  “没有任何给德国人的东西。没有任何使你的国家受损失的东西。”  “尤塞夫，你真的想我会答应你这件事吗？”  浅色的斜纹布裤子滑倒椅子边上，斯考比一时认为尤塞夫打算跪到他的脚下。尤塞夫说：“斯考比少校，我求求你……这件事对我很重要，对你也很重要。”他的嗓音因为动了真实感情都破了，“我想做你的一个朋友。我想做你的一个朋友。”  斯考比说：“在你说出更多的话以前，我最好预先告诉你一下，尤塞夫，专员已经知道咱们的那桩交易了。”  “我敢说他知道，我敢说。可是这件事要比那个严重得多。斯考比少校，我用名誉担保，这件事不会危害任何人。我只求你帮这一次忙，以后绝不再求你了。你做这件事最好是出于自愿，斯考比少校。没有贿赂。我不给你贿赂。”  斯考比的眼睛又回到信上：我亲爱的，这很严重。严重——这次他的眼睛读到的是Serius——奴隶，上帝的仆人使用的仆人。这好像是他不得不遵守的一道不明智的命令。他觉得自己再也得不到宁静了。他睁着眼睛，对后果知道得一清二楚，却还是身不由己地走进了谎言的国土里，他没有从那里回来的护照。  “你刚才说什么，尤塞夫？我没听清楚……”  “我再求你一次……”  “不成，尤塞夫。”  “斯考比少校，”尤塞夫说，他把身躯挺得笔直，语气也突然变得一本正经，好像有一个生人参加了进来，谈话的不再是他们两个人了，“你还记得佩倍尔顿吗？”  “当然记得。”  “他的仆人我已经雇用了。”  “佩倍尔顿的佣人？”你对我说的什么话都不是诺言。  “佩倍尔顿的佣人现在在伺候罗尔特太太。”  斯考比的眼睛仍旧停在那封信上，但是他已经看不清上面写的是什么了。  “她的佣人给我拿来一封信。你知道我让他把眼睛擦亮一些——是不是这么说，‘擦亮’？”  “你的英文挺不错，尤塞夫。你找谁给你念的？”  “找谁念并没有关系。”  一本正经的语气忽然中断了，老样子的尤塞夫又开始祈求起来：“噢，斯考比少校，你怎么会写了这么一封信？你是在自找麻烦啊！”  “谁也不能聪明一辈子，尤塞夫。老那么聪明，自己也会厌烦死的。”  “你看，这封信使你落到我的手里来了。”  “我自己倒不太在乎，但是要让三个人落到你的手里……”  “只要你肯看在友谊份上，帮我一个忙……”  “说下去吧，尤塞夫。要讹诈就讹诈到底，你只恫吓了一半是不好走开的。”  “我真希望能挖个洞把那个包埋上，但是战争的情况越来越糟，斯考比少校。我做这件事不是为我自己，是为我父亲和母亲，为我的异父兄弟和三个姐妹——还有一大堆堂兄弟。”  “真是个大家族。”  “你知道，如果英国人打败了，我的财产就分文不值了。”  “那封信你打算怎么办，尤塞夫？”  “我从电报公司的一个职员那里听说，你太太已经动身回来了。我准备她一上岸就让人把信交给她。”  他记起了那封签着露易丝·斯考比名字的电报：悔此一行爱你。这封信对她将是一个冷漠的欢迎，他想。  “要是我把你的小包交给希望号船长呢？”  “我的佣人会在码头上等着。在他拿到船长的收条以后，会给你一个信封，里面装着那封信。”  “你相信你的佣人吗？”  “正像你相信阿里一样。”  “要是我要求先把信拿到手，向你保证……”  “进行敲诈的人不接受信用贷款，斯考比少校，这正是我们所受的惩罚。如果你骗了我，你完全有理。”  “要是你骗了我呢？”  “那就太没有道理了。而且过去我还是你的朋友。”  “差一点儿成了朋友。”斯考比不太情愿地承认。  “我是那个愚蠢的印度人。”  “愚蠢的印度人？”  “他把一颗珍珠扔掉了，”尤塞夫伤心地说，“这是莎士比亚的一个剧本里的人物，装备部队在纪念堂演过这出戏。我到现在还记得。”  <h4>二</h4>      “好吧，”德鲁斯说，“我想我们得干正经事了。”  “再喝一杯。”希望号船长说。  “如果我们要在拦港铁索关起来以前把你放走，就别再喝了。一会儿再见，斯考比。”  房舱的门关上以后，船长喘着气说：“我还在这条船上呢。”  “我看到了。我告诉过你，常常会出错儿的——记录放错了地方呀、档案遗失了呀……”  “这些我都不相信，”船长说，“我相信你帮了我的忙。”在这间闷热的房舱里，他的脸潮乎乎的。接着他又说：“我在弥撒的时候替你祈祷。我还给你带来了这个。我在洛比托只能买到这个。她是一个不出名的圣徒，”他把一个镍币大小的圣像从桌子的一头推过去，“圣——我不记得她的名字了。我想，她同安哥拉有一点儿什么关系。”船长解释说。  “谢谢你。”斯考比说。他口袋里的那个包沉得要命，像一支手枪似的顶着他的大腿。他让葡萄酒的最后几滴沉到杯子底，然后一饮而尽，开口说：“这次我有点儿东西要给你。”因为非常不愿意拿出口袋里这件东西，他觉得自己的手指几乎要痉挛了。  “给我？”  “是的。”    当那个小包摆到两人中间桌子上的时候，它实在轻得要命。像手枪一样沉重地压在口袋里的这个东西实际上也不过像五十支装的一听香烟。他说：“到了里斯本，有个人同领港员一起到船上来，他会问你有没有美国香烟，你就把这个包给他。”  “这是公务吗？”  “不是。公务绝对不会付这么高的报酬。”他把一包钞票放在桌上。  “我感到很吃惊，”船长说，他的话音里流露着一种古怪的失望的调子，“你把你自己放在我的手掌里了。”  “你曾经在我的手掌里。”  “我不会忘记。我的女儿也不会。她不是在教堂里结的婚，但是她有信仰。她在替你祷告。”  “这么一说我们祷告的话肯定没有用了？”  “没有用。但是当上帝恩典我们的日子到来的时候，我们祷告的话就会飞起来。”船长举起他的两只肥胖的胳膊，那姿势又古怪又令人感动，“像一群鸟似的一下都飞起来。”  “我会高兴看到这个的。”斯考比说。  “你可以信任我，当然了。”  “当然了。现在我得搜索你的房舱了。”  “你还是不太信任我。”  “那个包，”斯考比说，“和战争没有关系。”  “你敢肯定吗？”  “我差不多敢肯定。”  他开始搜索。有次走到镜子旁边，他看见自己的肩膀后面有一张陌生的面孔，一张肥胖的、冒着汗的、不能令人信任的面孔。这是谁呢？他怔了一下，但是他马上就明白了，原来不过是他不熟悉的怜悯神态使船长的面孔变了样子。难道我真是一个受人怜悯的人吗？他想。

第三卷 第一部 第一章
<h4>一</h4>    雨季过去了，大地冒着蒸汽，到处麇集着一片片的苍蝇，医院里挤满了疟疾病患者。离海岸较远的内陆，大批人害了黑水热，正在死亡线上挣扎着，但是人们暂时还是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雨点敲击铁皮屋顶的声音停止了，世界好像又恢复了宁静。城里面浓郁的花香把警察局走廊的动物园气味冲淡了很多。拦港铁索启封后一小时，客轮驶进了港口，并没有军舰为它护航。  客轮一抛锚，斯考比马上坐着警察局的汽艇迎了出去。他嘴上的肌肉为了准备欢迎的话语已经变得僵硬了，他的舌头一直在练习一些听上去既热情又不做作的词句。他想：我在生活的旅程中兜了这么大的一个圈子，原来只是为了排练这一欢迎的场面啊！他希望在一种公开场合和露易丝会面，在生人面前对她表示亲切欢迎更容易做一些。但是斯考比到处也看不到她的踪影，他不得不向轮船上的司务长打听她的房舱号码。  即使这个时候，斯考比仍然抱着一线希望，船舱里还有别的旅客在。现在每间舱房至少也要住六个人。  但是当他敲了门，舱门打开以后，屋子里却只有露易丝一个人。他觉得自己像是一个兜售什么商品的人，敲开了一家生人的房门。他喊了一声“露易丝”，他的话音的末尾带着一个疑问号。  “亨利，”她叫道，又接着说，“到里边来。”在他走进客舱以后，唯一要做的事只能是接吻了。他想躲开她的嘴——嘴泄露的真情太多了，但是她一定要把他的头转过来，直到把自己回报他的吻印在他的唇上才甘心。“噢，亲爱的，我回来了。”  “你回来了。”他拼命寻找着预先排练好的词句。  “他们都那么好，”她解释说，“他们都躲开了，好让我们单独会面。”  “你路上过得好吗？”  “我想我们的船曾经被追击过一次。”  “我非常担心。”他说，心里却想：这是第一个谎言。那么，我就索性更深地陷下去吧，“我太想你了。”  “我不该离开你，亲爱的。”舷窗外面，岸上的房屋在炎热的气息里像云母一样闪烁发光。屋里非常窒闷，有一股浓郁的闺房气味，脂粉、指甲油、寝衣……一阵阵冲进鼻子里来。他说：“咱们上岸吧。”  但是她还不想把他放走。“亲爱的，”她说，“我不在你身边的时候，下了很多决心。一切都会和过去不同了。我不会再惹你心烦了。”她又重复了一句，“一切都会同过去不同了。”他悲哀地想，至少这一句说出了真实情况，可悲的真实情况。  当阿里和小仆人忙着往屋子里搬运箱笼的时候，斯考比站在窗户旁边，遥望着小山上面那些尼森式活动房屋；好像突然发生了一次山崩，在他和这些房子中间平添了无限遥远的距离。这些房子离开他这么远，开始的时候他几乎没有感到痛苦，仿佛年轻时代的一件往事，回想起来只有一种极其模糊的凄凉感。在我写那封信的时候，他对自己说，是不是我就真正开始说起谎话来呢？我真的能够比爱露易丝更爱她吗？在我的心灵深处，是不是她们两个人我都爱呢，还是只因为我这种可怕的怜悯心自发地流向每一个需要它的人，因而把事情弄得一团糟呢？任何一个受骗的人都要求别人对他忠诚。楼上面，孤独和宁静正被一片叮叮咚咚的喧响敲碎：平头铁钉一只只钉在墙壁上，沉重的东西跌落到地板上，震得天花板不住地抖动。露易丝兴高采烈地发号施令，嗓门提得很高。梳妆台上瓶瓶罐罐发出一片磕碰声。斯考比走上楼去，刚走到门口，就看见那个披着领圣体白纱的脸向他凝视过来：连死者也回到原处了，如果没有死人，生活就不是老样子了。双人床上已经挂起了蚊帐，仿佛是块灰蒙蒙的外胚层质。  “好了，阿里。”他说着脸上浮现出一丝淡淡的笑容，这是他对这次招魂会所能表现出的最大的喜悦了，“太太回来了。咱们大家又都到一块来了。”她的念珠放在梳妆台上一个小凹坑里，看到这个，他想到自己衣袋里那串断裂的念珠。他一直打算把它修好，现在看起来似乎用不着费这个事了。  “亲爱的，”露易丝说，“我上边该做的事都做完了，剩下的可以让阿里去做了。我有这么多事要同你谈……”她跟着他走到楼下，马上就说，“这些窗帘要洗一下。”  “还不显得太脏呢。”  “可怜的宝贝，你看不出来，我可是刚回来。”她说，“我现在真需要一只大书橱了。我带了许许多多书回来。”  “你还没有告诉我，是什么使你……”  “亲爱的，你会笑话我的。非常可笑。我突然发现，那时我为你当不上专员烦恼得要命，真是傻透了。等哪天我不怕你笑我的时候，再详细对你讲。”她伸出一只手来，有些犹豫地摸着他的胳膊，“你真的高兴……”  “非常高兴。”他说。  “你知道有一件事我很担心吗？我怕我不在你身边督促着，你不会是一个好的天主教徒。可怜的宝贝。”  “我怕我从来就不是。”  “你常常不去参加弥撒吗？”  他故意装出一副调皮的样子：“我几乎一次也没有去过。”  “噢，蒂奇。”她很快地把这场玩笑打住，说，“亨利，亲爱的，你也许会想我太爱动感情了，但是明天是星期日，我要咱们俩一起去领圣体。这是一个标志，说明我们再重新开始生活——沿着正确的道路。”让人奇怪的是，人们往往疏忽了一个场合中最重要的事情——斯考比从来没有考虑到她会提出这个要求来。他说：“当然了。”但是他的脑子在这一时刻已经木然了。  “今天下午你得去作告解。”  “我没有做过什么大不了的坏事。”  “星期日不去参加弥撒就是不能饶恕的罪，和通奸一样严重。”  “只不过通奸更有趣儿。”斯考比故意用开玩笑的语气说。  “我该回家来看着你点儿啦。”  “我今天下午去教堂——吃过午饭以后，空着肚子我是不能告解的。”他说。  “亲爱的，你已经变了，你知道。”  “我不过是在开玩笑。”  “你开玩笑倒无所谓，我还愿意你这样做呢，可是你过去是不怎么开欢笑的。”  “这不是你头一天回来吗，亲爱的？”他就这样强颜欢笑，干枯的嘴唇说着一个又一个笑话。就是在吃午饭的当儿，他还把叉子放下来讲了一句俏皮话。“亲爱的亨利，”她说，“我从来没有看见你这么高兴过。”他脚下的地基已经沉了下去，吃这顿饭的时候，从始至终他一直觉得自己在往下落，肠胃好像都没有着落，透不过气来，沮丧绝望——因为一个人这么快地往下落是很难活下去的。他的强颜欢笑不过是从罅隙中落下去时的尖声呼叫而已。  午饭吃完了（他一点儿也不知道自己究竟吃了些什么），他说：“我该走了。”  “到兰克神父那儿去？”  “我要先去看看威尔逊。他现在就住在一所尼森式活动房屋里，是咱们的邻居了。”  “他这时候会不会在城里？”  “我想他可能会回来吃午饭。”  在他往山上走的时候，他想，今后我要去看威尔逊多少次啊！可是不成——这不是一个安全的借口。只这么一回还成，因为他知道威尔逊是在城里吃中饭的。虽然如此，为了保险起见，他还是敲了敲威尔逊的房门。他吓了一跳，因为哈里斯从里面把门开开了。“没想到你在家。”斯考比说。  “我发烧了。”哈里斯说。  “不知道威尔逊在不在。”  “他总是在城里吃午饭。”哈里斯说。  “我只是想告诉他，欢迎他到我家去。我的妻子回来了，你知道。”  “刚才我从窗口看到你们在忙乱了。”  “你也一定要到我们家去。”  “我并不是一个爱到别人家去做客的人。”哈里斯说，他站在门边好像忽然瘫软了，“说老实话，我怕和女人打交道。”  “你同女人来往的机会太少了，哈里斯。”  “我不会同太太们交际应酬。”哈里斯的口气很有以此为荣的味道。当斯考比硬着头皮向一所妇女住的房子走去时，他意识到哈里斯怎样在背后紧紧盯着他，怎样以一个没人需要的男人的令人作呕的禁欲主义的目光盯着他。在他敲海伦的房门时，他感到那指责的目光一直刺穿了自己的脊背。他想：我的借口就是这样一个下场，他会告诉威尔逊，威尔逊会告诉……他想：我可以说我路过这里，顺便进去看看……他觉得他的完整的人格正由于谎言的这一缓慢的分解作用而分崩离析。  “你为什么要敲门？”海伦说。屋子遮着窗帘，海伦在幽暗里正在床上躺着。  “哈里斯在看着我呢。”  “我以为你今天不会来了。”  “你怎么知道的？”  “咱们这里不管发生什么事，没有一个人不知道的——除了那一件事。你做得真聪明。我想这是因为你是警官的缘故。”  “是啊。”他在床边坐下，把手放在她的胳膊上：两人皮肤接触的地方马上冒出来汗珠。他说：“你怎么了？是不是生病了？”  “只是有点儿头疼。”  “要注意身体。”他机械地说，甚至没有听见自己在说什么。  “你正在为一件什么事发愁，亲爱的。”她说，“出了什么——岔子了吗？”  “不是你想的那种岔子。”  “可怜的爱人，你还记得你第一夜留在这里的事吗？你那个时候不为任何事发愁，甚至把雨伞也落下了。我们当时多么幸福。不觉得奇怪吗？——我们那时候多么幸福。”  “是的。”  “为什么咱们老要这样下去——老这样不幸福？”  “把幸福同爱情两个概念混同起来是个错误。”斯考比拼命地想谈一些空洞的道理，似乎只要他把整个这件事变成教科书上的一个事例——正像他们把佩倍尔顿的自杀变成一个事件一样——他们两个人就都可能再次得到平静，都可以听从命运的安排了。  “有的时候你老得可怕。”海伦说，但是她立刻就向他挥了一下手，表示她这句话只是随便一说。他充满怜悯地想：今天她没有吵嘴的心情，或者她认为不该吵嘴。“亲爱的，”她接着说，“你想的是什么？”  如果能避免的话，一个人是不该向两个人扯谎的：这样做就要引起一片混乱。话是这样说，当他望着她倚在枕头上的面孔时，还是非常想对她扯一个谎。他觉得海伦像是介绍自然知识的影片中的一株什么植物，眼看着一点点地老起来。她的样子已经十足地像一个生活在海岸殖民地的人。她同露易丝再也没有什么区别了。他说：“我在想一件需要我自己去解决的麻烦事。一件我事前没有考虑到的事。”  “告诉我，亲爱的。两个人的脑子……”她闭上了眼睛，他看到她咬紧了嘴巴准备承受一次打击。  他说：“露易丝叫我同她一起去参加弥撒，去领圣体。我现在应该是在去作告解的路上。”  “就是这点儿事吗？”她非常宽心似的问道。他对她的这种无知感到非常气恼，尽管他自己也觉得不够公正，这种恼怒却几乎像厌恨一样在他的心里翻动着。  “是一点儿事吗？”他说，“是一点儿事吗？”但是他对她马上又恢复了公正的态度，温和地说：“如果我不去领圣体，她就会知道我干了什么事，你知道，干了什么坏事了。”  “那么你就去一次又有什么？”  他说：“对我来说，这意味着——下地狱。对上帝犯了不可饶恕的罪。”  “你难道真的相信地狱那些事吗？”  “菲娄威斯也这样问过我。”  “可是我简直不能理解，如果你相信地狱，现在为什么又同我在一起呢？”  他想：有多少次，没有信仰常常会比有信仰更能帮助人看清问题。他说：“你说得当然对，应该是能阻止住这种事情的。但是住在维苏威火山脚下的村民也还是继续……而且，不管教会是怎样教导的，一个人总还是相信爱情——不管是哪一种爱情——总能得到上帝一些怜悯的。当然了，一个人会为此付出代价，付出极大的代价，但是我不相信，一个人将永远为此受惩罚。也许在他临死以前，会给他一点儿时间……”  “做一次临终前的悔罪。”她鄙夷地说。  “为这种事悔罪，”他说，“是不容易的。”他把她手上的汗珠吻掉，“我可以为我说的谎言忏悔，为我把事情搞得一团糟、为我给人们带来的不幸忏悔，但是如果我现在就要死了，我不知道该怎样为我们的爱情忏悔。”  “好了。”她仍然带着一些鄙夷的语调说，这种语调似乎正在把她从他身边拖走，把她拖到岸上安全的地方去，“你不能现在就去把什么都向神父忏悔了吗？忏悔也不等于说你以后就再也不做这种事儿了。”  “如果我根本不想改，忏悔又有什么用？”  “那么好吧，”她获胜似的说，“一不做二不休，既然你已经犯了不可饶恕的罪——这是你这样认为，再犯一次对你来说又有什么关系？”  他想，估计笃信宗教的人会把这个看作是魔鬼在讲话，但是他知道，魔鬼是不会使用这种露骨的、叫人无法辩驳的词句讲话的；讲这样的话的还是天真无知。他说：“这是有区别的——很大的区别。这很难解释。现在我只是把我们的爱情放在——放在我个人的安全之上。但是另外一种做法——那种做法是真正邪恶的。那就像是崇拜撒旦的人参加的黑弥撒，像是一个人偷了圣体而把它亵渎了一样，那是趁上帝倒在地上而用拳头打他——在我的能力范围内用拳头打他。”  她厌倦地把头转向一边，说：“你说的这些我什么也不懂。对我说来都毫无意义。”  “但愿对我说来也毫无意义，但是我相信这个。”  她尖刻地说：“我想你是相信的。或者你是在耍花招？咱们刚开始的时候我可没听见你谈论这么多上帝，是不是？你现在在我面前变得这么虔诚了，是不是要给自己找个借口……”  “亲爱的，”斯考比说，“我不是要永远离开你，我只不过是需要好好想一下，好好想一下。”<h4>二</h4>    第二天早晨六点一刻，阿里来叫他们起床。斯考比立刻就醒过来，但是露易丝却睡得很香——头一天她太疲劳了。斯考比把头在枕头上转过去望着她——这是他曾经爱过的一张脸，这是他仍然在爱的一张脸。她害怕在大海里遇到事故，吓得要死，但是她还是回来了，为了使他生活得舒服一些。她在一次痛苦中给他生了一个孩子，又在另外一次痛苦中看着孩子死去。他自己看起来什么都躲避掉了。我怎样才能安排好一切，他想，使她永远不再受痛苦呢？但是他知道他这是给自己定了一个无法完成的任务。他能做到的，只是把痛苦推迟，而他自己却像带着一种传染病似的总是带着它，或迟或早还是要传染给她的。说不定她现在已经感染了，因为她翻了个身，在睡梦中呻吟了一声。他把手放在她的面颊上，叫她睡得安定一些。他想：如果她能这样睡下去，我就也再睡一会儿，我就会睡过了头，我们就赶不上参加弥撒了，另外一个难题就推迟了。但是他的这种思想好像是一只闹钟，她一下子醒过来了。  “什么时候了，亲爱的？”  “快六点半钟了。”  “咱们得快一点儿。”他觉得自己好像正被一个和蔼的却丝毫不肯徇私的狱卒催促着穿好衣服送往刑场，但是他仍然拖延着不肯施展最后救命的招数：说不定会有奇迹发生的。露易丝最后把粉涂好（粉一涂到脸上立刻就凝结成块），说道：“咱们走吧。”她的声音里是不是隐约流露出胜利者的口气？许多许多年以前，在童年时期的另外一种生活里，有一个名叫亨利·斯考比的孩子曾经在学校演出的戏剧里扮演过“急性子”。他之所以被选中是因为他的年龄和身材，但是大家都说他表演得非常出色。现在他又不得不表演了——这当然不会比动动嘴唇说一句谎话有更大的困难。  斯考比突然往墙上一靠，用手捂住胸口。他无法使自己的肌肉装出疼痛的样子，所以只是闭上了眼睛。露易丝照着镜子说：“记得提醒我给你说说徳班的戴维斯神父的事，他是一位很好的传教士，比兰克神父知识更渊博。”斯考比觉得她永远也不会回过头来注意到自己了。她说：“好了，咱们真的该走了。”但是她还在镜子前边磨磨蹭蹭的。几根被汗水浸得平直的头发太不顺溜了。最后，斯考比从自己睫毛的帘幕后面终于看到她转回身来，望到自己身上。“走吧，亲爱的，”她说，“你困了吗？”  他继续闭着眼睛，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她有些生气地说：“蒂奇，你怎么了？”  “给我一点儿白兰地。”  “你不舒服吗？”  “给我一点儿白兰地。”他不耐烦地又说了一句。当她把白兰地拿来，他的舌头尝到了酒味的时候，他有一种暂缓处刑的无限宽慰的感觉。他长舒了一口气，身体松懈下来。“好多了。”  “怎么回事，蒂奇？”  “胸口痛了一下。现在过去了。”  “你从前有过这种情形吗？”  “你不在的时候，有过一两次。”  “你得去看看医生。”  “噢，太麻烦了。他们还不是告诉你工作过度。”  “我不该把你拽起来，可是我是想咱们一起去领圣体。”  “我怕喝了这口白兰地就不能领圣体了。”  “没关系，蒂奇。”她就这样漫不经心地把他判处了永恒的死刑，“咱们哪天都可以去。”  他跪在自己的位子上，看着她同别的领圣体的人一起跪在祭坛栏杆前。他坚持同她一起到教堂来。兰克神父离开祭坛，举起圣体向他们走来。斯考比想：上帝刚刚逃开了我，但是他会永远逃开我吗？主啊，我不敢当……主啊，我不敢当[69]……主啊，我不敢当……他好像在操练的时候一样，一只手按照一定的节拍敲着制服上的某个纽扣。他想到上帝为了让世人也有与他相同的意愿，竟这样把自己降低为人，作为一块圣饼抛头露面，过去是在巴勒斯坦的村庄里，现在又在这个燠热的海港里。这里、那里，无处不在，一时间他觉得这是一桩极其残忍、极其不公正的事。基督曾经叫一个有钱的年轻人卖掉一切财产跟随他到别处去[70]，这同上帝自己的行径比起来，同他自己听任那些几乎不懂得怜悯的人摆布比起来，毕竟还是容易做到的，在情理上也是讲得通的。上帝是多么舍己忘我地爱人啊！他感到非常羞惭。神父慢吞吞地走了过来，中途不断在这个人面前、那个人面前停留一会儿，最后终于走到露易丝的跟前。斯考比忽然感到他已经被放逐了。那边，所有的人都跪在地上的一边，是一个他永远也不能再回去的国土。他的心被一种强烈的爱搅动起来，这是每当人们失掉什么的时候——不论是失去孩子、女人甚至是失去痛苦——永远会感到的那种爱。

第三卷 第一部 第二章
<h4>一</h4>    威尔逊很小心地把那一页诗从《老道恩海姆人》上撕下来，在诗背面贴上一张殖民厅办公专用的厚信纸。他把它拿起来对着亮光照了照，诗背面印着球赛结果的文字一点儿也看不出来。这以后他把这张纸仔细叠起来，放在口袋里；也许这张纸将要永远留在他的衣袋里，谁说得准呢？  看到斯考比开着汽车向城里驶去以后，他开始向山下斯考比的住房走去。他的心扑通扑通地跳着，有一种透不过气来的感觉，正像那次去妓院的感觉一样，甚至那种非常勉强的心理也同那次一模一样——有谁愿意在某一特定时刻改变生活的常规呢？  他想象另外一个人处在他的境地时会怎样做，他把这个人要做的演习了一遍。要立刻把过去的线索重新拾起来，非常自然地同她接吻，如果可能的话要吻她的嘴，对她说“我很想你”，不能迟迟疑疑。但是他的一颗心却怦怦乱跳，不断发出恐惧的信号，把他的思想完全搅乱了。  “啊，威尔逊，你到底露面了。”露易丝说，“我还以为你把我忘了呢。”她向他伸出手来。他像是被打败了似的握住她的手。  “喝一点儿什么吧！”  “我在想，你愿不愿意同我出去散散步。”  “天太热了，威尔逊。”  “我一直没有到那个地方去过，你知道，从那次……”  “到哪个地方去？”他明白了，对于那些没有爱上谁的人，时间可不会静止的。  “到那个老车站去。”  “噢，是啊……是啊，我自己也还没有去过呢。”她毫无兴趣地、含含混混地说，给威尔逊一种残忍无情的感觉。  “我从那里回来的那天夜里，”他可以感觉到那暴露了自己不成熟的红晕又布满了整个面孔，“试着写了几首诗。”  “你写诗，威尔逊？”  他激愤地说：“是的，我写诗。为什么我不能写呢？而且还发表了。”  “我没有笑你。我只是感到吃惊。在什么地方发表的？”  “一份新刊物，叫《圆圈》。当然了，他们给的稿费很低。”  “我可以看看吗？”  威尔逊呼吸急促地说：“我带着呢。”他又解释说，“背面也登了一些东西，让我受不了。对我说来现代味太浓了。”他带着一种困窘的、饥渴的神情望着她。  “写得很美。”她说，声音很低。  “你看到缩写的姓名了吗？”  “过去还从来没有人写诗献给我呢。”  威尔逊感到一阵厌腻，他想坐下来。他问自己：为什么一个人要开始这样一场丢脸的事呢？为什么要想象自己爱上了什么人呢？不记得在什么地方，他曾经读过，爱情是十一世纪行吟诗人的发明；为什么行吟诗人不让我们只有肉欲呢？他用一种毫无希望的恶毒说：“我爱你。”他想：这是谎言，这句话离开了印刷的书页一点儿意义也没有。他等待着她的嘲笑。  “啊，不是的，威尔逊，”她说，“不是的。你不爱我，你不过是染上了这里海岸的热病而已。”  他不顾一切地说下去：“超过世界上一切事物。”  她温和地说：“没有人会这样爱的，威尔逊。”  他不安地在屋子里走来走去，短裤轻轻拍拂着，手里挥动着从《老道恩海姆人》上撕下的那页纸。“你应该相信爱的。你是天主教徒。上帝不是爱世人吗？”  “啊，是这样的，”她说，“上帝做得到。我们一般人能做到的太少了。”  “你爱你的丈夫。你同我说过。爱情使你回到家里来。”  露易丝悲哀地说：“我想我是爱他的，竭尽我的一切所能。但是这不是你想象中所感觉的那种爱。没有盛毒药的酒杯，没有永世沉沦的黑帆。人们谁也不为爱情去死，威尔逊——当然，除了书里记载的那些，还有小孩子有时演的那些戏。但是，咱们不要这样演戏了，威尔逊——对咱们这样年纪的人来说，这不是什么好玩的事了。”  “我不是在演戏。”他气愤地说，他很容易就听出自己的气愤中带着一种装腔作势的声调，他好像要把书架当作她忘记掉的一个证人似的对着它大声说，“这些书也都是在演戏吗？”  “不完全是。”她说，“也就是因为这个，比起你的那些诗人来我更喜欢它们。”  “但是你还是回来了。”他的脸因为突然想到一句恶毒的话而泛起了亮光，“也许是出于嫉妒。”  她说：“嫉妒？我有什么可嫉妒的呢？”  “他们一直做得很谨慎，”威尔逊说，“但是怎么谨慎也瞒不过人们的耳目。”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在说你的蒂奇和海伦·罗尔特。”  露易丝在他的面颊上打了一个巴掌，没有打准，打着了他的鼻子，威尔逊的鼻子马上淌出大量血来。她说：“这是对你叫他蒂奇的惩罚。除了我以外，谁也不许这么叫他。你知道他不喜欢这个名字。来，拿我这块手帕去，要是你自己没带着的话。”  威尔逊说：“我的鼻子动不动就出血。我可不可以仰面躺一会儿？”他在桌子同食品橱中间的地板上、在爬来爬去的蚂蚁当中挺直了身子。前一回是斯考比在彭德看着他淌眼泪，这一回是——这个。  “要不要我把一个钥匙放在你的脖颈上？”露易丝问。  “不，不要，谢谢你。”《老道恩海姆人》上的一页诗也沾满了血。  “真的对不起。我的脾气太坏了。这会把你治过来的，威尔逊。”但是如果一个人是靠浪漫调情过活的，他是永远也治不过来的。世界上宣传这种信仰、那种信仰的传教士太多了，这些人被他们的信徒捧得忘乎所以了；因为比起在残酷与绝望的可怕的真空中游荡，假装信仰些什么肯定更好一些。他固执地说：“什么也不能把我治过来，露易丝，我爱你。什么也治不过来。”他一边说一边用手帕擦血。  “如果真是这样，”她说，“那就太奇怪了。”  他在地上哼了一下，表示不了解她的意思。  “我的意思是说，”她解释道，“是否你才真是一个懂得爱的人。我过去一直以为亨利是这种人，如果我想得不对，你才是真正的这样的人，那就太奇怪了。”在他即将按照自己对自己的评价被人接受的时候，他忽然感到一种无名的恐惧，就好像在部队被击溃时一个小参谋官声言熟悉坦克，竟被人们信以为真一样：现在再承认自己除了读过几篇技术性刊物上的文章什么都不懂，已经太迟了。“噢，抒情诗般的爱情啊，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飞鸟。”他一边往手帕上擦血，一边缓缓地从嘴里吐出一句泛泛之论的话来，“我想他也懂得爱——用他那种方式。”  “爱谁？”露易丝说，“我，你提到的这个海伦·罗尔特，还是只爱他自己？”  “我刚才不该提到那件事。”  “不是确有其事吗？让咱们都说一点儿真心话吧，威尔逊。你不知道我对那些安慰人的谎话多么厌倦了。她长得美吗？”  “噢，不美。她不是那种美丽的女人。”  “她年轻，当然了，我可是已经到了中年了。她经历了那些事，肯定有些憔悴。”  “憔悴不堪。”  “但是她不是天主教徒。她的运气不错。她不受什么约束，威尔逊。”  威尔逊倚着桌子腿坐起来，他带着真实的感情说：“看在上帝的份上，别叫我威尔逊好吗？”  “爱德华，爱迪，泰德，泰迪。”  “我的鼻子又出血了。”他凄惨地说，又重新躺在地板上。  “这件事你都知道什么，泰迪？”  “我想你还是叫我爱德华吧，露易丝。我看见过他在夜里两点钟从她的房子里走出来。他昨天下午又去了。”  “他去作告解了。”  “哈里斯看见他去了。”  “你一定一直在监视他。”  “我相信尤塞夫正在利用他。”  “太离奇了。你想得太多了。”  她站在他的旁边，仿佛躺在地上的是一具尸体，手掌里放着一块沾满血迹的手帕。他们两人都没有听到汽车停在门外的声音和从台阶上走向房门的脚步声。这间屋子对他们说来似乎已经变得像墓穴那样严密、亲切、密不通风；两人都觉得很奇怪，突然有一个第三者从外面的世界对着这间屋子讲起话来。“出了什么事了？”斯考比的声音问道。  “没什么……”露易丝说着有些慌乱地挥了一下手——她要说的好像是：该怎样从头说起呢？威尔逊挣扎着想站起来，但是鼻子马上又流出血来。  “给你这个，”斯考比从衣服口袋里拿出一串钥匙，放进威尔逊的衬衫领子里，“你会看到的，”他说，“老办法还是最有效的。”果不其然，没过一会儿，威尔逊的鼻子真的不出血了。“一定不要仰面躺着，”斯考比蛮有道理地继续说，“还有一种办法就是用海绵蘸冷水擦洗。你的样子看起来可真像打了一场架，威尔逊。”  “我总是仰面朝天地躺着，”威尔逊说，“我一看见血就头晕。”  “要喝一杯酒吗？”  “不，”威尔逊说，“不喝。我该走了。”他费了不少力气才从衬衫里把钥匙拿出来，弄得衬衫的后摆也从裤子里面耷拉出来了。直到回到尼森式活动房屋，哈里斯给他指出以后，他才发现自己的衬衫没系在裤子里。他想：我就是这样从他们家里走出来的，他们肩并肩地看着我的这副狼狈相。他隔着一片灼热的土地和凄凉的铁皮屋顶小房遥望着斯考比的住房，仿佛打了败仗以后重新在考察战场的景象。他很想知道，如果他是胜利者，这一派荒凉景色该如何呈现在他的眼睛里；但是在恋爱上是从来没有胜利这种事的，在最后被死亡和冷淡击败以前，有的只不过是几场战术上的小成功而已。    <h4>二</h4>    “他要做什么？”  “他要对我谈情说爱。”  “他爱你吗？”  “他认为他爱我。你不能问得再多了，你说是吗？”  “你打他好像打得很重，”斯考比说，“打在鼻子上了？”  “他惹我生气。他叫你蒂奇。亲爱的，他暗中监视着你。”  “我知道。”  “他危险吗？”  “可能危险——在某种情况下。但是果真到了那种地步，就是我的错了。”  “亨利，你难道从来不生谁的气吗？他向我求爱你觉得没有什么吗？”  他说：“如果我为这种事生气，我就太虚伪了。这种事人人都会有的。要知道，就是正常的、规矩的人也会爱上人的。”  “你爱过人吗？”  “啊，爱过，爱过。”他一边在脸上挖掘笑容，一边仔细打量着她脸上的表情，“你知道我爱过的。”  “亨利，你今天早上真的不舒服吗？”  “真的。”  “不是在寻找借口？  “不是。”  “那么咱们明天早上去领圣体吧，亲爱的。”  “如果你想去的话。”他说。他知道这一时刻迟早要来的。为了不让露易丝发现自己手在发抖，他装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取下一只酒杯来。“喝酒吗？”  “太早了，亲爱的。”露易丝说。他知道她正在专心观望着自己——正像所有别的人一样。他把酒杯放下，说：“我得回到局里去看几份文件。等我回来，就可以喝酒了。”  他不很稳定地驾驶着车子，因为心头一阵阵泛起厌腻的感觉，两眼都有些发花了。噢，上帝，他想，你这样突然地硬要别人接受你的决定，连考虑的时间都不给。我太累了，没有力量去思考了。这本是应该在纸上演算的一道数学题，答案应该毫不费力地求得的。但是痛苦却使他恶心起来，他伏在方向盘上干呕了几声。让人苦恼的是，他想，我们是知道答案的——我们天主教徒因为知道答案所以被罚入地狱。我不需要再演算什么了——只有一个答案，那就是跪在忏悔室里说：“自从上次告解以后我又犯了多少次通奸罪，等等等等。”听兰克神父警告我以后要避开这种场合，不要单独和这个女人会面（兰克神父用的都是那些可怕的抽象的词：海伦成了“这个女人”，成了“场合”，而不再是那个紧握着集邮簿、听着巴格斯特在门外吼叫的仓皇失措的孩子；这叫通奸，而不是宁静、黑暗、温情和怜悯的时刻）。再以后，我就要对我的罪行悔罪，许下诺言“绝对不再冒犯你”，接着第二天去领圣体，在人们称之为宠爱的境界里将天主耶稣领入口内。这就是正确的答案——别的答案是没有的：使自己的灵魂得救，而把她丢给巴格斯特和悲痛绝望。一个人必须理智一些，他对自己说，必须承认悲痛绝望的心情是不会永远继续下去的（真的是这样吗），爱情不会永远继续下去（可是，这不正是绝望永远继续下去的原因吗），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以后她就不会再痛苦了。她在小船上漂泊了四十天，死了丈夫，也都过来了，难道爱情的死亡她就经受不住吗？正像我能经受住一样，正像我知道我能经受住一样。  他把车停在教堂外面，万念俱灰地坐在方向盘后面。死亡从不在一个人最希望它来的时候到来。他想：当然还有一个不对的答案，一个普普通通、老老实实的错误答案：离开露易丝，忘记私下立下的誓言，辞掉工作。是把海伦丢给巴格斯特，还是把露易丝丢给什么人？我陷入了一个无法解脱的困境，他对自己说。他在汽车的反光镜里看到一个走投无路的陌生人的毫无表情的面孔。他最后还是下了汽车，走进教堂。在等着兰克神父进入忏悔室的时候，他跪下祈祷，叨念着唯一能记起的祈祷文。他甚至连《天主经》和《圣母经》也记不起来了。他在祈求一个奇迹：“啊，上帝，让我悔悟吧，帮助我，让我悔悟吧。让我感觉到我自己比那个女孩更为重要。”在他这样祈祷的时候，他看到的不是海伦的脸，是一个被水手奸污后又被杀害的十二岁黑女孩的脸，这张脸在昏黄的煤油灯光下正茫然地瞪着他。“让我首先想到我自己的灵魂吧！乞求你的怜悯让我还能信任那个连我都要弃绝的人吧！”他听到兰克神父关闭忏悔室小门的声音；他跪在那里又感到一阵翻肠搅肚的恶心的感觉。“啊，上帝，”他叨念说，“如果不能这样，一定要我弃绝你的话，你就惩罚我一个人而让别的人得到一些幸福吧。”他走进忏悔室里去。他在想，奇迹还是可能发生的。即使像兰克神父这样的人也可能有一次找到一句话——一句合适的话来……他跪在竖放着的棺材一样大小的空间里说：“从我上次告解以后，我犯了通奸罪。”  “多少次？”  “我不知道，神父，很多次。”  “你结婚了吗？”  “结了。”他想起那天晚上兰克神父承认自己无力给别人帮助，当着他的面几乎控制不住自己感情的事……现在，他竭力维持教会的礼规，装作完全不认识告解者的身份，但是心里面是否也记着那天的事呢？斯考比想说：“帮助我吧，神父。让我相信把她丢弃给巴格斯特是我该做的事。让我相信上帝会宽恕我吧。”但是他只是默默不言地跪在那里，等待着，感觉不到有一丝一毫的希望。兰克神父说：“是同一个女人吗？”  “是的。”  “你一定要躲避她，别同她见面。能够做到吗？”  他摇了摇头。  “如果非同她见面不可的话，一定不能单独同她在一起。你答不答应做到这一点？能不能向上帝而不是向我保证做到这一点？”斯考比想：我多么傻，居然希望神父能说出那句不可思议的话来。他说的话是向无数人说过无数次的公式。可能人们都是许下诺言，离开忏悔室，以后再回来继续作告解。这些人真的相信他们要努力去做他们许诺下的事吗？他又想：我活着，每天都是在欺骗别人，我不想再欺骗自己、欺骗上帝了。他回答说：“我就是答应也是没有用的，神父。”  “你一定要答应。你不能只祈求目的而不要手段。”  噢，为什么不能呢？他想，能够这样的；难道不能只要求胜利后的和平而不要满目疮痍的城镇吗？  兰克神父说：“告解也好，赦罪也好，都不能不动心思，这话用不着我告诉你你也知道。能不能得到宽恕，需要看你自己的心境。一点儿也没有心理准备跪到这里来是没有什么好处的。一定要先认识到你犯了罪，再到这里来。”  “我没有认识到。”  “另外，还要有悔罪的诚心。我们被告知，要宽恕我们的兄弟七十个七次[71]；我们不用怕上帝的宽恕会比我们的还少，但是一个人如果不肯悔罪是得不到宽恕的。犯罪七十次每次都悔罪，比只犯一次却永远不悔罪更好一些。”斯考比看到兰克神父抬起手臂，揩掉眼镜上的汗水，看上去他非常疲劳了。斯考比想：这样拖着他在这里受罪有什么好处呢？他是对的，当然了，他是对的。我真是傻透了，怎么能幻想在这个不通风的小阁子里找到使我信服的话呢……他说：“我想我不该来这里的，神父。”  “我不想拒绝为你念赦罪经，但是我想，如果你先离开这里，把事情好好想一想，再来的时候你的心境就更适于作告解了。”  “是的，神父。”  “我要为你祈祷。”  当斯考比从忏悔室里走出来的时候，他觉得有生以来他的脚步第一次走上一条看不到希望的路途。不论目光转向什么地方——十字架上毫无生气的上帝像也好，圣女塑像也好，还是那些描绘发生在很久很久以前的事迹的粗俗的耶稣受难图也好——希望都全然无迹。他觉得自己离开忏悔室只是为了前往探索一片凄凉绝望的土地。  他把汽车开到警察局，取了一个文件夹，然后回到家里。“你出去了很长时间。”露易丝说。在他的答话没有说出口以前，他甚至不知道自己要编造的是什么谎言。“我胸口又痛了，”他说，“所以歇了一会儿才回来。”  “你是不是觉得应该喝一杯酒？”  “是的，直到有谁告诉我不该喝酒为止。”  “你要去看看医生吗？”  “当然了。”  这天夜里他梦到自己乘坐一条小船顺着地下河漂流下去，正像他童年时代崇拜的英雄人物阿伦·夸特曼[72]在一条地下河流驶向失落的城市密罗西斯一样。但是夸特曼当时身边还有伙伴，他却只是孤身一人；停在担架上的一具尸体是不能算作同伴的。他心里非常着急，要赶快到一个地方去，因为他提醒自己说，在这种气候里尸体只能停放很短的时间，他的鼻子已经闻到了腐烂的气味。但是当他坐在那里驾驶着小船在河中间漂流下去的时候，他发现臭味不是来自那具死尸，而是从他自己仍然活着的身体中发出来的。他觉得自己的血液好像已经不流通了，当他想抬起胳膊的时候，他的胳膊却一点儿不听话地在肩膀下面耷拉着。他从梦中醒过来，发现露易丝正在晃动他的胳膊。她说：“亲爱的，时间到了，该走了。”  “上哪儿去？”他问。  “我们一起去参加弥撒。”他又一次感到她正目不转睛地打量着自己。再说一句拖延时间的谎话有什么用？他很想知道威尔逊对她说了些什么。他能够老是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地撒谎吗？能够老是寻找工作、健康或是记忆不佳的一些借口，永远避开圣体栏杆前的场面吗？他怀着绝望的心情想：我已经受到神的谴责了，索性让我毁灭到底吧！“好吧，”他说，“当然了，我这就起来。”没有料到，她平白无故地给了他一个借口，给他制造了一个机会，他反而吃了一惊。“亲爱的，”她说，“要是你不舒服，就别起来了。我不想把你从床上拖起来去参加弥撒。”  但是他觉得她给他的这个借口也是一个陷阱。他可以看到隐蔽的标注上面重新铺上的草坪。如果他把这个借口接过来，就无异于承认自己确实犯了罪。他打定主意，不论付出什么永世不能补赎的代价，这一回也要一劳永逸地在她心目中澄清自己，要让她把心放下来；她需要的正是这个。他说：“不，不，我要同你一起去。”当他同她并排走进教堂的时候，他觉得自己仿佛是第一次进入这个建筑物——一切都那么陌生，他同这些跪着祈祷、不久就心情宁静地领圣体的人已经被无限遥远的距离分隔开了。他跪下，假装在祈祷。  弥撒经文在他耳边鸣响着，像是起诉状。“我将在上帝的圣坛前边，到青年时代曾给我欢乐的上帝身边。”但是现在到处也没有欢乐。他抬起头，从指缝里向外窥视着：圣母和圣徒的塑像好像从四面八方，向每一个人伸着手，但就是没有理睬他。他是社交场合里一个没有人认识的生客，没有人把他介绍给别的人。一张张和蔼的、微笑的面孔没有一张是望着他的，简直叫他无法忍受。当神父念起“天主怜悯我等”的时候，他又一次试图祈祷：“天主怜悯……上帝怜悯……天主怜悯。”但是他即将做的那件事引起他的恐惧和羞愧却使他的头脑一阵阵发冷。那些在赤裸着的女尸前面亵渎圣体、那些在令人毛骨悚然的荒诞的仪式中口领圣体、做黑弥撒的堕落的祭司，尽管他们干的是使自己堕落到地狱的事，至少还怀着一种比爱人类更为强烈的感情；他们做这种事或者出自对上帝的恨，或者是由于局外人无从理解的对上帝的敌人的邪恶崇拜，但是斯考比自己却既对邪恶没有爱又对上帝没有恨，上帝甘愿落到他手里，听他摆布，他又怎能恨他呢？他之所以亵渎上帝只是因为他爱上一个女人——但是那到底是爱呢，还只不过是怜悯，是一种责任感？他又试图原谅自己说：“你是可以照顾好你自己的。你每天都逃脱了被钉在十字架之苦。你只不过在忍受痛苦。你永远也不会迷失。你要承认，自己必须处在这些人后面。”他看着神父把酒和水倒在圣杯里，像准备饭食一样正在祭坛上为自己下地狱做准备，他想：我呀，我一定要走在最后；我是警察副专员，我手下有一百名警察，我负有责任。我的职务是照料别的人，我必须尽到我的职责。  圣，圣，圣[73]，弥撒正祭已经开始了，兰克神父在祭坛边的喃喃语声毫不留情地一步步逼向奉献礼。“求赐我等日日宁静……助佑我等免受永罚……”平安，安宁，宁静[74]：在整个这场弥撒中“宁静”一词的各种变格在他耳鼓中轰轰作响。他想：我连宁静的希望也永远丧失了。我负有责任。我在居心欺骗的道路上越滑越远，不久就永远也回不来了。因为这是我的躯体[75]。铃声响起来，兰克神父用手指举起圣杯来——这像圣饼一样轻的圣体，但是斯考比却感到它的到来压在自己心头像铅块一样沉重。因为这是盛我血的圣杯[76]。第二阵铃声响了。  露易丝摸了摸他的手。“亲爱的，你不舒服吗？”他想，这是第二个机会。我的痛苦又回来了。我可以离开这里了。确实如此，如果我没有痛苦，谁能说有痛苦呢？但是如果他现在走出教堂，他知道他只有一条路可走——听从兰克神父的劝告，把那件事结束，抛弃她，几天以后，在确实知道自己已经把清白无辜归还到它应有的位置上——归还到大西洋的浪涛下以后，良心清白地再到教堂来领圣体。如果不叫清白无辜把人们的灵魂杀害，它自己就必须夭折。  “我留下宁静给你们，我将我的宁静赐给你们[77]。”  “我没有不舒服。”他说，一直盘桓在他心中的渴望刺得他的眼球酸痛，他抬头向祭坛上的十字架望去，气恨恨地想：拿去你那擦拭伤口的棉花吧！我现在这个样子是你造成的。接受投掷到你身上的枪刺吧！他用不着打开弥撒经本就知道祈祷文如何结束。“啊，天主耶稣，我不敢领你的圣体，求你不要把它变成我的审判和责罚。”他闭上眼睛，让黑暗进入他的体内。弥撒经文越到结尾时念得越快。主啊，我不敢当……主啊，我不敢当……主啊，我不敢当[78]……在绞首台下面，他睁开了眼睛，看见一些黑人老婆婆拖着脚向圣体栏杆走去，此外还有几个士兵、一个空军机械匠、他手下的一名警察、在银行工作的一个职员，这些人都心情怡适地走向宁静，斯考比对他们的淳朴和善良非常羡慕。是的，在现在这一时刻他们个个都心安理得。  “你不来吗，亲爱的？”露易丝问。她的手又碰了他一下——那只又坚定又温柔的刺探的手。他站起身来，跟在她后面，在她旁边屈膝跪下。他像是置身异国的一个间谍，他已经被教会了这个国家的风俗、习惯和语言，完全同本地人一样。现在只有靠奇迹我才能得救，斯考比想，他看着兰克神父在祭坛上打开圣龛，但是上帝从来不用奇迹使他自己获救。我就是那具十字架，他想，上帝绝不肯说一个产生奇迹的字把自己从十字架上解救下来，但是如果木头也能够没有感觉，钉子也能够像人们相信的那样毫无知觉，一切就都好了。  兰克神父从祭坛的阶梯上走下来，举着圣体。斯考比嘴里的唾液都干了，仿佛连他血管中的血液也都干了。他不敢抬头，他望着神父的衣摆像中古时代战马的裙裾一样向他逼来。步步紧逼他的步履声，上帝向他冲击过来。如果埋伏着的弓弩手这时射出箭来就好了，有那么一刻他真的感到神父的脚步踟蹰不前了。也许在他走到我面前以前真的会发生点儿什么，发生一件不可思议的插曲……直到他把嘴张开以后（那一时刻已经到了），他还做了一次最后的挣扎，祈祷说：“啊，上帝，我把我的责罚奉献给你。你拿去吧。拿去给他们用吧。”他的舌尖上有一股淡而无味的感觉，永世惩罚的味道。

第三卷 第一部 第三章
<h4>一</h4>    银行经理啜了一口冰水，高声说：“斯考比太太正好赶回来过圣诞节，你该多么高兴啊！”他的语气流露出谈论公事时所不需要的热情。  “现在离圣诞节还远着呢。”斯考比说。  “雨季一过，时间就像飞一样的过去了。”银行经理继续以少有的愉快心情说下去。斯考比过去在他的语言里从来没有听到过这种乐观的调子。在他的记忆里，这位体型像鹳鸟似的人总是在他的办公室里从一端走到另一端，一天要走好几百个来回，而且总是走着走着就停下来翻看一下他的医学书。  “我到这里来……”斯考比开口说。  “是要谈谈你的人寿保险——要么就是透支的事，对不对？”  “啊，这次都不是。”  “你知道，我什么时候都愿意帮你忙，斯考比，不论是什么事。”罗宾逊是多么安静地坐在他的办公桌前边啊！斯考比带着些惊奇说：“你放弃了每天的运动了吗？”  “啊，那种运动一点儿意义也没有，”这位经理说，“我医学书看得太多了。”  “我想翻一下你的医学百科全书。”斯考比解释自己的来意说。  “你最好还是去找个医生看看，”罗宾逊出乎斯考比意料地建议说，“给我治好病的是医生，不是医学书。我可能浪费掉的那些时间……我告诉你，斯考比，阿基尔医院有一个年轻人，自从他们发现这块殖民地以来，他是派到这儿来的最好的一位医生。”  “是这个人把你的病治好的吗？”  “去找这个人看看吧。他的名字叫特拉威斯。告诉他说，是我叫你去的。”  “可是我还是想看看你的书……”  “都在书架子上呢。我还把它们摆在架子上，因为这些书看起来挺唬人的。银行经理就得是一个读书人，人们希望他的屋子里摆着一些大部头的书。”  “我很高兴你的胃病已经治好了。”  银行经理又啜了一口冰水，开口说：“如今我不再为胃病伤脑筋了。真实的情况是，斯考比，我是……”  斯考比从百科全书里找到“心绞痛”这一条目，便读了下去：疼痛特征：心绞痛引起的疼痛一般被描述为“压榨性”疼痛，“胸口有如被钳住的感觉”。痛区位于胸腔下部，胸骨下面。疼痛可能从两臂向外延伸，一般多从左臂外延，也可能上延至颈部或下延到腹部。疼痛一般只持续几秒钟，最多不过一分钟左右。紧急措施：下述措施极为重要，无论处于何种情况下病人皆须保持绝对静止……斯考比的目光匆匆掠过下面的几个小标题：“心绞痛的起因”“治疗”“病症之结束”。这以后他把书放回到书架上。“好吧，”他说，“也许我会去看看特拉威斯医生。我倒宁愿去找这个医生看病，我不太喜欢塞克医生。我希望特拉威斯医生也能使我情绪好起来，像他对你做的那样。”  “我的病嘛，”经理闪烁其词地说，“是有一些独特的地方的。”  “我的病可是很典型的。”  “你的身体看起来很好嘛。”  “啊，没有什么大问题——除了这里那里有时候犯痛，还有睡觉睡得很不好以外。”  “你的担子太重了。”  “也许是这么回事。”  斯考比觉得他播种得已经够多了——他收获的将是什么呢？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同银行经理告了别，走到外面阳光刺目的街头上。他把遮阳帽拿在手里，让太阳笔直地射在自己稀疏、花白的头发上。从银行到警察局，一路上他一直把自己献给惩罚，但是惩罚并未落到他的头上。最近三个星期以来他一直觉得受到上帝谴责的人一定是某一类特殊的人，这些人就像是那些被贸易公司选定派往气候恶劣的外国去工作的年轻人一样，与一般的同僚不同，他们被储放到一边，不需要做日常烦琐事务，他们被安排在特别的办公桌后面，处处受到精心照顾，目的只有一个——为了以后再让他们去倒大霉。他自己也是一样，在当前这一段日子里，什么问题也不会发生。太阳不会把他晒晕，殖民厅厅长请他吃饭……他感到灾祸已经把他抛弃了。  专员说：“进来，斯考比，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斯考比准备好再被不幸抛弃一次。  “贝克尔不来这里了，他们要他去巴勒斯坦。他们最后还是决定让正确的人选接替我的位置。”斯考比在窗台上坐下，望着自己的手在膝盖上瑟瑟发抖。他想：这么说这一切本来都不必要啊！如果露易丝留下不走，我就绝对不会爱上海伦；尤塞夫就绝对不会讹诈我；我就绝对不会做出那一绝望的行动来。我将还是我——还是十五年日记里记载的我，而不是这样一个破碎的铸模。但是，当然了，他又对自己说，我现在所以走运正是因为我干了这些事。我已经是魔鬼党羽中的一名成员了。魔鬼在这个世界上对自己人是很体贴的。从现在起，我还会从一个可诅咒的胜利走向另一个可诅咒的胜利，他心绪恶劣地想。  “我想，赖特上校的话起了决定性作用。他对你的印象很好，斯考比。”  “这件事来得太晚了，专员。”  “为什么太晚了？”  “我年纪太大了，担任不了这个工作了。这个位置需要一个年纪更轻的人。”  “胡说，你才五十岁。”  “我的健康状况不太好。”  “这是我第一次听说。”  “我今天在银行还告诉罗宾逊这件事。我胸口常常犯痛，睡眠很不好。”他说得很快，用手在膝盖上打着拍子，“罗宾逊极力推荐特拉威斯。特拉威斯医生好像手到病除，一下子就把他的病治好了。”  “可怜的罗宾逊。”  “为什么？”  “他只有两年的活头了。这是我私下对你说，斯考比。”  人是永远不会停止叫别人惊讶的；治好了罗宾逊的假想病痛，戒除了他爱读医学书的癖好和每天从墙壁走向墙壁的活动的原来是死刑的宣判。斯考比想，我想这就是知道了最坏情况的结果吧！当一个人已经陷入最恶劣的处境，别无他路好走时，反而像获得了宁静。他想象着罗宾逊如何向桌子对面他孤单的伴侣谈话的情形。“我希望我们都能这样平静地死去，”斯考比说，“他要回国吗？”  “我想他回不去。多半他不久就要进阿基尔医院了。”  斯考比想：我多么希望刚才我能知道我看到的是什么啊！罗宾逊展示给我的是一个人所能拥有的最令人羡慕的财富——高高兴兴地迎接死亡。在这段任期内，死亡的比例多么高啊——也许，如果确切数起来，再想到欧洲发生的那些事，并不算太高。第一个是佩倍尔顿，其次是彭德的那个孩子，现在又是罗宾逊……不，并不算多——当然了，他并没有把那些在军医院里死于黑水病的人计算在内。  “情况就是这样。”专员说，“你这次任期满了以后就要当专员了，你的妻子一定会很高兴的。”  我对她的高兴一定要耐心点儿，斯考比想，绝对不能生气。我是有罪的人，我没有权利挑剔别人，不能再像过去那样生她的气。他说：“我要回家去了。”  阿里正站在他的汽车旁边同另一个小厮说话；这个人看见斯考比走来，就悄悄地溜走了。“那是谁，阿里？”  “我弟弟，老爷。”阿里说。  “我不认识他，是吗？同一个母亲的？”  “不是，老爷，同一个父亲。”  “他做什么事？”阿里只顾摇动汽车起动柄，汗珠从脸上一个劲地往下落，什么也没有说。  “他给谁干活儿，阿里？”  “什么，老爷？”  “我说他给谁干活儿？”  “给威尔逊先生，老爷。”  发动机启动了，阿里爬进汽车后边的坐位上。“他求你做过什么吗，阿里？我的意思是说，他求没求过你把我的事告诉他——给你钱？”在反光镜里他看到阿里的脸一点儿表情也没有，显出一副固执相，像石块嶙峋、紧紧封锁的一个岩穴。“没有，老爷。”  “很多人对我感兴趣，出很多钱了解我的情况。他们认为我是坏人，阿里。”  阿里说：“我是你的佣人。”他从镜子里回过来凝视着斯考比。斯考比觉得欺骗的特质之一就是失去对别人的信任。如果我能够说瞎话、出卖人，为什么别人就不能说瞎话、出卖我呢？会不会有很多人拿我的诚实赌博而输掉他们的赌注呢？为什么我要输掉押在阿里身上的赌注呢？我还没有被抓住，他也没有被抓住，只不过如此而已。他感到一阵可怕的沮丧，沉重地把他的脑袋压到方向盘上。他想：我知道阿里是诚实的，十五年来我一直知道他是诚实的，我只不过是在谎言地带中试图找一个同伴而已。下一阶段会不会就是去收买别的人呢？  他们回去的时候，露易丝没在家，可能有人来接她出去了，也许是到海滨去了。她没有想到斯考比会在日落以前回来。他给她写了一个条子：给海伦去送几件家具。很快就回来。有好消息告诉你。然后他一个人开着车，穿过中午荒凉、空旷的马路，驶向那排尼森市住房。他在路上看到的只是几只秃鹫聚在路边一只死鸡周围，它们那老人似的脖子探在腐尸上面，翅膀像破伞一样向这边、那边翘着。  “我又给你带来一张桌子和几把椅子。你的佣人在家吗？”  “没有，去市场了。”  他们现在见面时只是像兄妹那样，规规矩矩地接过吻。一旦出了纰漏，私通就成为一件无关紧要的事，同友谊没有什么两样了。火焰已经燎了他们一下，现在越过这块烧焦的空地继续向别处蔓延；在这块燃烧过的地方，什么都没有剩下，只有一种责任感和一种孤独感。除非光着脚踩在上面，才能感到草灰的灼热。斯考比说：“我打搅你吃午饭了。”  “啊，没有。我差不多已经吃完了。你要不要尝点儿水果色拉？”  “你该有一张新桌子了，这张桌子腿松动了。”他说，“他们最后还是要我当专员了。”  “你的妻子这回可高兴了。”海伦说。  “对我来说这真是无所谓的事。”  “啊，当然也很重要了。”她的驳斥脱口而出。这是她的另一个惯例——只有她一个人在受煎熬。他会像科利奥兰纳斯[79]一样，很久很久不肯出示他受到的创伤，但迟早他还是不得不这样做。那时他就会像演戏似的把自己的痛苦描述一番，直到连他自己也觉得他的话不够真实为止。他有时会想：也许归根结底她是对的；也许我并没有痛苦。海伦说：“专员当然是不允许被人怀疑的，同恺撒[80]一样，对不对？”（她的话同她的拼法一样，都不很准确。）“我想，这就是我们俩事情的结束吧。”  “你知道咱们俩的事是不会结束的。”  “啊，但是专员可不能让一个情妇偷偷摸摸地藏在一所尼森式活动房子里啊！”她这句话的辛辣在于用了“偷偷摸摸”这个词，但是他还记得她给他写的那封信，答应为他做出一切牺牲，叫他或留或弃随意处置自己，他又怎能对她有一点儿怨怼呢？一个人是不能永远英勇豪迈的，就是那些已经把一切奉献出去的人——为了上帝或是为了爱情——有时在思想里也想把舍弃的东西重新拿回来。这本是无可厚非的，不是还有那么多人无论在多么冲动的情况下也做不出英勇行为来吗？值得看重的还是行动啊。斯考比说：“如果当专员还保不住你，我就不要当专员了吧。”  “别说傻话了。”她装作很讲道理的样子说。斯考比知道这天是她情绪恶劣的日子。“说到底，我们又能从中得到什么呢？”  “我得到的很多。”他说。他自己问自己：这又是为了安慰人的一句谎话吗？最近这些天，他说了那么多谎话，以致一些无关紧要的小谎自己都记不住了。  “也许每隔一天你能偷偷溜出来一两个小时。过夜是绝对不可能的。”  他绝望地说：“噢，我有我的计划。”  “什么计划？”  他说：“现在还不成型。”  她搜肠刮肚地用尽一切她想到的刻毒话说：“好吧，那就早一点儿叫我知道吧。我的意思是，我好同你配合。”  “我亲爱的，我到这里来不是要同你吵嘴的。”  “我有时候很想知道，你到底是为什么来的。”  “就拿今天来说吧，我是给你送家具来的。”  “啊，是这样的，送家具。”  “我的车子在这里。让我送你到海滨去吧。”  “啊，咱们不能让别人看见在一起啊。”  “别瞎说了。露易丝也在那里呢，我想。”  “看在上帝的份上，”海伦说，“别让我见到那位神气十足的女人吧。”  “那么好吧。我带你去兜兜风吧。”  “兜风更安全些，是不是？”  斯考比扶着她的肩膀说：“我不是永远想到安全的。”  “我认为你是的。”  突然，他感到自己的抵抗力崩溃了，他对她大声喊着：“牺牲不完全是你这一方面的。”他怀着绝望的情绪，看着一场风波从远处向他们两人一步步逼近，仿佛是大雨前的一阵龙卷风，旋转着的黑色风柱转眼间就要把整个天空遮盖住。  “当然工作要受到点儿牺牲。”她用孩子似的讽刺口吻说，“要零零碎碎地挤出这么多时间来。”  “我已经不抱希望了。”他说。  “你是什么意思？”  “我对将来不抱希望了。我已经让自己下地狱了。”  “别演这出闹剧了，”她说，“我不懂你说的是什么。不管怎么说，你刚才还同我说过你的将来——快当专员了。”  “我说的是真正的将来——永恒的将来。”  她说：“如果我讨厌什么，那就是你的宗教信仰。我想这是因为你的老婆是个虔诚的教徒。真是虚伪透了。如果你真正相信，你就不会到这里来了。”  “但是我的确相信，而且我也来了。”他惶惑地说，“我也不能解释，但是我就是这样做了。我的眼睛是睁着的，我知道我在做什么。当兰克神父举着圣体走到下面栏杆前边的时候……”  海伦满怀轻蔑地不耐烦地喊起来：“这些事你从前早就对我说过。你不过是想把我镇住。你不相信地狱，就像我不相信一样。”  他拉起她的手腕，狠狠地握在自己手里。他说：“这样你就挣不脱了。我相信的，我告诉你。我相信我要永世沉沦到地狱里——除非有奇迹发生。我是一个警察。我不会胡说的。我做的事远远比谋杀还要严重——谋杀不过是一次行动，打一棍子、捅一刀，或者开一枪，事情干了也就完了，但是我却不管走到哪里都带着我的堕落，就好像胃上的黏膜，永远也摆脱不掉。”他把她的手腕松开，像是两颗什么种子似的往石板地上一摔，“不要假装没有见到过我的爱情吧。”  “对你妻子的爱情，你是说。你害怕被她发现。”  他胸中的怒气已经枯竭了。他说：“对你们两个人的爱情。如果只对她一个人，解决的办法就很直截了当了。”他用手捂着眼睛，感到又一阵怒气往上撞。他说：“我看不到别人的痛苦，可是我却总是引起人们的痛苦。我要逃开，要逃开。”  “逃到哪去？”  歇斯底里和怒气减退了，诡诈像一只杂种小狗似的又跨进门槛来。他说：“噢，我只不过是想去休休假。”接着，他又加了一句，“我睡眠很不好，胸口有时候疼得很奇怪。”  “亲爱的，你病了吗？”旋风柱沿着它的轨道飞驰过去，暴风雨现在正在袭击着另外一些人；它已经越过他们两个人了。海伦说：“亲爱的，我的脾气太坏了。我对什么都感到厌腻，心里烦得要命——其实一点儿也没有什么。你去看医生了吗？”  “等我有了时间，我会马上到阿基尔医院找特拉威斯医生看看。”  “大家都说塞克医生更好。”  “不，我不想找塞克医生。”当怒气和歇斯底里过去以后，他眼睛里的海伦又和头一天晚上响警报的时候一模一样了。他想，啊，上帝，我不能离开她，也离不开露易丝。你不像她们两人那样需要我，你有你的虔诚信徒、你的圣人和所有在天国里同你在一起的人。你可以不需要我。他说：“我现在带你去兜兜风吧。这对咱们两人都有好处。”  在幽暗的汽车房里，他又握住她的手，吻她。他说：“这里没有窥视的眼睛……威尔逊看不到我们。哈里斯也没有盯着我们。尤塞夫的佣人……”  “我亲爱的，如果你觉得对你有好处的话，我明天就离开你。”  “对我没有好处，”他说，“你还记得我给你写过一封信——后来弄丢了。我尽我的力量把一切都写下来了，清清楚楚，白纸黑字地写着，为的是告诉你我不再谨慎小心了。我在信里说，我爱你甚于爱我的妻子……”他踌躇了一会儿，“甚于爱上帝。”说到这里时，他听到自己肩膀后面，汽车旁边，有人出气的声音。他厉声问道：“谁？”  “怎么回事，亲爱的？”  “这里有人，”他绕到汽车的另一面，厉声吆喝说，“谁在这儿？出来！”  “是阿里。”海伦说。  “太太让我来的。”阿里说，“我在这儿等着老爷，想告诉你太太回来了。”他躲在黑影里，几乎分辨不出来。  “你干吗躲在这儿？”  “我的脑袋疼，”阿里说，“我睡着了，睡了一小觉，一小觉。”  “别吓唬他，”海伦说，“他说的是实话。”  “回家去吧，阿里，”斯考比吩咐道，“去告诉太太我马上就回去。”他看着阿里蹑着脚走到外边一座座尼森式房屋当中的阳光里，头也没有回一下。  “别去想他了，”海伦说，“他什么也不懂。”  “阿里在我这里已经待了十五年了。”斯考比说。这是十五年来阿里第一次在他面前显得做了亏心事。斯考比想起佩倍尔顿自杀时候的事，阿里如何在颠簸的汽车里扶着自己喝茶，接着他又想起威尔逊的小佣人在警察局门前贴着墙溜走的事。  “阿里还是信得过的。”  “我不知道我是怎么一回事，”斯考比说，“我已经失去了信任人的本领了。”<h4>二</h4>    露易丝在楼上睡觉。斯考比坐在桌子前边，日记在面前摊着。在10月31日这一日期下面他已经做了这样的记载：专员今晨通知我接替他职务一事。给海·罗送去几件家具。露易丝知道我晋级的消息，非常高兴。另外这一种生活——没有遮掩的，不受干扰的，由事实构成的——像罗马式建筑的基础一样伫立在他的手下。这本是他应该过的一种生活；谁读了他的日记也不会想到汽车房里的那一暧昧的、丢脸的场面，他和葡萄牙船长的密谈，露易丝误打误撞地道出的痛苦的事实，海伦对他弄虚作假的谴责……他想：本来该是这样的啊。我的年纪已经太大了，不应该再陷入强烈的感情中了；我的年纪已经太大了，不应该再做欺骗人的事了。说谎是年轻人的事，他们还可以过一辈子真实的生活，医治自己的谎言。他看了看表：十一点四十五分。他继续在日记上写道：下午两点气温九十二华氏度。壁虎在墙上噗地一跳，小嘴巴咬住一只飞蛾。室外不知什么东西在搔门，是一只野狗吗？他又把笔放下来，孤寂像一个来客在他的桌子对面坐下来。他的妻子就睡在楼上，他的情妇在离他不到五百码远的小山上，按道理他不该感到孤寂，但是孤寂偏偏像是个不需要开口的来客似的坐在对面陪着他。他觉得自己从来也没有这样孤单、凄凉。  现在他对任何人都不能讲实话了。有一些事不能让专员知道，也有一些事不能让露易丝知道，甚至他能够对海伦讲的话也只限于一定范围；他既然为了避免引起别人的痛苦已经做出那么大的牺牲，又何必给别人增添一些无谓的苦恼呢？至于上帝，他只能像对敌人一样的对他讲话——他们之间已经有了嫌怨。他把手在桌子上摆动了一下，孤寂仿佛也在摆动自己的手，指尖和他的指尖碰到了一起。“我和你在一起，”他的孤寂对他说，“我和你在一起。”他忽然想到，如果别的人知道事实真相的话，可能还会嫉妒他的：巴格斯特会为了海伦嫉妒他，威尔逊可能会为了露易丝嫉妒他。这个老家伙不声不响地什么都干出来了，弗莱赛尔也许会舔舔嘴唇惊叫一声。“他们或许认为，”他感到吃惊地想，“我从中得到不少好处。”但是他却觉得不可能有人比他得到的东西更少了。他甚至无法怜悯自己，因为他知道得非常清楚，自己犯了什么样的罪。他感到自己已经被流放到沙漠的深处，连皮肤都已经变成黄沙一般的颜色了。  房门在他背后发出一声吱溜的轻响，斯考比并没有转动身躯。他想，密探已经溜进屋里来了。是威尔逊、哈里斯、佩倍尔顿的小佣人、阿里……还是别的什么人？“老爷。”一个声音低低叫了一下，赤裸的脚掌轻轻拍打在水泥地上。  “什么人？”斯考比没有回头问道。一只粉红色的手掌把一个小纸团扔在桌子上，接着就从他的视线里消失了。那个声音又说：“尤塞夫叫我悄悄来，不叫人看到我。”  “尤塞夫要做什么？”  “他送给您礼物——小小的礼物。”门又关上了，寂静重新回到房子里来了。孤寂开口说：“咱俩把这个纸包打开吧，你和我。”  斯考比把纸团拿起来。纸团很轻，但是里面包着一个很小的硬东西。最初他没有意识到那是什么，他以为是一粒小石子，放在纸里面为了给纸团一点儿重量。他在纸上找寻字迹，那当然是没有的；尤塞夫能够相信什么人，请他替自己写字呢？但是马上斯考比就知道那是什么了——一颗钻石，一颗装饰用的钻石。斯考比对钻石是个外行，但是他猜想这颗钻石至少抵得上他欠尤塞夫的全部债务。很可能尤塞夫得到消息说，他从希望号送走的钻石已经安全达到目的地了。这粒钻石是为了表示感谢，不是贿赂，尤塞夫会用一只肥胖的手按着他那诚挚的好像袒露在外面的心这样解释说。  门砰的一声被推开了，阿里揪着一个哭哭啼啼的小孩出现在门口。他说：“这个小门德狗崽子贼头贼脑地到处转。他要撬门。”  “你是什么人？”斯考比说。  阿里揪着的那个孩子又气又怕地喊叫起来：“我是尤塞夫的听差，我给老爷送信来的。”他指了指桌子，钻石就放在桌上的纸团上。阿里的眼睛随着小孩的手望到桌子上。斯考比对孤寂说：“咱们俩得赶快想个主意。”他转过来对那个孩子说：“你为什么不正大光明地来，为什么不敲门，为什么像个小偷似的溜进来？”  小孩生着所有门德族人都有的瘦小的身体、忧郁的目光和暗淡的眼睛。他说：“我不是贼。”他只是把“我”这个字略微说得重了一些，所以他很可能并不是个蛮不讲理的孩子。他又接着说：“老爷叫我悄悄送来。”  斯考比说：“把这个拿回去，给尤塞夫，告诉他我要知道他是从什么地方弄到这样的钻石的。我想这是他偷来的，我马上就会查清楚的。去吧。拿着它。阿里，把他弄走。”阿里把这个孩子推到门外边，斯考比听到他们在院子里小径上的橐橐的脚步声。他们是在小声说话吗？他走到门边，在他们后边喊：“告诉尤塞夫，我过一两天晚上去找他，我要好好地同他谈谈这件事。”他砰的一声把门关上，心想：阿里知道了多少事啊！他觉得自己对阿里的猜疑又像热病一样随着血液在身体里流动。他有力量把我毁掉，他想，他有力量把她俩毁掉。  斯考比给自己倒了一杯威士忌，从冰箱里取出一瓶苏打水。露易丝在楼上叫：“亨利。”  “干什么，亲爱的？”  “有十二点了吗？”  “快了，我想。”  “过了十二点你就别喝酒了，好不好？你记得明天咱们要做什么吗？”他一边把酒喝干一边想：他当然记得，明天是11月1日——诸圣节，是万灵节前夕。从威士忌表层上飘浮过去的是什么幽灵啊？“你要去领圣体，是不是，亲爱的？”他疲惫不堪地想：今后这种事永远也没有完了，为什么我要现在画一条线呢？我不妨继续使自己堕落下去，直到最后。孤寂是他的威士忌唯一能招引来的鬼魂；孤寂坐在他桌子对面朝他颔首，从他的杯子里啜了一口酒。“下一次，”孤寂告诉他，“该是圣诞节了——午夜弥撒——你知道，下一次你无论如何也躲不过了，那天夜里你找什么借口也不顶用了。在那以后——”一长串节日，春季和夏季的早弥撒，像一幅万年历一样无限地展开。在他眼前突然出现一幅图画：一张鲜血淋漓的脸，因为受到雨点一样的暴打而双目紧闭——上帝的被打得晕眩的头来回摆动着。  “你去吗，蒂奇？”他觉得露易丝的喊声突然流露出某种忧虑，好像猜疑又在她耳边悄悄地讲了些什么似的。他又在想：阿里真的信得过吗？所有那些殖民地商人和靠国内汇款过活的侨民的聪明世故也开始告诉他：“永远不要相信黑人，到头来他们会把你出卖了。我的佣人已经使用了十五年……”所有猜疑的鬼魂在万灵节前夜都游荡出来，聚拢在他的酒杯周围。  “去呀，亲爱的，我去。”  “你只要说一句话，”他对上帝说，“于是无数天使……”他用他那戴着戒指的手在上帝眼睛下面打了一拳，眼看着青肿的皮肤绽裂开来。他想：“到了圣诞节，再来一次。”他要把圣婴的头按在马厩的污秽里。他向楼上喊：“你说什么，亲爱的？”  “啊，我在说咱们有好几件事明天要庆贺一下。咱们又团聚了、你升了专员……生活是多么欢乐啊，蒂奇。”这就是我的酬报，他赌气似的对孤寂说，把威士忌洒了一桌子。他挑逗幽灵们，要使它们使出全部本领来，他要看着上帝流血。

第三卷 第一部 第四章
他知道，虽然夜已经很深，尤塞夫这时还正在码头边上他的一处账房里算账。这座白颜色的两层小楼伫立在非洲大陆边上一座木头码头旁边，军用汽油库过去不远的地方。对着陆地一面，窗户没有遮严，从窗帘下面露出一道灯光来。斯考比在板条包装箱中间穿行着，一个警察迎面过来给他敬了个礼。“平安无事吗，班长？”  “平安无事，长官。”  “你在克鲁镇头上巡逻过了吗？”  “是的，长官。一切都很平静，长官。”从警察的过分流利的回答里，斯考比知道他说的不是真话。  “码头耗子露头了吗？”  “没有，长官。安静得像坟墓一样。”从这句陈腐的比喻可以知道，这个警察曾在教会学校念过书。  “好吧，晚安。”  “晚安，长官。”  斯考比继续往前走。他已经有好几个星期没有和尤塞夫见面了——从尤塞夫用信来讹诈他的那个晚上起就一直没有见到过，现在他有一种奇怪的心理，很想同这个折磨着他的人见上一面。迎面这座白色小楼房对他有一股吸引力，仿佛躲藏在里面的是他的唯一的伙伴，是他唯一信得过的人。至少这个讹诈过他的人比别人更加了解他，他可以坐在这个荒唐可笑的大胖子对面把所有真实想法都告诉他。在这个谎言的新天地里，他的讹诈者是个老内行，他条条路径都熟悉，他可以给你出主意，甚至还可以帮个忙……威尔逊从木箱堆的拐角处走过来。斯考比的手电筒照在他的脸上像是照在一张地图上。  “啊，威尔逊，”斯考比说，“这么晚了还没有回家。”  “没有。”威尔逊说。斯考比不安地想：他是多么恨我呀。  “你弄到码头通行证了吗？”  “弄到了。”  “别走近克鲁镇。一个人到那边去不安全。鼻子不出血了吗？”  “不出了。”威尔逊说。他一点儿也没有挪动脚步的意思，看来他有一种习惯，总是挡着别人的路，他是一个需要别人绕道而行的人。  “好吧，我得向你说晚安了，威尔逊。到我家去吧，什么时候都可以。露易丝……”  威尔逊说：“我爱她，斯考比。”  “我想你是爱她的。”斯考比说，“她很喜欢你，威尔逊。”  “我爱她。”威尔逊重复了一句，他拉了拉盖在板条箱上的苫布说，“你不懂那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什么？”  “爱。你什么人都不爱，只爱你自己，只爱你那卑鄙龌龊的自己。”  “你的神经太紧张了，这都是气候的缘故。快回去歇着吧。”  “如果你爱她的话，就做不出你现在做的事来了。”越过黑乎乎的潮水，从一条望不见的船上传来留声机放出的令人心酸的流行小调。值勤警察在查问看守人。有人回答口令。斯考比把手里的电筒放低，直到电筒的光束只照着威尔逊的防蚊靴。斯考比说：“爱并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威尔逊。你诗读得太多了。”  “如果我把什么事都告诉她——把你同罗尔特太太的事，你怎么办呢？”  “但是你已经告诉她了，威尔逊，把你信以为真的事都告诉她了。可是她还是宁可相信我的话。”  “有一天我会把你毁掉的，斯考比。”  “这对露易丝有好处吗？”  “我可以使她幸福。”威尔逊说，他一点儿也不掩饰自己的感情。他的带着哭腔的语调把斯考比带到十五年以前，那时，这个站在大海边上、在海水吮咂码头木板的嘈杂细语中同威尔逊谈话的满身污垢的老头还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人。他用温和的语调说：“你会这样做的。我知道你会的。也许……”但是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本来预备怎样把这句话说完，不知道他心里曾经掠过一个什么可以安慰威尔逊的模糊的闪念。相反，看着这个站在板条箱旁边的既无知又知道那么多内情的人，这个一脑子浪漫主义的长腿细胳膊的青年，他又不由得一阵怒气往上撞。他说：“顺便说一句，我希望你别再侦查我的行踪了。”  “这是我的工作。”威尔逊坦白承认说，他的两只脚在手电筒的光亮里来回挪动着。  “你侦查到的事一点儿也不重要。”他把威尔逊扔在汽油桶旁边，向前走去。当他走上尤塞夫的账房的台阶时又回头看了一眼，在威尔逊站的地方他看到一个模糊的黑影，一个满怀仇恨盯着他的黑影。这个人回家去马上会写一份报告：“十一点二十五分，我看到斯考比少校显然根据预先约定走向……”  斯考比在门上敲了一下，径直走进尤塞夫待的一间房子。尤塞夫双腿搭在桌上，正半躺半坐地仰在他的办公桌后面，向一个黑人职员口述账目。“火柴盒图案的五百匹，水桶和沙子图案的七百五十匹，扑克牌点子人造丝六百匹——”他并没有打断自己的口述，只是怀着希望与忧虑抬头望着斯考比，直到把一段账目说完，他才大声吆喝他的账房说：“走吧。过一会儿再来。告诉我的听差说我现在不会客。”他把腿从桌子上拿下来，站起身，伸出一只松软的大手：“欢迎你，斯考比少校。”他又把手放下来，像甩掉一块用不到的布料，“这是你第一次光临我的账房，斯考比少校。”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要到你这儿来，尤塞夫。”  “咱们很久没有见面了。”尤塞夫坐下来，一颗大脑袋倦怠地托在手掌上，好像托的是一只大盘子，“对于不同的人时间过得也不一样：有的人觉得过得快，有的人觉得过得慢。这要看他们对于友谊的看法。”  “也许叙利亚又有一首诗讲到这个吧。”  “有的，斯考比少校。”他热情地说。  “你该同威尔逊交朋友，不该同我，尤塞夫。威尔逊喜欢诗。我的脑子只有散句，非常平凡。”  “喝一杯威士忌，斯考比少校。”  “我不反对。”他在桌子的另一面坐下，两人中间摆着那只永远无法逃避的蓝色苏打水瓶。  “斯考比太太身体好吗？”  “你送给我那颗钻石做什么，尤塞夫？”  “我欠着你的情，斯考比少校。”  “啊，没有，你什么也不欠我的了，你给我那张纸已经把什么都还清了。”  “我一直不愿意这么想那件事，我总是想把它忘掉。我对自己说，那是真正的友谊——从根本上讲，那是友谊。”  “自己撒谎骗自己是没有任何好处的，尤塞夫。谎话太容易被看穿。”  “斯考比少校，要是我能多和你见几次面，我就会变成一个好人了。”苏打水在杯子里发出咝咝的声音来，尤塞夫贪婪地喝着酒。他说：“我的心可以感觉出来，斯考比少校，你很烦闷、忧郁……我一直在盼望，你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的时候，就来找我。”  斯考比说：“我过去总是觉得这个想法可笑……我会到你这里来。”  “我们叙利亚有一个故事讲到狮子和老鼠……”  “这个故事我们也有，尤塞夫，但是我从来没想过你是老鼠，我也不是狮子，绝不是狮子。”  “让你心烦的是罗尔特太太的事，还有你太太，是不是，斯考比少校？”  “是这样的。”  “这件事你对我用不着不好意思，斯考比少校。我这一辈子有过不少女人的麻烦事。现在麻烦少多了，因为我已经知道该怎么对付了。对付的法子就是什么都不要认真，斯考比少校。你对她们哪个人都说：‘对我这是无所谓的事。我爱同谁睡觉就同谁睡觉。你愿意同我在一起也好，愿意走开也好，对我都无所谓。’她们总是同我待下去，斯考比少校。”他对着酒杯叹了一口气，“有时候我真希望她们离开我。”  “为了不让我妻子知道这件事，我走得已经够远了，尤塞夫。”  “我知道你走了多远，斯考比少校。”  “可是我还没有走到头。钻石的事比起这个来只是小事一桩……”  “是吗？”  “你是不会懂的。不管怎么说，现在又有一个人知道了——阿里。”  “但是你是信任阿里的，不是吗？”  “我想我信任阿里，但是他也知道你了。昨天夜里他走进我的屋子，看见那颗钻石了。你的小听差太不小心了。”  摆在桌面上的一只宽大的手掌动了一下。“我的听差，我马上就管教管教他。”  “阿里的同母异父的兄弟是威尔逊的佣人，他们常常碰头。”  “这可不是件好事。”尤塞夫说。  斯考比已经把自己心里的事都说出来了——除了那件最坏的。他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好像生平第一次把一个重担卸给了别人。背起这个重担的是尤塞夫——显然他正在担着它。他从椅子上站起来，把肥胖的腰身挪动到窗户前边，凝视着绿色的遮光窗帘，好像在欣赏一幅风景画。他把一只手举到嘴边，开始嗑指甲——喀吧，喀吧，喀吧，他一个又一个把指甲咬断。一只手上的指甲咬完，他又开始咬另一只手。“我认为实在用不着为这件事担心。”斯考比说。他感到非常不安，仿佛无意中起动了一台自己也控制不住的强大机器似的。  “不能相信人是一件糟糕的事，”尤塞夫说，“一个人非雇用信得过的佣人不可。你要多知道一些他们的事，不要让他们知道你的事。”看来，这就是尤塞夫对信任的见解。斯考比说：“我过去一直认为他靠得住。”  尤塞夫打量了一下自己修剪过的手指甲，最后又咬了一口。他说：“别发愁。我不能看着你发愁。把这件事交给我吧，斯考比少校。我会替你弄清楚阿里是不是可靠的。”他自告奋勇要做的事叫斯考比听了感到吃惊。“我会把您的事料理好。”  “你怎么能料理我的事呢？”我并没有生气，他带着些厌倦，又有些惊奇地想，我正在被别人照料着。他忽然产生了一种像婴儿被人照拂似的轻松的感觉。  “你什么问题都不要问，斯考比少校。这一次你把什么事都交给我吧。我知道该怎么办。”尤塞夫离开窗子，把脸转向斯考比。他的两只眼睛像关着的望远镜头一样迷茫和呆痴。他举起一只潮乎乎的大手，做了个托儿所阿姨抚慰孩子的手势说：“你只要给阿里写个条子就成了，斯考比少校。你叫他到我这里来一下，我同他谈一谈。我叫我的小听差把条子给他送去。”  “阿里不认识字啊。”  “那不要紧。你可以让我的听差带上你身边的一件信物，叫阿里知道是你叫他去的。比如说，你的印章戒指。”  “你准备怎么做呢，尤塞夫？”  “我准备帮助你，斯考比少校。没有别的，就是帮助你。”斯考比不太情愿地从手指上慢慢地往下褪戒指。他说：“他已经跟了我十五年了。在这以前，我一直都很信任他。”  “你会看到的，”尤塞夫说，“一切都会圆满解决。”他伸出手来准备取斯考比的戒指，他们两人的手碰到一起，好像两个同谋犯在击掌盟誓。“我只同他谈几句话。”  “戒指取不下来。”斯考比说，他非常不愿意做这件事，“再说，也用不着拿什么戒指。只要你的佣人告诉他我叫他来，他就会来的。”  “我想他不会来的。他们这些人晚上不愿意到码头附近来。”  “他不会遇到什么事的。又不是他一个人，你的佣人会同他一起来的。”  “当然了，当然了。但是我还是认为，如果你给他一件什么东西看看——这又不是什么圈套。尤塞夫的听差同尤塞夫本人一样不敢叫人相信，你知道。”  “那么就叫他明天来吧。”  “最好今天晚上。”尤塞夫说。  斯考比摸了摸自己的衣袋，他的指甲哗啦一下碰到那串断了线的念珠。他说：“让他拿这个去吧，可是用不着这样……”他没有再说下去，只是望着尤塞夫的毫无表情的眼睛。  “谢谢你，”尤塞夫说，“这件东西正合适。”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又回过头来说，“你在这里用不着客气，斯考比少校。给自己再倒杯酒。我得嘱咐我的佣人一些话……”  尤塞夫很久没有回来。斯考比斟上了第三杯威士忌。因为这间狭小的账房非常闷，他先把电灯关上，然后把对着海面的窗帘打开，让海湾吹来的一点点儿气流能够透进来。月亮正在升起，海军仓库船像一团灰色冰块，闪闪发亮。他心神不宁地走到另一面窗户前边。这扇窗户对着码头区土著人的棚户和废料堆，他看见尤塞夫的职员正从那边走回来。他想，如果尤塞夫手下的职员敢一个人穿行在这一地区，尤塞夫一定能控制住这一带的码头耗子。我是寻求帮助来的，他对自己说，我得到了别人的照料，但是别人怎样照料我，我要付出什么代价？这一天是万圣节，斯考比想起他如何机械地、几乎既无恐惧又无羞愧地第二次跪在栏杆前边看着神父走来。甚至下地狱的惩罚也可以变得像生活中一个习惯那样无关紧要。他想：我的心肠已经变硬了。他仿佛看到从海滨拾到的变成化石的贝壳，像动脉一样的石质的回纹。可能殴打上帝的次数太多了一点儿，在那以后无论再发生什么事都无所谓了。他觉得自己的身体已经腐烂得非常厉害，用不着再为它操心了。上帝被存放在他的身体里，而他的身体就从那一粒种子逐渐向外溃烂。  “太热了吧？”尤塞夫的声音说，“别开灯了。朋友在身边的时候，黑暗是仁慈的。”  “你这么半天才回来。”  尤塞夫的答话听得出是在故意闪烁其词：“有不少事得安排好。”斯考比觉得如果现在不问清楚尤塞夫的计划，以后就再也没有机会了，可是他那种由于腐烂感而产生的疲惫和厌倦却让他懒得多费唇舌了。“是的，太热了。”他说，“让咱们看看有没有一点儿穿堂风。”说着，他把对着码头的窗子打开了，“不知道威尔逊回家去没有。”  “威尔逊？”  “我到你这儿来的时候，他正看着呢。”  “你一定不要担心了，斯考比少校。我想我会叫你的佣人变得非常可靠的。”  斯考比抱着希望和宽慰的心情说：“你是说你拿到他的什么把柄了吗？”  “你什么都别问。你会看到的。”希望和宽慰在斯考比心里又都枯萎了。他说：“尤塞夫，我必须得知道……”但是尤塞夫打断他的话头说：“我一直盼望着有这么一个晚上，身边摆着两杯酒，在黑灯影里从从容容地和你谈论一些重要的事，斯考比少校。谈论上帝、家庭、诗歌。我非常崇拜莎士比亚。皇家装备部队有几个很出色的演员，他们让我懂得了欣赏英国文学的珍宝。莎士比亚简直让我入迷了。有时候我甚至想，为了莎士比亚我应该学会阅读。可是我年纪太大了，学不会了，而且我还怕把记忆力弄坏，这对我做生意就太糟了。虽然我活着不是为了做生意，但是我却必须靠做生意活着。我有那么多事情想同你谈。我很愿意听听你的人生哲学。”  “我没有人生哲学。”  “就像你走在森林里，手里握着一块棉布。”  “我已经迷途了。”  “没有人同你一样，斯考比少校。我对你的性格佩服得不得了。你是一个正直的人。”  “我从来不是，尤塞夫。我只不过是不了解我自己罢了。你知道，有一个谚语说：终结就是开始。当我出生的时候，我正坐在这里同你喝威士忌，我知道……”  “知道什么，斯考比少校？”  斯考比把杯子里的酒喝干，说：“你的佣人现在一定已经到了我的家了。”  “他有一辆自行车。”  “那他们现在该往回走了。”  “不要性急。也许咱们要等很长时间，斯考比少校。你知道佣人是怎么回事。”  “我想我是知道的。”他发现自己的左手在桌子上不住地抖动，他把手拿下来，夹在两个膝盖中间，不让它再颤抖。他想起了沿着边界线的长途巡逻，在森林中树荫下吃过的无数次饭，阿里用一个旧沙丁鱼罐头煮的东西；他又回忆起最后乘车去班巴的事——在摆渡口等渡船，自己害热病，阿里寸步不离地服侍自己。他揩了揩额头上的汗，突然闪过一个念头：我害病了吧？我可能在发烧。我马上就会从噩梦里醒过来的。半年来经历过的事——在尼森式活动房屋里度过的第一夜，那封过分暴露的信，偷递到船上去的钻石，一次又一次的谎言，为了使一个女人心安而领的圣体——这一切都显得那么不真实，仿佛是一盏煤油灯投射到床上的憧憧黑影。他对自己说：我醒过来了。就在这个时候，他听到防空警报器的尖啸，正像那个夜晚，那个夜晚……他摇了摇头，又回到现实世界里；他看见尤塞夫正坐在桌子对面的暗影里，感觉到嘴里威士忌酒的余味，知道一切还都是老样子。他疲倦地说：“他们现在该回来了。”  尤塞夫说：“你知道这些小当差的是什么样的人。他们一听到警报就吓破了胆，赶快躲避起来。咱们还得坐在这儿聊天，斯考比少校。对我说来这是个好机会。我希望天永远也别亮。”  “天亮？我可不能等阿里一直等到天亮。”  “说不定他害怕了。他也可能知道你发现了他的秘密，逃走了。这些黑人有的时候也会逃回到丛林里去的。”  “你真是想入非非了，尤塞夫。”  “再喝一杯威士忌，斯考比少校？”  “好吧，好吧。”他想：我是不是酗起酒来了？他觉得自己已经没有固定的形体了，没有人能够触到他，说：这是斯考比。  “斯考比少校，外边都传说，还是有人主持公道，你快当专员了。”  斯考比谨慎地说：“我想这件事不会实现的。”  “我刚才只是想告诉你，斯考比少校，你不要担心我会怎么样，我只是希望你好，别的我什么都不要。我可以从你的生活里走掉，斯考比少校。我不会成为你的一个包袱。今天晚上能同你在一起我就心满意足了——关着灯，同你天南地北地谈了这么多话。我永远也忘不了这个晚上。你千万别为什么事发愁。我要帮你把事情安排好。”从尤塞夫背后的窗户外面，从那些乱糟糟的棚屋和货栈的某个角落里，传来了一声惨叫：痛苦和恐惧。那声音像是一头快要溺毙的牲口窒息前的呼号，它飘升起来，又落到屋子里的黑暗中，落到威士忌酒杯里，落到桌子下面，落到废纸篓里。一声被丢弃的完结的呼喊。  尤塞夫的解释马上脱口而出：“一个醉鬼。”他好像预感到什么似的喊道，“你到哪去，斯考比少校？那不安全——你一个人。”这是斯考比最后见到的尤塞夫——僵挺地、扭曲地贴在墙上的一个侧影。月光照射在苏打水瓶和两只酒已喝干的玻璃杯上。尤塞夫的账房正站在楼梯下面向码头那边张望，月光射到他的眼睛上，他的眼睛像是指示转弯的两颗发亮的路灯。  斯考比摇动着手电筒，路两旁空洞洞的货栈，堆着的麻袋和板条箱中间的空地，都没有一点儿动静。如果码头耗子曾经出来过，刚才的一声惨叫也会把他赶回他的耗子洞里去的。斯考比的脚步声在路旁两排小屋子中间回响着。不知什么地方，一只野狗在嗥叫。很可能在这一片荒凉的废料和棚户中间一直搜寻到天亮，也搜寻不出什么结果。是什么叫他毫不踌躇地马上就出来寻找尸体呢？倒好像犯罪的地点是他自己事前选定的似的。他在苫布和木材堆构成的小巷里东走西转，他感到自己前额上有一根神经不停地跳动，仿佛在向他连续发出阿里所在地的信息。  尸体倒在一堆空汽油桶下面，蜷曲着，失去一切生命迹象，像是一根断了的钟表发条，仿佛什么人把它铲放在那里，等着天明和啄食死尸的鹫禽。在斯考比把他的肩膀翻过来以前，还抱着一线希望；不管怎么说，路上一起走的原是两个小佣人。灰黑的脖颈上被割了一刀又一刀。是的，斯考比想，我现在可以信任他了。黄色的眼球像是个陌生人的眼睛向上瞪着他，眼球上布满了血丝。他觉得，这具尸体已经把他抛弃了，不再承认他是自己的主人了——“我不认识你。”他大声地、歇斯底里地发誓道：“上帝作证，我一定要抓到干这件事的人！”但是在那双眼睛的似不相识的盯视下，这种不真诚退却了。他想：我就是那个人。我在尤塞夫屋子里的时候不是一直知道他在计划着一件什么事吗？难道我不能逼着他把事情说出来吗？一个声音在喊他：“长官！”  “谁？”  “拉敏纳班长，长官。”  “你看看这儿附近有没有一串断了的念珠？仔细找找。”  “我什么也看不见，长官。”  斯考比想：要是我能哭一通也好啊！要是我能够感到痛苦也好啊！难道我真的变得这么邪恶了吗？虽然他很不愿意，但还是看了阿里的尸体一眼。在这郁闷的夜晚里，空气里弥漫着汽油的气味。刹那间，他觉得阿里的尸体黑魆魆地躺在那里，非常小，非常非常遥远——正像他寻找的那串断了线的念珠：几个黑珠子，一头系着一块圣牌。啊，上帝啊，他心里想，我把你杀害了：这些年来你一直服侍我，可是到头来我却把你杀害了。上帝就躺在那边汽油桶下面，斯考比感到眼泪流到自己嘴里，感到唇角有一股咸味。你服侍了我，我却对你干出这样的事来；你忠实于我，我却不愿意信任你。  “你怎么了，长官？”警察班长跪在尸体旁边，低声问。  “我是爱他的。”斯考比说。

第三卷 第二部 第一章
<h4>一</h4>    他把公事移交给弗莱赛尔，刚把一天的事务结束，马上就动身到尼森式活动房屋去。他开着车，眼睛半闭着，直勾勾地望着正前方。他在想，不管付出什么代价，今天，现在，我就要把那件事清理了。生活就要重新开始了，这一爱情的噩梦就要结束了。他觉得早在昨天夜里，在汽油桶下面，这件事就永远死掉了。太阳炙烤着他的双手，他的手被汗水粘在方向盘上。  他的思想完全集中在将要发生的事上——开开门，几句话，门永远地关上——以至于在路上差点儿和海伦错过。她正从小山上朝着他走来，没有戴帽子，根本没注意到他的车子。他不得不跑了几步才追上她。当她转过头来以后，他看到的是在彭德时从他身边抬过去的一张脸——被生活击败，毫无希望，像一只打碎的玻璃杯一样无从知道年龄。  “你在这儿干什么？太阳底下你连帽子也没戴。”  她含含糊糊地说：“我在找你。”她站在红土路上，样子有些慌乱。  “到车里来吧。你会中暑的。”她的眼中闪起一丝狡狯的神情。“哪有那么容易？”她说。但是她还是听从了他。  他们并排坐在车里。看来用不着再把车开到别的地方去了，在这里告别和在另外一个地方告别没有什么两样。她说：“今天早上我听说阿里的事了，是你干的吗？”  “不是我亲手把他的喉咙割断的，”他说，“但是，他的死是因为我的存在。”  “你知道是谁杀的吗？”  “我不知道拿刀的是谁。我想是一个码头耗子。尤塞夫的小佣人同他在一起，也失踪了。没准是他干的，但是或许他也死了。我们永远也弄不清楚。我不太相信尤塞夫有杀人的意思。”  “你知道，”她说，“这意味着我们的事结束了。我不能再继续把你毁掉了。别说话，听我说。我从来没想到事情会这样发展。别人也有恋爱的事，人家干这种事，开始了又结束了，高高兴兴，可是这种常规就不适用于我们。我们要不就是全部，要不就什么都没有，所以现在只能是什么都没有了。请你别说什么。几个星期来我一直在思索这件事。我要离开这里了——马上就离开了。”  “到哪儿去？”  “我不是告诉你别说话吗？别问我任何问题。”他看到她的痛苦、绝望而苍白的影子映在汽车挡风玻璃上，他觉得自己的心都快要撕成两半了。“亲爱的，”她说，“不要认为这对我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从来没有做过什么比这个更要横下一条心的事了。比起来，叫我去死会容易得多。无论我看见什么都想到你。我再也不敢看尼森式小房子，或者莫里斯汽车了。我不敢尝带苦味的杜松子酒，不敢看一张黑色面孔，甚至一张床……可是总得在床上睡觉啊！我不知道到什么地方才能逃开你的影子。就是安慰自己说，一年以后就会把一切忘记，又有什么用？至少我得熬过这一年呀！在这一年里头我忘不了你在一个什么地方。我知道，我可以给你拍一封电报，或者写一封信，尽管你不回答，你总会读到的。”他想：如果我死了，她的日子就会好过多了。“但是我绝对不能给你写。”她说。她并没有哭，当他很快地向她瞥了一眼时，他看到她的眼睛红通通的，一滴眼泪也没有，正像记忆中她住在医院时那样——一副精疲力竭的样子。“每天醒来的时候最不好过，总有那么一会儿忘记了一切都已经不同了。”  他说：“我到这里来也是向你告别的，但是有一些事我是做不出来的。”  “别说话，亲爱的，我一点儿也没有想闹别扭。你看不出来我没有闹别扭吗？你用不着离开我——让我离开你。你连我到哪儿去也不会知道。我希望我还不是那么一个坏女人。”  “不是，”他说，“你从来都不是。”  “别说话，亲爱的。这件事会过去的。你会看到的。你会把这个烂摊子打扫干净，再做一个好天主教徒——这是你真正想要的，不是吗？你要的不是一群女人。”  “我要不再给别人痛苦。”他说。  “你要宁静，亲爱的，你会得到宁静的。这你将看到。一切都会重新上轨道。”她把手放在他的膝头上，最后在企图安慰他的时候她终于禁不住自己呜咽起来。他想：她从哪里学到这种令人心碎的温柔呢？她们从哪里学会这么快就变得这么成熟了呢？  “听我说，亲爱的。不要走近我的房子。替我把车门打开。一定照我的话办。我们就在这里告别，你径直把车开回家里去——或者开到办公室去，如果你更愿意那样做的话。那你也许会好过一些。别为我发愁。我会好起来的。”他想：那一个人的死我没有赶上，现在却叫我经历这么多次死。他俯身去扭动车门。她的泪珠擦着他的面颊，他觉得那挨着的地方像火星一样的烫着他。“临别以前接个吻没有什么妨碍吧！我们并没有吵嘴。没有闹别扭。谁对谁也没有怨气。”在他们接吻的时候他感到自己的嘴唇触到的痛楚像是一只小鸟的心房在跳动。他们静静地坐着，沉默不语，汽车的门一直敞着。几个黑人工人从山上走下来，好奇地向车里探着头。  她说：“我不敢相信这会是最后一次：我就要从车里走下去，你就要把车开走，而我们以后就再也不见面了。以后除了不得已，我要尽量不到外面来。我就待在山上面，你待在下面。啊，上帝，我真希望没有你给我弄来的那些家具。”  “那都是公家用的。”  “有一把藤椅，你坐得老是那么猛，把藤条都坐断了。”  “亲爱的，亲爱的，你不要这样。”  “别说话，亲爱的。我真的一直没有赌气，但是这些话我再也不能对任何人说了。小说里面总有那么一个可以谈心事的人，可是我却没有这么一个密友。我必须把心里的话一下子都说出来。”他又想：如果我死了，她就从我这里解放了。死了的人很容易就被人忘记；一个人不会想知道死人的事——他现在在做什么？他同谁在一起啊？对她来说，这种考虑是最难忍受的了。  “亲爱的，现在我就要走了。闭上眼睛，慢慢地数三百下，再睁开眼的时候就看不到我了。然后赶快把车掉过头去，亲爱的，飞快地开走。我不愿意看到你走。我还要把耳朵堵起来。我不想听到你在山下面换挡的声音。每天汽车来来往往换一百次挡。我就是不愿意听你换挡。”  啊，上帝，他祈祷说，一双手在方向盘边上耷拉着，把我杀死吧，现在就杀死。我的上帝，你再也不会听到更彻底的痛悔了。我把事情弄得一团糟。我无论走到哪，都把痛苦带给别人，就好像我身体上的气味。让我死了吧！结束我的生命吧！虫豸是用不着自己杀害自己的。你把我杀死吧！马上就叫我死。在我再伤害你以前。  “闭上眼睛，亲爱的。现在是收场的时候了，真正收场了，”她绝望地说，“虽然看起来好像那么荒唐。”  他说：“我不闭眼。我不离开你。我答应过不离开你。”  “不是你离开我，是我离开你。”  “那不成，亲爱的。我们彼此相爱。那不成。我今天晚上要来看看你怎么样。我睡不着觉……”  “你什么时候都睡得着。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么会睡觉的人。啊，亲爱的，你看，我开始取笑你了，就好像我们不是在告别似的。”  “我们没有告别。还没有。”  “但是这样下去我只是在毁掉你。我不能给你任何幸福。”  “问题不在于给不给幸福。”  “我已经下了决心了。”  “我也是。”  “但是，亲爱的，咱们怎么办呢？”她完全屈服了，“就这样下去我也不在乎。我不在乎那些谎话。我怎样都可以。”  “让我来想办法吧。我需要想一想。”他从她身上探过去，把车门关上。在门锁还没有发出咔哒一声响以前，他已经下定决心了。<h4>二</h4>    斯考比看着小佣人把晚餐端走，看着他走进走出，一双赤脚在地板上发出啪嗒啪嗒的声音。露易丝说：“我知道这是一件可怕的事，亲爱的，但是你就不要再去想它了。你现在对阿里已经无能为力了。”从英国又寄来一包书，他看着露易丝正在裁开一本诗集的书页。她的花白头发比去南非以前更多了一些，但是他觉得她好像年轻了好多岁，因为她现在在化妆上下的功夫更多了，她的梳妆台上摆满了从南非带回来的小瓶、小罐和软金属管。她没有把阿里的死放在心上，她有什么理由为这件事忧心呢？只有良心上负疚的人才把别人的死当作不得了的大事，不然的话，谁也不会这么哀痛的。当斯考比年轻的时候，他本来认为爱同互相了解是有关系的，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知道没有谁能够了解另外一个人。爱本是一种想了解别人的愿望，只是因为不断失败，这种愿望就很快死亡了，爱或者也随着死去，或者变成了痛苦的情谊，变成忠贞、怜悯……她正坐在那边读书，离开那使他头晕目眩、口干舌燥的痛苦折磨何止十万八千里。他想：如果我被写在书本里，她就会了解我了；但是如果她只是书中的人物，我能够了解她吗？我是不读这种书的。  “你没有什么可看的吗，亲爱的？”  “对不起，我不太想看书。”  她把手上的书合起来。他突然心里一动，原来她同样在煞费心机，原来她也正在努力帮助我呀！有时候他很怀疑，是不是她什么都知道了啊？她从南非回来以后便一直挂在脸上的心满意足的假面具后是不是遮掩着无限愁苦啊？每逢他产生这种怀疑时，便不由得悚然一惊。她说：“咱们谈谈怎么过圣诞节吧。”  “离圣诞节还早呢。”  “一眨眼就到了。我在想，咱们是不是请一次客。咱们总是去别人家吃饭。请人到咱们家来玩玩一定挺有意思的。在圣诞节前夜好吗？”  “只要你觉得好就成。”  “然后大家可以一起去作午夜弥撒。当然了，你和我得记住，过了十点就别喝酒了——但是别的人愿意怎么样就怎么样。”  他抬起头来看了她一眼，心头又涌起一阵怨恨：他觉得她正坐在那里，为使自己受到更重的惩罚而进行部署，神情那么高兴、那么洋洋得意。他快要当专员了。她梦寐以求的已经到手了——对她说来，这也是一种成功；她现在已经踌躇满志了。他想：我爱的是那个觉得所有的人都在背后嘲笑她的歇斯底里的女人。我爱失败，我不爱成功。她现在坐在那里多么得意啊。她已经得救了。她那张宽大的脸好像放映新闻片的银幕，他在上面看到了躺在黑色汽油桶下面的阿里的尸体，看到了海伦的惨淡无神的眼睛，也看到了所有那些迷途者，被摈斥于上帝恩宠之外的他的一些伙伴——那个屡教不改的盗窃犯、那个拿着海绵的士兵……想到他已做过的事和即将做的事，他的心又泛上一股柔情。他想，连上帝也是个失败啊。  “你怎么了，蒂奇？你还在发愁……”  但是他是不能把已经到了嘴边的恳求说出口的：还是让我怜悯你吧！你还是保持你那失意、愁眉苦脸的样子吧，你还是做一个失败者吧。如果这样，在咱们两人之间就不会有一道鸿沟，我就可以再爱你了。时间不多了，我愿意一直爱你到底。他慢悠悠地说：“我又犯病了，现在过去了。犯起来的时候——”他想起医学书上的说法来，“就像被钳子夹住一样。”  “你一定要去看看医生，蒂奇。”  “我明天就去。反正我为失眠的事也得去拿药。”  “你失眠？你睡得像块死木头似的，蒂奇。”  “上星期就不成了。”  “这是你在胡思乱想。”  “不是。我两点钟醒过来，就再也睡不着了——一直到该起床以前才又迷迷糊糊地睡一会儿。别为我担心。我就去弄点儿药来。”  “我最讨厌安眠药。”  “我不会老吃，免得养成习惯。”  “我们得把你的病治好，蒂奇，好过圣诞节。”  “到圣诞节我的病就好了。”他直着身子走到屋子另一端她坐的地方，尽力模仿害怕疼痛反复的样子。他把一只手放在她的胸脯上说：“别担心了。”在接触到她的身体时，怨恨从他的心中消失了——她并不是那么得意的，她永远也不会同警察局专员结婚的。  在她上床以后，他把自己的日记取了出来。至少在这份生活记录里他并没有撒过谎，最多也不过把某些事略去不谈而已。他一直像船长登录航海日记那样认真地记录气温。他从不夸大，也从不缩小；他从不做任何空谈。他在日记上写的都是事实。11月1日。与露易丝同去参加早弥撒。上午在昂纳寇太太处调查盗窃案。午后二时气温九十一华氏度。晤“尤”于他的办事处。阿里遇害。他的记叙简单，直截了当，正像那一次他写C逝世一样。  11月2日。他对着这个日子坐了很久很久，他一直这样坐着，不久就听到露易丝在楼上喊他。他小心翼翼地回答：“你睡吧，亲爱的。我多待一会儿，就能睡好觉了。”但是由于一天的奔忙和必须要做的种种筹划，他已经筋疲力尽，坐在桌子前面都快要打盹了。他走到冰箱前边，用手帕包了一块冰，贴在额头上，直到睡意又消失了。11月2日。他重新把笔拿起来：他签署的是自己的死刑执行令。他写道：和海伦会面几分钟（不要隐瞒任何事实留待别人侦查出来；自己把一切都记下来会更安全一些）。二时温度九十二华氏度。下午心痛复发。疑是心绞痛。他把过去一周的记载看了一遍，在这里那里加上睡得很不好、无法入睡、继续失眠这类词句。他又仔细地把这些记载读了一遍：以后这些日记验尸官和保险公司的检察员都要仔细看的。他觉得他的这些记载没有什么异常的地方。他又把冰块放在前额上，把睡意赶走。现在才刚刚过午夜半个小时，最好等过了两点钟再上床。

第三卷 第二部 第二章
“痛的时候，”斯考比说，“好像一把钳子夹着一样。”  “遇到这种情况你怎么办？”  “不怎么办，我只是一动不动地待着，等着痛劲过去。”  “疼痛一般延续多久？”  “很难说，可是我想没有超过一分钟的。”  像在进行一场宗教仪式，下一个项目就是用听诊器检查。一点儿也不假，特拉威斯医生的一举一动、神情都很像牧师，他给病人看病时非常认真，几乎可以说是怀着某着崇敬。也许是因为他还年轻，他对待病人的身体非常尊敬。当他叩打病人的胸部时，他的动作很慢、很小心，耳朵紧凑到前面来，好像认真期待着有什么人或者什么东西也在胸腔里面回答他的敲击似的。他的嘴里轻轻地吐出几个拉丁字，也同参加弥撒的情景一样，只不过他说的是胸骨[81]而不是安宁[81]。  “另外我还失眠。”斯考比说。  这个年轻的医生在桌子后面把身体往后一靠，用一支笔迹不易擦掉的铅笔敲打着桌子。他的嘴角上有一个红印，说明他有的时候——自己不注意的时候——总是爱嘬嘴角。“可能是神经的毛病，”特拉威斯医生说，“老是担心犯病。不要紧。”  “对我来说，可很要紧。不能让我吃点儿什么药吗？只要我睡得着觉就没有问题了，可是我常常一连好几个小时睡不着，等着……有时候我简直工作不了。当警察的，你知道，是需要动脑子的。”  “当然了，”特拉威斯说，“我会让你的精神宁静下来的。艾维盘专能治你这种病。”没有想到会这么顺利。“至于绞痛的病嘛，”他又开始用铅笔嗒嗒达地敲起桌子来，“当然，一时不可能确诊……你需要细心观察每次犯病的情形……你觉得是什么引起来的，这样就完全有可能把它控制住，让它根本不再犯了。”  “可是到底是什么病啊？”  特拉威斯说：“有一些病名，外行人听起来总是吓得要命。我真希望我们能用H2O这样的符号来表示癌症，这样人们就不会那么心惊了。心绞痛也是这样一个字眼。”  “你认为是心绞痛吗？”  “完全是心绞痛的病症。但是得了这种病的人也能活很多年——甚至还能有节制地继续工作。咱们得仔细研究一下你还能做多少工作。”  “我要不要告诉我的妻子？”  “用不着瞒着她。我怕你将不得不——退休了。”  “还有什么别的吗？”  “只要好好护理，你倒不一定死于心绞痛。在这个病发作以前，你还不定怎么死呢。”  “换言之，心绞痛也可能随时要我的命，我想。”  “我对什么都不能保证，斯考比少校。我甚至不敢断定绝对就是心绞痛。”  “那么我就给专员透个信儿吧。在没有确诊之前我不想惊动我的妻子。”  “如果我是你的话，我就把刚才咱们谈的这些告诉她。让她有个心理准备。但是你也要告诉她，如果细心护理的话，你还可以活许多年。”  “我睡不着觉的事呢？”  “这个药是管睡觉的。”  当斯考比身旁放着个小包，在汽车里坐定的时候，他想：现在只要我选择一个日子里。他很久很久没有发动马达，他心里产生了一种敬畏的感觉，好像医生真的宣判他死刑了。他的眼睛停在一滴光滑的火漆上，仿佛看到的是一块凝固的伤痂。他想：我一定还要谨慎从事，要非常谨慎。可能的话，不要使任何人犯疑。不仅是为了人寿保险金，还需要使别人的幸福不受损害。一个中年人死于心绞痛还容易被人忘记，但是自杀就不容易忘记了。  他把药包打开，开始研究服用的说明。他不知道致死的剂量是多少，但是如果一次吞服十倍于正常服用的数量，肯定会达到目的。那就是说，九个晚上，每晚把一服药拿出来，秘密收藏起来，留着第十个晚上一次吃下去。必须在日记里编造出更多的根据，一直要写到最后一天——11月12日。另外，还要把下一周的一些约会安排好，绝对不能让人在他的行为中看出有任何永诀的暗示。这是一个天主教徒所犯的最严重的罪——一定不要叫人看出一点儿漏洞来。  先去看专员……他驾着汽车向警察局驶去，把车停在教堂外边。他要犯的罪给他一种庄严神圣的感觉，这种感觉笼罩着他，几乎使他觉得像浸沉在幸福里似的。终于要付诸行动了，他以前胡乱摸索、得过且过的日子太长了。为了收藏好，他把药包放在口袋里。他携带着自己的死亡走进了教堂。一个黑人妇女正在点燃圣母像前的蜡烛，另一个合着手凝视着祭坛，买菜的提篮放在身旁。除了这两个人以外，教堂里没有别的人。斯考比在教堂后边坐下，他不想祈祷——祈祷有什么用呢？如果是天主教徒的话，答案是不言而喻的：犯了不可饶恕的罪行，祈祷是无能为力的。虽然如此，斯考比还是又悲哀又羡慕地看着教堂里另外的两个人。她们仍然是他已经弃绝的这块国土的居民。这就是爱别人所付出的代价——永世被剥夺掉上帝对自己的爱。如果还年轻，他也许会欺骗自己说，这一代价付出得有价值，但是这样欺骗自己有什么用呢？  即使不能祈祷，坐在教堂后面，从最远的地方望着耶稣受难地，至少还是可以同上帝讲几句话吧！他开口说：啊，上帝，我是唯一有罪的人，因为我从一开始就知道我做的事会落个什么结果。我宁愿给你痛苦，而不愿意给海伦或我妻子痛苦，因为你受折磨我是看不到的，我只能在想象中看到。但是我能加于你的——或者加于她们身上的，都有一个限度。我活着的时候，不能丢弃她们中的任何一个，但是我可以死，从而把我从她们的血流里清除出去。她们因为我而生病，我可以把她们治好。你也是这样的，上帝——你也因为我而生了病。我不能这样一个月又一个月地继续侮辱你了。我不能在圣诞节——在庆祝你诞辰的节日时再走到祭坛前面，为了说一句谎话再领你的血和肉。我做不出这种事来了。一旦你永远失去了我，对你说来会好过得多。我知道我做的是什么，我不是在请求你的慈悲，我在使自己遭受永恒的惩罚，不管那意味着什么。我一直希望得到平静，我以后再也不知道什么是平静了。但是在我走出你的圈子以外后，你就会得到平静了，再也不用扫除地面来寻觅我、翻山越岭来查找我了。你就会把我忘记，上帝，永远把我忘记。斯考比的一只手攥住衣袋里的小包，好像在许愿似的。  谁也不可能没完没了地进行独白，总是有另外一个声音要搭茬，或迟或早每一场独白都将变成一次讨论。他现在不能让另外一个声音再保持沉默了。那个声音在他的体内说起话来，仿佛是为了罚他入地狱而放在他体内的那个圣体喊叫出声来了。你说你爱我，可是你却要对我做出这种事来，要永远使我失去你。我是用爱把你塑造的。我洒下的是你的眼泪。我把你从远非你所能了解的一切苦难里救出来。我把这种对平静的渴望栽到你的心里，只是为了有一天我可以满足你的愿望，看到你的幸福。可是，现在你却要把我推开，要我再也抓不到你。当我俩这样谈话时，并没有大写字母把你我分开。在你对我讲话时，我不是用大写字母开头的“你”，而只用简单的“你”；我同随便哪一个乞丐一样的卑微。你不能像相信一只忠实的家犬一样的相信我吗？两千年以来我对你一直是忠实的。你现在所要做的，只是按一下铃，走进忏悔室去，告解……悔悟已经在那里了，它正在你心头上挣扎。你缺少的不是悔悟，只是几个简单的行动；去到那所尼森式房屋去告个别吧。或者如果你一定要那样做的话，你就继续斥责我，但是不要再继续说谎。回到家里去同你的妻子告别，同你的情妇住在一起。只要你活下去，迟早你会回到我身边来的。她们中的一个会有痛苦，但是你难道不相信我？我不会使她们的痛苦太大的。  体内的声音沉默了，他自己的声音绝望地回答道：不，我不相信你。我爱你，但是我从来没有相信过你。如果我是你创造的，你就也创造了我的这种责任感，我像背负一个重担似的走到哪里就背负到哪里。我当警察并没有白当——我要为秩序负责，要伸张正义。对于我这样的人这是最合适的职业。我不能把责任推给你。如果我能这样做，我就是另外一个人了。我不能为了拯救自己而使她们中的哪个人受痛苦。我是负责任的，我要按照我能做的唯一方法把这件事情结束。一个人生病而死，对她们说来只意味着短暂的痛苦——谁都免不了一死。我们所有的人都屈从于死亡。我们不甘忍受的是生活。  只要你活一天，那声音说，我就抱有希望。人失去希望怎能同上帝失去希望相比呢？你能不能就这样活下去，像你现在这样？那声音恳求说。第一次它都把价格降低一些，就像市场上的一个小商贩似的。它解释道：还有更坏的行为呢。但是他却说：不，没有了。这是不可能的。我爱你，我不在你的祭坛上继续侮辱你了，你知道这是一条死路，上帝，一条死路，他攥着衣袋里的药包说。他站起来，转过身，背向祭坛，向门外走去。直到他在汽车里的反光镜中看见自己的面孔时，他才发现，因为一直隐忍着泪水，眼睛已经又红又肿了。他开着车，向警察局和专员办公室驶去。

第三卷 第二部 第三章
<h4>一</h4>    11月3日。昨天与专员谈心绞痛确诊事，一俟物色到接任人选，我决意立即退休。午后二时气温九十一华氏度。因服用艾维盘，睡眠颇佳。  11月4日。与露易丝同去参加七点半早弥撒。因绞痛有复发迹象，未俟领圣体即回。晚间告诉露易丝：恐在任满以前即必须退休。未提心绞痛，只告诉她心胸憋闷事。又因艾维盘作用，一夜沉睡。下午二时气温八十九华氏度。  11月5日。惠灵顿街连续发生偷窃煤油灯案件。为调查库房失火事上午在阿基卡威商店逗留颇久。下午二时气温九十华氏度。送露易丝去俱乐部换书。  11月6日—10日。第一次未能按日记日记。连日绞痛频犯，不想做任何耗费体力活动。痛时有如钳夹，延续约一分钟左右。走路过半英里即可能有疼痛感。最近两夜虽服艾维盘，睡眠仍不佳，可能系担心病痛所致。  11月11日。赴特拉威斯医生处复诊。心绞痛似已确定。晚间告诉露易丝此事，但也谈到如细心护理还有多年可活。与专员讨论早日回国事。但下月无论如何尚不能启程，因今后两三周法案审理案件颇多，都需我出庭作证。应邀13日去菲娄威斯家、14日去专员家晚餐。下午二时气温八十八华氏度。<h4>二</h4>    斯考比放下笔，在吸墨纸上揩了揩手腕上的汗水。这一天是11月12日，时间大约是六点左右。露易丝正在海滨。他的脑子非常清醒，但是从肩膀一直到手腕，神经却有一种昂奋的感觉。他心里想：我已经到了尽头了。从那一次在警报器尖啸声中冒着大雨走向山上的尼森式房屋，从那一幸福的时刻起，已经过了多少个年头了！过了这么多年，还不到结束自己生命的时候吗？  但是还必须继续进行一些欺骗，要让人觉得自己好像能活得过今夜去，要只有自己一个人心里有数地向人们告别。他向山头走去，为了防备有人注意他的行动，他走得很慢——他不是在生病吗？在走到尼森式活动房屋附近时，他才拐了弯。他不能一句话不说就这么死掉——但是他该说什么呢？啊，上帝，他祷告着，让我能找到恰当的话吧！但是在他敲过门，室内没有人回答时，他知道根本不必说话了。她这时也许正同巴格斯特在海滨呢。  门没有上锁，斯考比走了进去。在他的思想里，很多年已经过去了，可是在这间屋子里时间却是静止的。那瓶杜松子酒可能仍然是那个佣人偷喝过的那一瓶——那是多久以前的事了？发给下级职员用的几把椅子死气沉沉地摆在屋子里，好像是电影的道具。他不能相信这些椅子会有人搬动过，正像那只坐垫——是卡特太太送的吧——摆在原处没有人碰过一样。床上，午睡时枕过的枕头并没有拍打过，他把一只手放在脑袋枕过的温暖的凹坑上。啊，上帝，他祷告说，我就要永远永远离开你们了！让她早一些回来吧！让我再同她见一面吧！但是炎热却在他身边变得阴凉，谁也没有回来。六点半露易丝就将从海滨回来了，他不能再等下去。  他想，我必须给她留个条子，也许在我还没有写完的时候，她就回来了。他感到心头一阵绞痛，比他向特拉威斯医生编造的疼痛更加难忍。我永远也抚摸不到她了。今后二十年，她的嘴唇只有给别的人亲吻了。大多数爱人欺骗自己说，生时不能成为夫妻，死了以后还是可以百年长聚的，但是斯考比却知道自己的未来是什么：永恒地被剥夺掉一切。他开始寻找一张纸，然而却连一个拆开的旧信封也找不到。最后他以为发现了一个装纸的盒子，走近一看，原来是海伦的那个集邮簿。他信手把它打开，完全没想到自己要做什么。一下子他感到命运又向他投掷出一支矛枪，因为他清清楚楚地记得插在这页上的一枚邮票，记得这枚邮票如何沾上杜松子酒的情形。她会把这枚邮票揭下来的，他想，但是这一点儿关系也没有；她告诉过他，没有人能够看出来什么地方缺少了一枚邮票。斯考比甚至在自己的衣袋里也寻不出一个纸块，在突然袭上心头的一阵妒火中，他把这枚印着乔治六世头像的小绿邮票拿下来，用墨水在下面写了“我爱你”三个字。她是不能把这个弄掉的，他怀着残忍而又绝望的心情想，这字迹是消灭不掉的。一时他的感觉有如给敌人埋了一枚地雷，但是哪里有什么敌人呢？他不是把自己当作一艘危险的沉船正准备从她的航道上清除掉吗？他走出房子后把门关上，慢慢地向山下走去——可能还会在路上遇见她。现在他无论做什么事都是最后一次了——真是一种奇怪的感觉。今后他永远也不再到这里来了。五分钟以后他从食橱里取出另一瓶杜松子酒的时候，又想，我以后再也不会开一瓶新酒了。能够反复做的动作越来越少了，不要过多久，就只剩下一件只能做一次的事——把药吞下去。他端端正正地拿着杜松子酒瓶，站在那里想：在那以后地狱的生活就开始了，而她们——海伦、露易丝，还有你，亲爱的上帝，就都会因为没有了我而变得安全了。  晚饭饭桌上，他故意大谈下个星期要做的几件事：他怪自己不该接受菲娄威斯的邀请，又解释说，第二天到专员家吃晚饭实在是不得已——有不少事要借这个机会商量一下。  “有没有希望，蒂奇，在休息一段时间以后，休息很长一段时间以后……”  “继续干下去，无论对他们还是对你都不公正。我的身体随时都可能垮掉。”  “真得退休吗？”  “是的。”  她开始讨论起将来在什么地方安家的事来，他觉得疲倦得要命。为了对这一个或那一个虚无缥缈的乡村、对他们明明不会住进去的房屋装得很有兴趣，需要他运用自己的全部意志力。“我不想住在伦敦郊区，”露易丝说，“我真正喜欢的是在肯特郡弄一所带檐板的住房，到伦敦市内非常方便。”  他说：“当然了，这要视咱们的经济能力而定。我的退休金不会很多。”  “我可以工作，”露易丝说，“战时找一个工作并不难。”  “我希望不用你出去工作也能对付。”  “我可以工作，我不在乎。”  到了上床的时间了，他觉得非常不愿意让她走开。她一旦走掉，除了死以外再也没有什么事情要做了。他不知道该如何留着她不让她走——他俩共同有关的事都已经谈完了。他说：“我在这里再坐一会儿。也许再坐半个小时我就困了。除非不得已，我还是不想吃艾维盘。”  “到海滨去了一趟，我有点儿累了。我要上床去了。”  他想：在她走了以后，我就要永远成为孤鬼了。他的心扑通通地跳着，一种由于对一切都感到可怕的不真实而产生的厌烦的感觉紧紧抓住他不放。我自己也不能相信我就要做那件事了。我马上就要站起来上床去睡觉，生活就会重新开始了。任何事、任何人都不能强迫我去死。虽然那声音不再是从他的胸腔里同他讲话，他却觉得有几个手指在戳着他，想把它们的痛苦用无言的信息传给他，拼力在留住他……  “怎么回事，蒂奇？你的脸色很难看。你也上床去睡觉吧！”  “我不想睡。”他固执地说。  “我能替你做点儿什么？”露易丝问，“亲爱的，我什么都愿意做……”她的柔情像是死刑的宣判书。他对那些在绝望中拼命掻扒他的手指说，啊上帝，那总比背负着重担好得多……我不能给她痛苦，我也不能让你再痛苦下去。啊，上帝，如果你像我了解的那样爱我，你就帮助我离开你吧。亲爱的上帝，把我忘了吧！但是那些无力的指头仍然轻轻地按捺着他。他过去从来没有这样清楚地看透，上帝居然也这样软弱。  “没什么，亲爱的，”他说，“我不能老让你陪着我了。”但是当她刚向楼梯那边转过身去的时候，他马上又开口说：“给我读一点儿什么吧。你今天收到了一本新书。给我读一点儿。”  “你不会喜欢的，蒂奇。那是一本诗集。”  “没关系。读一点儿也许能起催眠作用。”她读的时候，他几乎没有听。人们说你不能同时爱两个女人，但是如果不是爱又是什么感情呢？这种对于他将再也看不到的事物的如饥似渴的眷恋是什么呢？那正变得灰白的头发，那出现在脸上的神经质的线条，那逐渐发胖的身体紧紧抓住他，就是当年她美丽的容颜也没有这样把他的心攫住。她没有穿防蚊靴，她的拖鞋早就该修补了。我们爱的并不是美丽，他想，我们爱的是失败——无法永远保持青春的容颜，神经越来越不健全，身体日渐衰老。美丽颇有些像成功——我们是不能长久地喜爱成功的。他感到一种非常强烈的欲望，要尽到保护别人的责任——但是这不正是我要做的吗？我将要保护她，永远不叫她受到我给她的伤害了。她朗读的几个句子突然钻进他的耳朵里：    我们都在跌落。这只手也在跌落——  大家都害了一种无法抵御的跌落症。    但是永远有一个人，他温柔的手掌  把所有人托住，谁也不能跌穿[82]。    这些话听起来像是真理，但是他还是不要听。安慰的话到处都能找到。他想：那两只手是不能把我托住的，我会从指缝里滑过去，我全身都涂满了虚假和不忠实的润滑油。信任对他来说是死的语言，他已经忘记它的语法了。  “亲爱的，你快要睡着了。”  “我打了个盹儿。”  “我要上去了。你少待一会儿就上床去吧。也许今天晚上你用不着服艾维盘了。”  他看着她离开自己。蜥蜴一动不动地趴在墙上。但是在她还没走到楼梯口的时候，他叫住了她。“上床以前，你要同我道个晚安呀，露易丝。我上床的时候也许你已经睡着了。”  她在他的额头上随便吻了一下，他也漫不经心地摸了一下她的手。在这最后一夜，一定不能做出什么奇怪的举动来，要让她以后回忆起来想不到有什么懊悔的事来。“晚安，露易丝。你知道我是爱你的。”他故意用轻松的语气说。  “当然是这样，我也爱你。”  “是这样的。晚安，露易丝。”  “晚安，蒂奇。”为了不使她生疑，他也只能做到这个地步了。  他一听到楼上关门的声响，马上取出那个装着十服艾维盘的硬纸纸烟盒来。为了保险起见，他又加上了两次服用的剂量——十天多服两剂肯定不会引起人们的猜疑。这以后他喝了一大口威士忌，一动不动地坐着，像拿着一捧种子似的攥着那些药片，等着勇气上来。他想：我现在已经绝对的孤单了，冰点已经到了。  但是他还是错了，孤寂本身仍然有它的声音，它对他说，把那些药片扔掉，以后你再也不会积攒这么多了。你就会得救了。不要再演戏了。从楼梯走上去，上床去睡一个好觉。明天清早你的仆人会把你叫醒，以后你就开车去警察局，做你每天通常的工作。那声音拼命拖长“通常”这个词，就好像那个词含有“幸福”和“宁静”的意思一样。  “不，”斯考比大声回答，“不。”他把药片放在嘴里，一次服六粒，分两次把它们冲了下去。接着，他打开日记，在11月12日下面写道：去海·罗处，未遇，下午二时气温……句子突然中断了，好像就在这一时刻最后一次心绞痛把他抓住了。这以后他笔直地坐着，等着死亡降临的任何征兆。他似乎等了很久很久；他一点儿也不知道死亡会怎样来到他身上。他想祈祷，但是却记不起《圣母经》的词句了，他只感到自己的心咚咚地跳动着，就像时钟在报时一样。他又试着背诵一遍《悔罪经》，在他背到“我感到悔恨，祈求宽恕”的时候，门上边凝聚起一块阴云，逐渐飘浮下来，把整个屋子遮盖起来；他记不起自己为了什么需要痛悔了。他的两臂必须拼命支撑着，才能保持挺直的姿势，但是他也忘记为什么他要保持这样的姿势了。他觉得他听到远处某个地方有人痛楚的喊叫声。当阴云变得越来越浓的时候，他大声说：“暴风雨，暴风雨来了。”他想站起来去关窗户。“阿里，”他喊道，“阿里。”他觉得屋子外面有一个人正在找他、正在喊叫他，他做了最后的一次挣扎，想告诉那人自己在哪里。他站了起来，听到自己的心怦怦地敲击出答案。他有一个信息要传达出去，但是黑暗同狂风暴雨却把那信息窒闷到他的胸腔里。与此同时，在房子外面，在那个像重锤敲击似的在他的耳鼓里砰砰鸣响的世界的外面，一个人一直在来回游荡，想要走进来，一个人在哀求他帮助，一个人非常需要他。听到了那呼救的喊声，听到了受难者的哀叫，斯考比身不由己地想奋力有所行动。他从无限遥远的地方召唤回自己的知觉，预备做出回答。他大声说：“亲爱的上帝，我爱……”但是他已经力不从心了，当他的身体摔倒在地上的时候，他什么也感觉不到了，他也没有听见从他身上甩落的一个圣章发出的丁零零的声音。那圣章像一枚硬币似的旋转着一直滚到冰箱下面，并没有谁记得起上面的圣徒是什么人。

第三卷 第三部 第一章
<h4>一</h4>    威尔逊说：“我一直克制着自己没有到你这里来，可是我总想，也许我能帮点儿什么忙的。”  露易丝说：“大家对我都非常好。”  “我没有想到他病得这么厉害。”  “你对他的侦查在这件事上似乎不怎么成功，是不是？”  “侦查是我的工作，”威尔逊说，“而且我爱你。”  “你这句话说得真流利，威尔逊。”  “你不相信我吗？”  “我对那些口口声声说爱呀、爱呀的人哪个都不相信。他们实际上说的是我自己、我自己。”  “这么说你不同我结婚了？”  “这似乎不太可能，你说是不是？但是过一段时间，我也许会的。我还不知道寂寞会叫我做出什么样的事来，但是咱们不要再谈爱了。这是他最喜欢说的谎言。”  “对你们两个人都说的谎言。”  “她对这件事有什么反应，威尔逊？”  “今天下午我在海滨看见她同巴格斯塔在一起。我还听说昨天晚上她在俱乐部喝醉了。”  “她的举止太不庄重了。”  “我永远也弄不明白他看上了她哪一点。我永远也不会对你不忠实的，露易丝。”  “你知道，他临死的那一天还到上面去看过她。”  “你怎么知道的？”  “那里面都写着呢。在他的日记里，他在日记里从不写假话。他从来不说与他本意相违的话——像爱谁的话。”  斯考比匆匆忙忙下葬后已经过了三天了，死亡证明书是特拉威斯医生签署的——心绞痛。在这种地带尸体解剖是困难的，再说也完全没有这个必要，虽然，特拉威斯医生为了谨慎起见还是查对了一下斯考比服过的艾维盘。  “你知道吗？”威尔逊说，“当我的佣人告诉我他突然在半夜里死了的时候，我曾经想过他是自杀的。”  “真是奇怪，”露易丝说，“现在他人不在了，我谈论他一点儿也感不到有什么拘束。我确实还是爱他的，威尔逊，我确实是爱他的，但是他现在好像已经离我很远很远了。”  看来他死后没有留下什么东西，除了几身衣服和一本门德语语法。此外在警察局还有一抽屉七零八落的东西和一副生锈的手铐。这所房子还同从前一样：书架上摆满了书。威尔逊觉得这个地方一向就是她的家，而不是他的。是不是纯粹由于幻想，他们的声音听起来带着些回音，仿佛是在空屋子里讲话似的？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她的事？”威尔逊问。  “我就是为了这个才回来的。卡特太太写信告诉我了。她说大家都在议论这件事。他当然不知道，他以为自己做得很聪明。他差一点儿也叫我相信——事情已经过去了。他照样去领圣体。”  “他这样做良心过得去吗？”  “有的天主教徒就是这样，我想。做过告解，再从头开始。但是我想他还是比这种人更诚实一些。一个人死了以后，许多事慢慢地就都被发现了。”  “他从尤塞夫那里拿过钱。”  “这我现在也可以相信了。”  威尔逊把手搭在露易丝的肩膀上说：“我对你说真心话，露易丝，我爱你。”  “这我确实相信。”他们并没有接吻。这样做还太早了一点儿，但是他们却并肩坐在这间空荡荡的房子里，手拉着手，听着秃鹫在铁皮屋顶上走来走去。  “那就是他的日记啰？”威尔逊说。  “他正在记日记的时候死的——噢，那里面没有什么有意思的事，就是些气温什么的。他每天都记录当天的气温。他这个人一点儿也没有浪漫主义气质，天晓得她看上了他什么，值得干出这种事来。”  “我看看他的日记成不成？”  “如果你想看的话，”她说，“可怜的蒂奇，他没有留下什么秘密。”  “他的秘密从来就不是什么秘密。”威尔逊翻了一页，读了读，又翻了一页。他说：“他睡眠不好日子很久了吗？”  “我一直以为不论发生什么事他都睡得像死木头一样。”  威尔逊说：“你注意到了没有，他这些讲到失眠的话都是另写的——后来加上的？”  “你怎么看出来的？”  “只要比较一下墨水的颜色就知道了。还有这些服艾维盘的记载——做得很精心、很仔细，但是首先就是墨水的颜色不同。”他说，“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思索。”  她恐惧地打断他的话说：“啊，不会的，他不可能做出那件事来。不管怎么说，归根结底，他是一个天主教徒啊。”<h4>二</h4>    “让我进来一下吧，我只要喝一小杯酒就走。”巴格斯特请求道。  “我们在海滩上喝了四杯了。”  “再喝一小点儿，再喝一杯。”  “好吧。”海伦说。在她看来，今后任何人提出任何要求，她好像都再也没有理由拒绝了。  巴格斯特说：“你知道，这是你第一次让我走进你的房间。你这个地方布置得真不错，谁能想到一间尼森式活动房屋能够这么舒服？”她想，我们两个面孔都这么红通通的，满嘴杜松子酒气，倒真是一对儿。巴格斯特用湿润的嘴在她的上唇上吻了一下，又开始四面打量起这间屋子来。“哈哈，”他说，“我又看见我心爱的酒瓶了。”在他们各自又喝过一杯杜松子酒以后，巴格斯特把他的制服上衣脱掉，小心翼翼地挂在一张椅子背上。他说：“让咱们松快一下吧，谈谈爱情吧。”  “需要吗？”海伦说，“现在就……”  “到了开灯的时候了，”巴格斯特说，“天已经暗了。咱们也该让乔治把操纵器接过去了……”  “谁是乔治？”  “就是自动驾驶仪[83]啊！你有不少东西要学习呢。”  “看在上帝的份上，下一次再教我吧。”  “现在是轰炸的最好时间了。”巴格斯特说着一步紧似一步地把海伦往床上推。为什么要拒绝他呢？她想，为什么要拒绝，如果他要这样做的话？巴格斯特也好，任何一个别的人也好，对我来说还不都是一样？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我爱的人了；至于这个世界之外，即使有我爱的人，也不能算。所以，如果这些人非常想“轰炸”（这是巴格斯特的术语）的话，为什么不肯满足他们的要求呢？她一声不出地仰面躺在床上，闭上了眼睛，在幽暗中感觉不到有任何东西的存在。只剩下我一个人了，她想。她一点儿也没有怜悯自己的意思，她只是在述说一个事实，就像一个探险家在同伴都遇难后可能说的话一样。  “老天，你一点儿也不热情。”巴格斯特说，“你一点儿也不爱我吗，海伦？”他嘴里的杜松子酒味一阵阵向她扑来。  “不爱，”她说，“我什么人也不爱。”  他非常生气地说：“你就爱斯考比。”但是他马上又加了一句，“对不起，我说这样的话太不应该了。”  “我什么人也不爱。”她又重复道，“你不能爱一个死人，是不是？他们不存在了，是不是？爱死人就如同爱绝了种的渡渡鸟一样，不是吗？”她问他说。她似乎期待着谁能解答她的这些疑问，哪怕是巴格斯特呢，也可能给她一个回答。她仍然闭着眼睛，因为她觉得在黑暗里自己离死亡更近一些——把她唯一爱过的人夺去的死亡。床摇动了一下，巴格斯特沉重的躯干从上面爬下来，椅子发出一声吱溜的轻响。他取下自己的上衣来。他说：“我还不是一个那么没有心肝的人，海伦。你没有这种情绪。明天能见到你吗？”  “明天见吧。”再没有什么理由拒绝任何人的任何要求了，虽然如此，她还是感到了无比的轻松，因为刚才她并没有被要求做什么。  “晚安，好姑娘，”巴格斯特说，“我再来看你。”  她睁开了眼睛，看到一个穿着灰蓝色军服的陌生人正在门边晃悠。对一个生人是可以无话不谈的——他们听完了就走到别处去，把什么都忘了，他们像是来自另一世界的旅客。她问：“你相信上帝吗？”  “啊，我想我相信。”巴格斯特一边揪着自己的小胡子一边说。  “我真希望我也相信。”她说，“我真希望我也相信。”  “啊，你知道，”巴格斯特说，“很多人都相信上帝。我该走了。晚安。”  她闭着眼睛，在一片黑暗里又剩下她一个人了。她刚才说的那个希望像胎儿似的在她的身体里蠕动着。她的嘴唇动了动，但是她能背诵的只是这样一句：“永远，永远，阿门……”其他的她都忘了。她伸出手去，摸了摸旁边的一个枕头，仿佛是，她仍然抱着万一的希望能够证实自己不是孤单单的一个人，仿佛是，如果这时候她不是孤单一个人，她就永远也不会孤独了。<h4>三</h4>    “我可能永远注意不到，斯考比太太。”兰克神父说。  “叫威尔逊看出来了。”  “我也说不出为什么，我不喜欢眼睛这么尖的人。”  “这是他的职业。”  兰克神父很快地瞥了她一眼：“会计师的职业？”  她忧伤地说：“神父，你不能给我一些安慰吗？”兰克神父心里想：啊，一个家庭要是死了人竟有这么多话要说，这么多旧账要翻，这么多议论、问题和要求——在寂静的边缘上要有这么多声响！  “在你的生活中，斯考比太太，已经有人给了很多很多安慰了。如果威尔逊的猜想是真的，需要我们安慰的应该是你死去的丈夫。”  “我知道他的一些事，你是不是也都知道啊？”  “我当然不都知道，斯考比太太。你做他的妻子已经十五年了，不是吗？神父只知道一些无关紧要的事。”  “无关紧要？”  “啊，我是说只知道一个人的罪过，”他有些不耐烦地说，“来找我们的人谁也不是来袒露自己的美德的。”  “我想你是知道罗尔特太太的事的。这事差不多谁都知道。”  “可怜的女人。”  “我不懂为什么可怜。”  “我对每一个同我们的一个教徒在这方面发生牵扯的幸福、无知的人都感到可怜。”  “我的丈夫不是个好教徒。”  “这是挂在人们嘴边上的一句最愚蠢的话。”  “而且最后弄到这么一个——可怕的结局。他一定早就知道他正一步步地走向地狱。”  “是的，他知道。他从来不相信自己会得到宽恕——尽管他相信别人都会得到。”  “连为他祈祷也没有用……”  兰克神父啪的一声把日记合上，非常生气地说：“看在老天的份上，斯考比太太，关于上帝宽恕谁不宽恕谁的事，千万别认为你——或者我——能够了解万分之一。”  “教会说……”  “我知道教会会怎么说。教会什么规矩都知道，就是不知道一个人心里想的是什么。”  “这么一说，你认为还有一点儿希望？”她像是感到厌倦似的说。  “你对他的怨气这么大吗？”  “我已经没有怨气了。”  “你认为上帝会比一个女人心眼儿还窄？”他毫不留情地逼问说。  但是她却怯阵了，不想对有无希望的问题继续辩论了。  “噢，他为什么要把事情弄得这么一团糟？为什么？”  兰克神父说：“说起来也许有点儿奇怪——像他这样一个犯有过失的人——我却觉得，根据我的了解，他实际上是爱上帝的。”  她刚刚还否认过自己怀有怨气，这时却禁不住又从心底里挤出一股来，就像从枯竭的泪腺里又挤出几滴眼泪似的。“别的人他肯定谁都不爱。”她说。  “你这句话也可能有些道理。”兰克神父回答说。

我译的第一部英国小说《命运的内核》
傅惟慈      “秃鹫扑扇着翅膀，飞过墨西哥一个尘土飞扬的小镇广场，沉重地落在瓦楞铁房顶上……布莱顿的灯火熄灭了，留下皇宫码头上栈桥的漆黑支架和桥下幽暗的流水……西贡的穿着黑裤子的满脸皱纹的老太婆蹲在便所外面台阶上面聊天……弗里敦[84]郊外的红土路在日落时变成粉红色，转眼就被夜色吞噬了[85]。”这是英国当代文学大师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1904-1991）创造的被文学评论家称之为“格林国土”（Greenland）的一块奇异的土地。上一世纪60年代初我偶然闯进这一奇妙的国度里，就一直在其中倘佯游荡，很难再走出来。  1981年有幸去伦敦会见了这位我景仰已久、时年七十八岁的作家格林。在同我谈话时他问我：“中国人喜欢不喜欢看描写‘异国情调’的作品？”当时我不能作出明确的回答，我只能告诉他我个人是喜欢蛮荒探险一类书籍的。是的，我迷恋于格林书中展示的异国风光——非洲原始雨林，拉美某个国家的小镇，土著人奇异的衣着、头饰和地处森林深处的一座麻风病院……但是更加打动我的是这位作家用沉重笔墨展现给读者的精神世界——痛苦煎熬着的灵魂，善与恶、灵与肉的较量。在他眼中，邪恶在现实生活中常常过于强大。“恶在人间畅通无阻，而善却不能再在世间漫步。”这是格林自己承认的他的作品的基调。但是对一位一生写了近三十部小说、五本短集篇、七个剧本以及大量论文随笔的多产作家——主题不同，背景各异，且各个时期风格也变化不定——我们是无法用概括的言辞给他的作品定调的。可以指出的是，格雷厄姆·格林在创作态度上始终站在弱小者一边，始终同情受压迫、受凌辱的社会下层人民。他主持正义，不能容忍专制、暴政和社会的不公正；虽然皈依了天主教，却不受教义约束，而且时常向教会挑战。1948年，在同另外两位英国作家的通讯中，格林承认，为了忠于自己的想象，常常陷入某种程度“不忠于”教会的境地。正是因为他要根据自己的良知，“根据自己的观察来反映真实”，他才得罪了罗马教廷，受到谴责。在美国麦卡锡主义猖獗的年代里，他还因为“左倾”思想被拒签入境。在一本涉及西班牙内战的小说中，他站在国际纵队一边；在以哈瓦那为背景的书中，他反对巴蒂斯塔独裁专政，明显地对革命派表示同情。他写的几部“政治小说”也无一不流露出“左倾”思想。格林虽然从来没有宣传社会主义，但并不把宗教信仰看作济世良方。至于究竟是什么才能使世人免于邪恶之灾，什么才能拯救现代社会，消除压迫和不公正，这位智者并未给予读者明确的回答，他只是把自己看到的写出来，叫读者自己思索，寻找出路。他所做的只是运用艺术手法叫人们看到人类社会众多无法容忍的丑恶现象，揭示人的内心世界，叫人了解自己正在迷宫中徘徊，惶惑无主。我想，正是他的作品的这种启迪作用才奠定了他在文学史中的地位吧！  但我只是一个疙疙瘩瘩的翻译匠，没有能力评论一个作家，特别是像格林这样一位世界观复杂的作家。我把自己喜爱的、受到感动的作品译出来，只是希望叫更多的人同我一样能在文坛的荒原上（特别是在二十多年前我国那一严峻时代）看到路边一丛丛绿草，驻足休息，环顾一下四周，再继续赶路。在这篇文稿里，我要做的也只是简单说一说我如何发现“格林国土”，格林的一本书如何引起我的共鸣，叫我阅读以后，决心等待时机把它译成中文，与读者共享。叙述这件事还要从上世纪60年代说起。  自从我走上工作岗位以后（1950年），因为不能全心全意投入本职工作（教学），更因为条件的方便（高等院校），时间略比一般人富余一些，就以一个小兵身份挤进了文学翻译的队伍。新中国成立初期，西方文学除了莎士比亚、狄更斯等少数经典作家外（这些大作家的作品早已为专家们介绍了），现当代文学是一个禁区。偶然有几本书要介绍，我也无缘插足。将近十年，我翻译的一直是德国文学和译成德文的东欧一些国家的作品。但就是在这个时期，我意外地找到了精神避难所，叫我度过一段难忍难挨的日子。我所在的学校从英国聘请来一位年轻外教，为教师进修英语。这位名叫威尔金逊的英国人带来了上百本“企鹅丛书”，绝大部分都是英国现当代文学。这些书存在资料室由我登记上架，供教师借阅。当然了，我还要负责看看书中有什么“不妥”的内容。就这样，我一头钻进英国现当代文学里。弗吉尼亚·伍尔夫、E.M.福斯特、多丽丝·莱辛、约翰·韦恩、萨默塞特·毛姆……许许多多过去我只闻其名或者连名字也没听说过的文学家各自把他们的杰作呈现在我面前。什么意识流啊，荒诞派啊，黑色幽默啊……像一道道珍馐奇馔供我品尝。在这些书中我找到一小片宁静的天地，正像在风暴里有一个平静的中心一样（这是格雷厄姆·格林使用的一个比喻）。是的，我就是在这样严峻的日子里邂逅了这位英国大作家，踏上他笔下光怪陆离的土地的。威尔金逊带来的一批书里面格林作品大概有五六本，除了我日后翻译的《命运的内核》外，还有两本作者自称的“消闲作品”（Entertainment），其中一本《一支出卖的枪》后来也由我译出，收在我主编的《外国现代惊险小说集》里。从表面上看，《命运的内核》只是一个情节并不复杂的爱情故事。二战期间，英帝国在非洲西海岸塞拉利昂首都弗里敦的警察署副专员斯考比是个正直虔诚的天主教徒。为了满足妻子的虚荣心，斯考比违心向一个叙利亚商人借贷了一笔款项，送妻子去南非度假。从此斯考比就落入这个奸商掌心，受尽威胁利诱，一步步走向坠落。斯考比对妻子的爱出于对她的怜悯。“怜悯像是他心头上一块溃疡，他永远也不能把它去掉。”同样是出于怜悯，在妻子去了南非以后，他对一个在海上沉船后漂流了四十天、从九死一生中逃出来的年轻女子产生了爱情，使自己更深地陷入无法摆脱的困境。“卑鄙、恶毒、势利”的环境气氛，对两个他同样怜悯着的妇女的不能推卸的责任，知道自己的仆人被人杀害却未加阻拦，沉重的犯罪感……最终把他逼上绝路，只能以自杀了结生命。按照天主教教义，自杀意味着甘愿进入地狱。读者尽可以不同意一个天主教作家为小说结局覆盖的这样一层宗教色彩，但不能不为一个正直善良的人感到悲悯，对现实的严酷无情感到悲愤。我的处境与生活自然同西非一名警察专员相差十万八千里，但我却做着同样的噩梦。生活中到处是陷阱，不管你如何谨慎，迟早仍旧要跌进去。一个迷失前途的人阅读一个身处绝境的人的心路历程，他的感触多么深是不言而喻的。尽管他不同意那种解脱方式，他却能体会到那人的痛苦和走投无路的感觉。  把《命运的内核》一字一句译了出来，献给读者，除了对我自己是个小小的纪念外，也还是怀着一个微小的希望。如果有人受到生活煎熬，他应该知道世上正在经受折磨的人绝不止他一个。格雷厄姆·格林看到的阴暗面是否太多了？也许是的（至少在他的一部分作品里如此）。然而在我们所处的社会里，危机还少吗？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军事冲突、文化冲突、环境污染……且不谈道德和精神在这样一种危机四伏的形势下横遭亵渎和阉割，人类如果有一些更多的危机感、不安全感，大概总比沾沾自喜地活在“愚人的天堂”（fool&#39;s paradise）里更明智些吧！  1968年，我再次把《命运的内核》打开，这已是我第X遍翻读这本小说了。故事早已烂熟，我现在专心研读作者的语言，同我过去翻译的充满框架结构的沉重德语不同，格林的语言简练、精确、朴实无华却又很有分量，不少词句读起来像是一记记重锤敲打到心上，在平凡的叙述中流露出诙谐和机智。我惊异大师的文笔，也惊异他细致入微的心理剖析。这里不妨举一个例子：斯考比把妻子送上开往南非的轮船以后他的思想活动。“……现在，突然间，他真正感到了痛苦，宛如到了死亡关头。他好像是一个囚犯，在受审的时候总不相信自己犯了罪，一切都不过是个梦境，判刑也好，用卡车载赴刑场也好，都不是真实的。而突然间，他站到这里了，背后是一道没有门窗的大墙，一切都成为真实的了……”这不正是我自己的感受吗？我想到另一处作者写的两句话：斯考比“望着她走出自己的昏暗的办公室，好像望着白白浪费掉的十五年生命”。我们有谁不曾有过这种思想：望着一件事物，突然想到自己白白浪费掉的常常不止十五年的生命？  再次阅读格林，我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他的语言文字上。已经当了十余年翻译匠，出于老习惯，常常不自觉地把作者的极具特色的表述方式尝试用汉语重现，思索、默念，甚至把只言片语写在一个练习本上。从干校回来，偶然读到的英国文学专家王佐良先生的一篇论文——《论现代英语的简练》，其中多处引证了格林的比喻阐述现代英国文学的修辞手段。我发现这些摘引全部出自《命运的内核》一书，正是我在那段时期默默记读的。  《命运的内核》我于1979年译出。外国文学出版社老翻译家孙绳武先生支持我翻译这本书，他认为这是格林写的一系列讨论宗教问题小说中一部有代表性的著作，反映了作者的创作思想和世界观，在艺术上有独到之处。我的译文脱稿后，首先请他过目。因为这是我第一次翻译一本有分量的英文书，且由于作者的独特风格，有不少地方我担心处理不当。孙绳武先生仔细审阅了部分译稿，勾画出值得商榷的语句，他的意见虽然是针对个别词语提出的，但涉及直译与意译，忠实于原文与译文通达等翻译原则问题，使我受益良多。《命运的内核》于1980年由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印行。1988年译林出版社取得版权，再版发行。  1986年我去英国执教，次年第二次会见了格林。当时我有一个“宏伟”计划，想在国内出一部二十卷“格林文集”，格林慨然应诺为文集作序，并提出他心目中的入选篇目。可惜这次我在国外滞留太久（1987—1988年又赴德国任教），1988年年底回来，第二年春夏之交适逢国内一段不平静的日子。出版文集的事自然也被搁浅了。格雷厄姆·格林是在1991年4月去世的，我未能实践对他的诺言，至今感到歉疚。从1999年春天起，我又花了一年多时间，断断续续译完了格林另一本宗教小说《权力与荣耀》。这一年我已虚度七十八岁，屈指算来，正是1981年我初次会见格林这位大师时他的年纪[86]，为了回报他的情义，为了回报这位国际知名作家对一个中国译者的热忱和允诺，就让我把《权力与荣耀》的中文译本献给他在天之灵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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